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故事
——西柏坡时期共产党人“备战”进京执政

http://www.xibaipo.gov.cn 时间: 2017-03-24 13:15:58 西柏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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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被毛主席形象地喻为“进京赶考”。“赶考”精神起源于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应对执政挑战时提出的历史命题。68年过去了,社会各界用丰富多彩的形式纪念“赶考日”,弘扬伟大的“赶考”精神。

  □本报记者 杨惠玲 通讯员 南洋/文

  西柏坡时期,久经革命考验的共产党人即将经受执政的考验。为了迎接这次执政“考试”,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作风建设、创新发展、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等方面,以实际行动诠释“赶考”精神,不断探索执政党建设之路。

  革命胜利前夕,党的委员代表们齐聚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担心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会出现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停顿不求进步的情绪,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对全党同志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1949年3月23日,也就是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党中央、毛主席乘坐汽车离开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隔31年,毛泽东将再次回到北平,而这次将要面临着一场执政的考验。在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边吸烟边想着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悲剧,这也是他这些天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直到3月23日凌晨三四点钟,毛泽东才准备休息。

  在23日早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上去问:“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离开西柏坡进京前,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对话中引用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京后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的历史典故,将进京执政比喻为“赶考”,以此来警醒共产党人该如何去执政。从李自成失败的历史中,共产党人看到了执政党需要廉洁自律去抵制腐败堕落的重要性,看到了执政党需要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看到了执政党应该不断积极谋求自身发展而不应骄傲自大的紧迫性。鉴于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汲取了“赶考”精神力量的共产党人,从此开启了执政征程,也开始探索执政党建设的道路。

  石家庄又称石门,由于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枢纽在这里经过,逐渐发展成为华北重镇。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占领石家庄后,加强修建防御工事,把这方圆60多华里的偌大城市,搞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一样的坚固设防城市。6000多个碉堡分布在石家庄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三道防线形成了三道地下城墙。三道防线之外,还分别在大郭村、东西三教、南北翟营和市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等地,构筑了大量工事和火力点作为警戒阵地。国民党自信可以确保无虑了,并狂妄地断言说:“凭石家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对于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我军还没有强攻占领的记录。朱德总司令重视对战略战术的总结,在以往战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战略上我们是轻视敌人的,决心要完全消灭掉它。但在战术上必须慎重,不可轻敌。要经常调查研究各个敌人的特点,研究出消灭它的方法,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千篇一律。”针对石家庄敌人的重点防御工事,为了鼓舞士气、增强作战信心,朱德总司令亲自深入作战前线召开报告会,与战士们举行座谈会,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号召,极大地调动了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高了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1947年11月6日拂晓,石家庄战役打响。攻城部队首先向石家庄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过一个昼夜的战斗,占领了西郊、南郊、东郊、东北郊、东南郊等外围地区,并包围了飞机场。7日拂晓,我军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敌人向外逃跑的唯一通道,敌人成了“瓮中之鳖”。4纵队在扫清南北翟营、桃园、柳辛庄、小沿村等外围据点后,于7日集中炮火向市内发电厂之敌实施火力袭击,断敌电源。8日和9日,我军攻占了外市沟,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被摧毁。10日,我军向第二道防线——内市沟发起总攻,以强大的炮火和爆破摧毁敌人阵地后,于11日乘胜突入市区,向敌核心阵地进攻。11日的午后,3纵队攻占中华路、复兴路,继而向北兵营发起进攻,4纵队10旅与12旅攻入休门及中正路东侧,冀中纵队攻占大兴纱厂。至此,我军各部已全部突入市区,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到了12日,我军向大石桥发起最后攻击,全歼守敌。国民党石家庄防区总指挥、32师师长刘英被解放军生俘。石家庄战役胜利结束。

  石家庄战役历时6天、歼敌2.4万余人,朱德总司令在战役中首创攻坚战术,开创了我军攻取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使得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并为我军之后的攻城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朱德发来贺电:“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还以《攻克石门》为题,赋诗一首:“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时任中央工委书记的刘少奇主要负责这次土地会议及土改工作。在土地会议上,刘少奇说:“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在指导土改过程中,刘少奇的一言一行都始终以群众路线为指导、以群众工作为重点、以解决群众切身利益为落脚点。他在西沟村指导土改工作时,边走边看,还不断地询问土地改革进展情况和问题。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划定为富农成分的老农跑来哭诉,说自己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经劝说后,这个老农走了。当时刘少奇对工作人员说:“看来这个老农提出的问题需要再复查一下。”后来,当地工作人员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经过实事求是地复查,那位农民确实不够富农成分,重新定为了中农。

  刘少奇传达了毛主席对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批准同意的复电内容。刘少奇同志讲到原来在南庄村土改试点中搞的打乱平分土地的做法,要改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他说:“这样做,可以照顾绝大多数农民原来自有的土地不动。”在土改分配土地时,完全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平均分配,得到了村里群众的衷心拥护。

  在西柏坡周恩来旧居办公室的东墙上挂着一幅照片,照片上,周恩来正手握毛笔批阅文件,面前放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盖的不是茶缸盖,而是一个小碟子。为什么周恩来要把碟子当茶缸盖用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1948年冬的一天,警卫员成元功见周恩来外出回来,就赶忙提来水壶,要给他倒杯热茶。本来茶缸上的搪瓷早已脱落了三四块,早该换了,可今天又发现茶缸盖也变得黑一块白一块,坑坑洼洼的,怎么也盖不严了。原来,在周恩来回来的路上,茶缸盖从汽车上掉了下来,被轧成了这个样子。

  茶缸是周恩来每日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成元功就想去供给处换个新的来。这件事情想着容易,真要办成就难了。因为周恩来一向俭朴,他的日用品能将就用的,从来不轻易换新的。成元功趁周恩来聚精会神看文件时,就悄悄把茶缸拿了出来,到供给处找科长老陈去了。

  老陈见成元功拿着周恩来的茶缸和茶缸盖来,心里一下就明白了,马上把早准备好的新茶缸递了过去。还没等成元功接过来,老陈却说:“等一等!”老陈说:“刚才刘参谋来,说周副主席的茶缸盖轧坏了,趁机给他换个新缸子。我想,就这样去换,周副主席准不答应。我计划今天吃饭时,用新茶缸盛着汤端去,顺便把旧茶缸拿出来,这样……”成元功笑了,心想还是老陈行。

  开饭时,成元功照计划用新茶缸给周恩来端了汤来,饭后又用新茶缸倒上茶水。他想不声不响地溜走,哪知周恩来伸手一端茶缸,发现换了新的,就叫住了成元功:“你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旧茶缸呢?”成元功恳求地说:“茶缸送到供给处去了,盖儿也坏了,我看实在不能用了。”周恩来说:“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没关系。”并说:“盖儿我早准备好了。”周恩来说着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盖在茶缸上:“这不正合适吗?”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人民的解放事业需要我们这样做呀!”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还用着那个旧茶缸和那很“别致”的茶缸盖——粗瓷小碟子。

  1948年,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岁,人们都习惯叫他的小名元元。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元元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然已经很旧了,但元元却十分爱惜它,每次骑过以后都要擦一擦。

  有一天,元元要姐姐远志跟他一块儿去骑车。姐姐领他到了一个打谷场上,小元元骑上自行车绕场转圈,十分开心。两人玩了一会儿回到家里,元元从屋里取出抹布让姐姐帮他擦车上的尘土。姐姐一边擦,他在一边指着车身上瓷漆脱落的地方说:“看,漆都掉了。好姐姐,给小车做件车衣吧!”看着弟弟乞求的目光,远志答应了下来。

  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用什么东西都得到后勤处领取。远志开了个领六尺白布的条子,找到行政科批了个字,然后把批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后勤处在东柏坡,距离西柏坡只有一里多路,小邵拿上批条,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布领回来了。这件事情很快被任弼时知道了,他把小邵叫到办公室询问,随后让小邵把远志和元元叫过来。

  因为那时办公和宿舍在一个院内,小邵很快就把远志和元元叫来了。任弼时问:“你们要做车衣吗?”远志回答:“是的,爸爸。”“有必要吗?”任弼时追问道。远志没有马上回答,元元站在一旁天真地看着爸爸。任弼时严肃地说:“全国虽然快要解放了,可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更需要物资支援,建设新中国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毛主席说‘节约一个铜板,为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毛主席还穿着补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呀?!”元元虽然年岁小,却十分懂事,他听了爸爸的话,又看了看姐姐,说道:“姐姐,咱们不做车衣了,把布退回去吧。”任弼时摸着元元的脑袋说:“元元是个好孩子。”远志说:“爸爸,我这就去把布退回去。”任弼时说:“对,应该把布退回去。今后要注意勤俭节约,再领什么东西要让我知道,不然就不要领。”远志点头答应了。

  姐弟俩回到宿舍,远志把布拿出来交给小邵,由小邵把布交还给了仓库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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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石家庄日报》责任编辑: 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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