我在董必武身边生活了6个年头。董老和蔼可亲、关心同志，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严格要求自己。这一切，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我是1947年4月到董老身边的。当时中共中央从延安撤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我原在中央办公厅行政科工作。4月的一天，杨科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派我到董老身边工作，照顾董老、何莲芝同志和3个孩子。记得在向西柏坡转移的行军途中，部队的马匹很缺，董老这里只有5匹马，2匹驮行李，3匹作乘骑。62岁的董老、何莲芝同志和我们分别带着孩子，大的男孩可以骑在马上，年龄小的骑不了马，只得用背马绳在背上背着。行军途中，饿了就吃炒面、啃馒头片，渴了喝些白开水，有时喝山泉、河水。住处也都很简陋。为了减少同志们的负担，董老让大家尽量合盖被子，少打些背包。我当时只有14岁，就和董老睡在一起。有时走一天路很疲劳，一躺下就睡着了。等醒来一看，被子全拽在自己身上，而董老却只盖件大衣。

行军过了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地界，我们先在阜平县城南庄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到了西柏坡。

到西柏坡后，我们住在同志阎志林老乡家里。西柏坡的群众对部队很有感情，对中央机关也很爱护。

阎志林同志把自己最好的北院腾出来让我们住，他们全家人却住进了南院两间小房里。董老嘱咐我们要爱护老乡的东西，尊重老乡．记得阎志林家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结了很多柿子。深秋一刮大风，时常有柿子掉下来。董老对我们说，要遵守纪律，不要吃老乡的东西，落到地上的柿子，要捡起来送给房东。董老说过之后，我们找了一个筐，放在院子里，顺手把落在地上的柿子捡起来放在筐里，然后送给房东。秋后我们同房东一起收柿子，阎志林夫妻俩很热情，给我们送来一大筐柿子，执意叫我们吃。董老反复同房东讲，这柿子我们不能要，你们收获这些柿子也不容易．还是拿回去到集市上换些生活用品。但房东就是不肯，董老劝不过，就让我们先收下，董老同何莲芝商量了一下，拿了些小孩穿的衣服和棉被送给了房东。

董老对别人不但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处处作出表率。到达西柏坡后，董老的工作就更忙了。经常外出视察，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很好，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老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这事让董老知道了，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井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董老做任何事情都精益求精，认真负责，1948年夏天，为了统一货币，财经委员会请董老在新的人民币上写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为了写好这几个字，董老就把纸裁成纸条，不管每天回来多晚，他都要坐下来写上几篇，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几个字的意义和用处，但我觉得这很重要，每天晚上在董老回来之前，我都细心的把墨研好。起初我研的墨不好使，董老就耐心教我怎样研墨，在写字时还嘱咐注意节约，有一次董老写完字，我在整理时，把一块已用过的吸墨纸扔了，董老发现后．说这块纸还能用，他告诉我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纸张也很紧张，要时刻注意节省。”为了节省纸张，每个纸条董老都写两遍。董老为了写好这几个字，竟写了几十张纸条，请同志们一张一张反复比较挑选。最后挑了几张比较满意的送给财经委员会。董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董老在节约方面是很细心的，就连使用过的大头针，他都让我们捡起来继续使用。

董老在西柏坡工作时，事事处处严于律己，宁可自己吃苦，也要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同志为工委书记，朱德、董必武同志为工委常委，为了方便工作，工委配备了两部汽车。董老已是花甲老人，身体也不算好，按规定外出完全应该坐车去，但他总是骑马。他讲汽车需要油，汽油在那时是很紧张的，而马只需要饲料，马不骑也得喂草料，汽车留给少奇和朱老总他们办更重要的事情。董老平常办事骑马，在会见外宾时也是骑马去，但是有—条，朱老总的大青马，董老从来不骑，因为当时是供给制，马匹在饲养棚里谁有事谁骑，董老的马有时让别人骑走了，只剩下来老总的大青马，董老宁可地下走去也不骑。我们想不通，董老解释说：“朱老总是指挥打仗的，万一要有急事马不在怎么行?

冬天，西柏坡的天气是很冷的，为了取暖，当时每个房间供给30斤煤。为了节省煤，董老号召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何莲芝同志还同我们一起上山挖树根捡树枝。这样不仅解决了取暖问题，还节省下了煤，支援其他首长办公取暖。我们因此受到了机关的表扬和奖励。

在西柏坡时，住房物资都很紧张，我当时盖的棉被很薄，只有3斤半重，被子还缺了一角。董老看我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把棉衣压在身上，就送给我一条毛毯。后来我把这块毛毯一直保留在身边，只要一看到它，我就深深怀念起董老对我的关怀。

（作者：张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