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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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安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出大批国民党军队进占解放区、游击区和各被我包围的原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城市,企图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此前,蒋介石在1945年8月11日下达三项命令,要求解放区军民“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他的嫡系部队则“积极推进”;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以待国民党军队的接收。这些命令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拒绝。当时,阎锡山受转介石委派,负责“接收”山西。1945年秋,阎锡山的军队抢占大同、太原等地,收编大批日、伪军,并将地盘向外伸展。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解放区,抗击阎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另一方面,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对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复查,以调动广大农民保卫和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

  一

  1945年11月,我由敌工部部长调任冀晋区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到地委组织部后,带着四位县领异干部和一个区委书记,在阳曲县一个叫范庄的大村子蹲点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我们住到一个赤贫老人家里,同他睡在一个土炕上,派到群众家里吃饭,所以贫苦群众对我们很相信。我们做贫雇农的工作,组织他们开诉苦大会,斗汉奸、恶霸,分粮食,分浮财。在诉苦会上,农民们控诉地主恶霸的剥削,提及深仇大恨,我们和他们都声泪俱下。反奸清算斗争,既能使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做主人。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又能使贫雇农直接获得生活用品、物质利益,他们亲身感受、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心情舒畅。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感到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那时候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来形容。然后就是看到农民的解放。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使我深受感染,进一步加深了同群众的感情。

  随着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人开展,贫雇农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群众对土地的实际要求是觉悟提高的表现,也是反封建的根本问题。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项极为重大的措施,在1946年5月4日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为将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正常,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剥削农民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地主阶级的办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此外,指示还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如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上,予以照顾;对于中小地主的生话应给以相当的照顾。对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但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等。《五四指示》表明,我们党在土地政策方面开始由抗战期间的削弱封逮剥削,过渡到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它的颁布和执行,为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莫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以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方式,使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1946年到1947年,我先后到五台县、崞县、盂县、寿阳县进行调查、蹲点。发动群众、重新组织农会、斗争地主恶霸、搞反奸清算,帮助新解放区建立新政权、发展党员、建立支部。除此外,还组织审查干部、调干部南下的工作。

  在此期间,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来到晋察冀解放区。1947年3月底,鉴于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中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中央工委组建后不久即进人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路经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时,视察了这两个地区的土改工作,认为有缺点。他在1947年4月30日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讲道,晋察冀在土地问题上的缺点是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观点不够,刘少奇过多地肯定了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肯定一些地区在土改中把地主财产搞干净后再留生活出路的经验,这些指示和讲话传到基层后,晋绥和晋察货地区随即掀起土改复查运动。许多地主被扫地出门,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这些问题后来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说,这不是发动群众,这是命令起来的,能命令起来,就可以命令停止。土改复查中“左”的错误很快得到纠正。

  有了《五四指示》,各地的土改工作开展迅速。到1947年下半年,2/3的解放区已基本解决土地问题,但还有I/3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些已经土改的地区,工作也不够深入。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形下,如何加快耕者有其田的步伐。以取得广大农民群众对自卫战争的支援,成为我们党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推动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在河北省建屏县(晚属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我作为冀晋二地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1947年7月l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来自晋察冀、察哈尔、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解放区的有关负责人和代表1l0余人云集西柏坡村,对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时间过得真快,这次会议召开至今已近70年了,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同志介绍,我竟成为唯一健在的与会代表。

  二

  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对推动彻底废除封建制度,提高群众觉悟,巩固党在新解放区的执政地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为我们党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前的一切债务”。《大纲》还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全乡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上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大纲》的颁布,对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坚决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我们党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主要体现在对解放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沽计得过于严重;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来保证实施不侵犯中农利益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原则;强调反右倾而对“左”的错误批评不力。这使得许多地区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发生“左”的严重偏差。会议期间,晋察冀代表团分成几个小组。我在发言中讲道,1946年的土改复查中有打人现象,我认为不好,不赞成。有些干部的家属,家里有一些土地,因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出租,他们实际上是小土地出租者。但在复查划阶级成分时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有一位女干部的母亲是个寡妇,家里有几亩地,我曾劝过她:你写信给你妈妈,干脆把土地交出去。不要老守着白己的那点土地舍不得,不要等人家斗嘛。这件事在会上被指责为对地主家庭有感情,是富农路线。我一直想不通,自己是贫苦店员出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包庇、支持过富农,怎么成了富农路线呢?当时心理压力也很大。

  我们白天开会。晚上还参加村子的群众大会。斗争的对象有地主,也有村干部。那时对党的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会上形成一些“左”的看法,认为多数村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不能真正反映贫雇农的意见。因此,有的县没有做调查研究,不分干部错误的性质与轻重,粗暴地采用“搬石头”的做法,把负责党、政、民、武、治工作的村干部(那时称“五大领袖”,指支部书记、村长、农会主任、武委会主任、村治安员)集中起来,开“石头训练班’,“洗热水澡”,背靠背发动群众,把他们当作绊脚的石头搬掉。在斗争会上,有的人脱下鞋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猛打,搞得很紧张,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的感情。对这种斗争方式,我们不少人有看法、有抵触,但由于会上强调批右,也没敢向上反映。会上发生的这些“左”的偏差,对下边的工作影响是不小的。比如说,整党过程中对干部的阶级、思想、作风查得极严,一些地方出现了“唯成分论”“查三代”的偏向。冀晋军区供给部有个负责干部和平山县一个地主的女儿结了婚,就被当作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批了又批。边区政府开会,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坐在左边,桌子上放着牌子,写着“贫雇农席”;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干部坐在右边,被称为“王八蛋席”。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会议中出现对党内不纯现象估计过重、把握政策时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中央发现后迅速、有力地纠正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期间,我聆听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徐特立、彭真等中央工委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各个地方的工作报告,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会议期间。我再次见到彭真。彭真在194年9月从延安到了东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1947年7月上旬,他从东北回到西柏坡,出席全国土地会议,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他曾召集参加会议的晋察冀代表团的20多位同志,开了个小会座谈。记得他对我们说过一番话,大意是:他从东北回来后,周恩来同志见了他,对他讲,那次让你到东北去,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对工作做得不细表示歉意。彭真同志回答说:这有什么啊!我这么个老党员,组织决定我就服从。难道我还需要说服才去么?通知我去,我就去。彭真参加完土地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不再去东北,留在中央工委工作,任工委常委。

  三

  为贯彻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精神。1947年10月3日至11月9日,在聂荣臻主持下,晋察冀中央局在河北阜平史家寨召开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冀晋、冀中、察哈尔等地区的县级以上干部1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聂荣臻发表讲话说:有些同志认为平分土地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因为做这件工作我们还没有经验,而且斗争是很尖锐、很残酷的,地主、富农是“舍命不舍财”的。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要有充分的准备,才会少出乱子。这次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分配土地;同时结合开展整党工作;土改期间,要对干部进行调整,本地干部回避本区。边区土地会议后,晋察冀各地委相继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整党。

  1947年11月,北岳二地委领导找我谈话,考虑到我是五台县人,在盂县县委工作多年,又在地委工作了两年半。根据回避政策,决定把我从二地委调到四地委工作。四地委管辖冀晋区西南部的平山、建屏、井陉、获鹿、正定、灵寿、行唐等县。西柏坡土地会议后,四地委的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原地委书记齐文俭、专员齐文川调别地去,任命新的地委书记梁雨晴(原为平山县县委书记)、专员崔民生,他们都是贫雇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决定做过地委书记的胡开明(大学毕业)任四地委顾问。中央工委、中央局、地委的领导干部大都到县里去任职或参加工作队,去参加土改。于是,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到曲阳,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吴德峰到阜平,中央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到正定,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到平山,中央派来的钱俊瑞到建屏进行土改。四地委只留梁雨晴、崔民生在机关掌握全面工作,其他委员都下去直接搞土改,我被分配到井陉县任县委书记。

  记得刚到井陉县时,正逢天大旱,连地下水也打不出来。老百姓吃水困堆,只能靠小毛驴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驮水。我向当时任石家庄铁路局政委的栗再温求援。栗再温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平山早期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在北平市委、太原特委工作过。1934年受北方局派遣回到家乡,大约是在1938年底或1939初任晋察冀四分区地委书记。我和栗再温并没有见过面,但认识他的夫人刘旭江。1940年我们在北岳区委党校共事,她任图书管理员,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本分,老实厚道。我和栗再温工作的地区之间隔着平山县,那时石家庄铁路局正在赶修铁路,支援前线,我写信给他,请他让每天途经井陉县的火车帮我们拉上一大罐子水,这样可以解决七八十户人家的用水问题。他很愿意帮忙,缓解了我们的闲难。

  我到井陉后,很快组织起工作队.发动群众斗地主、分浮财,分土地。那时,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县委机关干部住在老百姓家里,工作队干部住在贫雇农家里,跟群众的关系很密切。我带着工作队住在贾庄,直接参加村里的土改。1948年初,临近春节。我们想,过春节,怎么也得让贫苦的老百姓们吃顿好饭呀。我们把从地主家没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买的东西,给贫雇农家每个人分一斤肉、一斤白面。有一个老贫农叫李尤贵,70岁了,当了一辈子长工,没有结过婚。和侄子一块儿过。领到肉和白面后,他和侄儿在年三十晚上高高兴兴地包了顿饺子。没想到,老头子吃饺子吃得撑死了。这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贫苦农民,劳动了一辈子,多少年没有吃过白面,没有吃过肉,吃一顿饺子,竟给撑死了。想起这件事情,我就非常难过。在旧社会,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就是我们的农民拥护土地改革积极参加革命、坚决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根本原因。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根据《全国士地法大纲》进行大规模的土改和整党。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就土改而言,这里有我们制定政策不够完善、不够其体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千百年来小农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土改发动起来后,这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思想很快形成一股思潮,冲击党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在土改过程中,许多干部缺乏经验,加上整党过程中强调谁对地

  主富农斗争不坚决就是立场错误,使人们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不敢坚持党的正确政策,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党中央注意到土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主席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在充分肯定全国土地会议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着重讨论、解决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问题,如土改中要正确对待中农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问题、禁止打人杀人问题和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的纠正办法。十二月会议以后,党中央将毛主席在1933年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印发全党,此后吗,又公布任弼时关于《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转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关于土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等。通过这些文件,我们党对土改和整党的政策和策略做了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进一步纠正了“左”的偏向。

  刘少奇当时在西柏坡,对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密切关注的。我在井陉县进行土改一个多月后,接到地委通知,要我们几个县委书记到地委汇报第一期土改情况。刘少奇听说后,就提议到他的住处去开,他要听听。1948年1月13门,我和平山县委书记冯文彬、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获鹿县委书记曹维屏,随着四地委书记梁雨睛,一块儿到刘少奇处。参加汇报的这四个县的情况各不相同,有建立十年以上的老区,有解放两年半的半老区,也有新近解放的新区。通过这次汇报会,刘少奇了解到不同地区土改运动的进展。为了准备汇报,我特地赶写了十来页的书面材料,油印出来,带到会上。我汇报了一多半,刘少奇走到我面前,很和蔼地问:这个材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刘少奇对我说:工作做得好,汇报材料,情况也很多、很具体,但是缺乏分析,没有讲观点,没有提出意见,没有说今后怎么办,就是报告过程,就完了。这是材料的堆砌,这就叫作文牍主义。刘少奇没有发脾气,没有任何教训的口气,就是这么和蔼地笑眯眯地对我说了这番话。受到这样的批评,我当时脸红脖子粗。心里想,自己当了县委书记,又当过地委组织部部长,工作也十多年了,现在汇报土改。怎么就只汇报过程情况,不作分析,没有观点、意见,就是材料加减法,没有乘除法?今后可一定要记住。刘少奇对我耳提面授的一席话,使我终生不忘,受用无穷。以后写材料、写报告的时候,尽量做到有据有论。

  刘少奇在这次四地委土改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在《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中均有相关记载。刘少奇在谈到老区土改方针问题时指出,全国土地会议没有区分新老解放区的不同办法是个不足。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不同,方针、政策与工作方式都应有区别。老区消灭封建已搞过好几次,油水已不多,硬造高潮就会出乱子,老区的错误就在于主现上硬要制造斗争,动富裕中农,动工商业。今天老区挤封建主要是整党,整党内的地主,就是搞掉党内的封建,把整党与挤封建、“搬石头”、斗地主结合起来就会有高潮,要在群众参加的公开的支部整党会议上来查阶级、查思想、查行为。整党与土地改革要结合进行,不能机械分开。这次汇报会后,刘少奇在1月1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七八千字的长信,对新区、老区、半老区的几种不同情况,以及在土改中应采取的不同方针做了说明。四县委汇报会议结束后,刘少奇还深入平山县附近的几个村子,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这样,晋察冀和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样,很快走土健康发展的轨道。

  (作者是原中共中夹顾问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完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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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百年潮》责任编辑: 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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