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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前,四条地下情报确保“石门无战事”

http://www.xibaipo.gov.cn 时间: 2014-11-04 14:56:30 西柏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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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思达

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央视的热播,又一次引发人们对革命战争年代谍战故事的关注。

鲜为人知的是,在整整66年前,为粉碎蒋介石与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的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计划,保卫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和当时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确保“石门无战事”,从地下工作者的紧急背诵到著名记者的酒桌采访,从粮草炸药的军情细节到“石门情报站”的绝密消息,我党在第一时间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同时截获并传回了一份重要绝密情报。

短短几天时间内,经过军事上的火速调动和政治上的宣传威慑,我党彻底粉碎了傅作义南下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也留下了“毛泽东三篇雄文退军”的千古佳话—

 

中共中央收到的“蒋军拟突袭石家庄”情报电文

1948年,刘光国(左)成功打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处

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秘书长、刘光国情报小组的领导甘陵

 

刘之骥与夫人合影

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北平职青支部的地下党员刘时平

赵龙韬将军

李智

 

“傅作义部队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这场情报大战堪称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2014102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岳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作为长期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局地下工作的党史专家,刘岳曾经亲身访问过战斗在当年四条隐秘战线上的近半数地下工作者,抢救性挖掘了大量珍贵史料。

194810月下旬,蒋介石与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旧称石门)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1023日,华北‘剿总’开会下达偷袭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制的命令:行动对内代号‘穿心战术’,部队对外称‘援晋兵团’。”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穿心战术”可谓抓住了当时石家庄地区解放军兵力部署空虚的软肋,从局部战场来说,的确是步狠招。然而,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作战密令下达前一天,地下工作者背下全文

“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芳、新二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三路秘密向南开进;24日开始集结。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

“逐字逐句背下这条绝密情报的是两个人,一位叫刘光国,另一位,只能说叫金××,出于保密需要,即使是在66年后的今天,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仍然不能公开。在隐蔽战线,还有许多像金××一样的人,他们个人的情况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却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生。”介绍这些情况时,刘岳突然严肃起来的态度骤然把记者带进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这两位地下工作者隶属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当时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在当时那样紧张的作战气氛下,他们二人已经预感到了部队要有大动作。于是,二人巧妙地向参谋处的同事、绘图员崔德义了解情况。崔德义对他俩毫无戒心,表示上峰让其绘制石门、阜平一带的地图——显然,行动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事实上,偷袭石家庄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1022日,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

而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另一条战线上一位特殊的地下党人,也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取得了与之相印证的重要情报——

推杯换盏间,名记者套出了部队动向

距离西柏坡30公里的平山县里庄,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地。66年前,毛泽东“吓退”傅作义大军的三篇雄文,就是在这里最早见诸报端的。如今,在人民日报里庄创刊旧址纪念馆里,在刊登三篇文章版面的展板旁,还展出了一位特殊记者的照片。

“经常有《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我们这里凭吊,有人看到这张照片时会惊讶地说,没想到一个记者起过这么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有人会说,这位名记者做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多了……”纪念馆工作人员康贵起指着展板上的照片说。

这位记者就是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

“刘时平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真实报道了李公朴事件,也曾经冲破重重阻力探明了沈崇的身世。”刘岳告诉记者。“蒋介石19481017日飞到北平后,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奉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党了解蒋介石的动向。因为刘时平与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华北‘剿总’爆破队长杜长城、国民党宪兵三团营长刘建龙都是绥远人,与鄂友三还是绥远一中的同学,而骑兵十二旅正派驻涿州练兵,所以这个任务最终交到了他的手里。”

于是,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组织了一次到涿州的采访,回到北平后,1023日晚,刘时平与鄂友三、杜长城、刘建龙三个绥远老乡饮酒欢聚。这三个人对“晋人治绥”特别是傅作义长期统治绥远极为不满,借着酒劲,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后大吃一惊,忙于杯来盏去之中把情况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刘时平又乘鄂昏睡未醒之际,亲自跑到西直门火车站,利用《益世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通过了军警盘查,探明了杜长城所说的爆破队确实在装车待命,接着又在巧妙地弄清了列车的发车时间和方向后,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报。

与此同时,注意到敌人动向、特别是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炸药运输的,还有一位身份更加特殊的地下工作者——

“南有基沣,北有龙韬”

“我们兄弟俩都在电视上追着看《北平无战事》,还一直在QQ里讨论,它和当时的历史氛围确实很接近。”电话那头,82岁的北京警察学院离休干部赵明勇这样对记者说。他和84岁的兄长、国家物价局离休干部赵明仁,都是60多年前亲历过那段特殊历史岁月的地下工作者,而他们的父亲赵龙韬,正是为“石门无战事”传回特殊情报的第三条渠道的关键人物。

“赵龙韬是东北军出身,作为少帅张学良的亲信部下,曾参与过西安事变,捉蒋用的就是他的佩枪。”刘岳告诉记者,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士兵前往西安郊外华清池扣押蒋介石,自己却忘了带手枪,于是顺手要了赵龙韬的手枪。

抗战胜利后,赵龙韬反对内战,主动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提供情报,194711月,赵龙韬出任国民党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少将副司令,根据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崔月犁的指示,赵龙韬与华北局城工部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联系,而为之牵线搭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二儿子赵明仁——当时不满16岁的辅仁附中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赵龙韬的三儿子赵明勇则是北平市三中学生、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

“从此,国民党华北‘剿总’系统的后勤供应、军事调动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我家当时住的北平石碑胡同花园大院1号秘密传向华北局城工部。”赵龙韬的二儿子赵明仁告诉记者。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赵龙韬的“将军府”成为中共在北平有效的情报来源之一。

194810月,傅作义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备突袭我石家庄和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敌人命令联勤方面装好几车皮炸药待命。赵龙韬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我,我报告了城工部。城工部从其他渠道也获悉傅作义准备突袭西柏坡同样的情报。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事后刘仁曾带来口信,对赵龙韬提供这项情报表示感谢。”与赵龙韬秘密联系的王甦,在《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伪军工作》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刘仁在王甦的陪同下,特意到赵龙韬将军家中探望。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则讲过这样一句话:“南有基沣(指我党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佩剑将军’何基沣),北有龙韬”。

19481023,当甘陵情报组和刘时平、赵龙韬等方面分头截获傅作义部偷袭计划时,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拟定的偷袭行动时间27日只有3天了。如何把情报迅速安全传给党中央,成为摆在地下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上天入地,绝密情报殊途同归急送党中央

“原本,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只能用原始的办法人工报送。”刘岳告诉记者,戴继清是甘陵情报组抄写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级离休干部,刘岳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据戴继清回忆,当时为了保险,甘陵让他把情报抄写了三遍,并缝在一件内衣里。

19481023中午,甘陵带着这件特殊的内衣,与情报组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逐字背下了情报要点。亲历者刘之骥两个月前以92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接下来的故事,只能按他生前回忆来讲述:与甘陵分手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时火车出发。

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和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当夜12时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于半宿的疾行,刘之骥双脚已经打起了血泡。

1024凌晨,就在刘时平急奔西直门了解爆破队动向的时候,刘之骥他们已经离开了小店,沿拒马河、穿青纱帐,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这时候,继续赶路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写有完整情报的内衣,其后也被送至华北局满城情报站。

“根据记载,刘时平方面的情报则是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的,有关地下党组织冒险破例开机,于19481024日上午10时许,将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以无形的电波形式通过华北局城工部和华北军区,一直传向中央军委。”刘岳告诉记者,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等原因,这条情报的具体传递链,至今还没有准确的说法。但正是由于绝密情报由不同渠道源源不断传向西柏坡,24日这天上午,一条由周恩来副主席起草的战斗指令很快发向四面八方,冀中、北岳两区的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奋战抗敌。

紧急动员起来的并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极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的一部电台,而这也正是确保“石门无战事”背后的第四条情报渠道——

17封“假情报”,“石门情报站”助推“空城计”

如今,在石家庄市人民警察博物馆,一张照片被赫然挂在显眼的位置,照片下方有简短介绍:“李智,曾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在石家庄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过突出贡献”。

石家庄市公安局档案科科长冯朝勇告诉记者,作为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保存至今的李智历史资料并不多,整个博物馆只有这一张历史照片。

而在曾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石家庄地下工作进行过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的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党福民看来,李智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地下情报工作所做的,远非一句“作出过突出贡献”所能概括。

在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计划实施时,李智有两个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石门情报站中校站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711月石家庄解放后,为了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全部肃清,党组织决定李智仍潜伏在军统特务组织内,专门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

1948年春起,经我方上级批准,李智利用军统方面配发的电台向华北“剿总”二处“汇报”情况,并换回国民党的有关情报。当年10月,就是这部秘密电台突接国民党方面密电,称:傅作义计划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缓和太原被围攻局势,要求李智用电台提供石家庄中共军政设防情报,并指示他离开石家庄继续隐蔽,不要暴露身份。

收到电报的李智立即将情况报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等阅后,火速报送党中央。同时,市公安局还指示李智按敌人命令携电台撤至藁城。

“李智‘余则成’似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反偷袭斗争中,不但能及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还遵照中央领导指示,连续向华北‘剿总’二处发电报17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迷惑敌人,直接打击了敌人的士气、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谈及李智在此次反偷袭中的作用,刘岳如此评价。

三篇新闻稿,打破傅作义偷袭西柏坡幻想

19481025一早,刘之骥在定兴县西洛堡村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他知道情报要点已经到了党中央手里,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及时”收听到这条消息的,还有傅作义的新闻秘书。根据史料记载,当傅作义收到秘书抄录的这条消息时,立即指示秘书长王克俊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

一条一条情报陆续传向西柏坡。1026日,毛泽东撰写了第二条新华社电讯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紧急动员一切力量 准备迎击匪军进扰》,并于1028日刊载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此时,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已在望都、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严阵以待。1030日晚,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离石家庄约100多公里。华野三纵星夜兼程,于1031日凌晨赶到沙河,从正面挡住了敌军。至此,情况全面转危为安。

1031《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石庄人民充满信心,准备歼灭蒋傅匪军》的消息,当天,毛泽东撰写了第三篇新华社评论《蒋傅匪整个北方战线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妄想偷袭石家庄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发表在112日《人民日报》头版。

军事打击和政治威慑使傅作义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即下令退兵。傅作义军袭击石家庄,是这个武装集团最后一次出击。辽沈战役胜利后,我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平津战役随即拉开了战幕。

偷袭西柏坡失败后,傅作义开展内部大审查,刘光国等人成为了怀疑对象,刘光国和战友经受住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最终反而策反了搞清查的敌方工作人员,继续潜伏、报送情报,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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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们今何在

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一样,刘光国等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以自己的大智大勇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刘光国仍在隐蔽战线工作,直至1987年从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局局长位置光荣退休,至今健在。

甘陵,新中国成立后则先后任过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和中央直属机关一局局长等职,长期从事国家机密情报工作,晚年定居河北省石家庄市。19941211日病逝于石家庄,终年91岁。他的骨灰,就撒在西柏坡附近的岗南水库。

刘时平也曾被北平宪兵三团一个营长用枪口顶住额头威胁,最终侥幸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19999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他的个人文集叫做《我就是记者》。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北平之后,赵龙韬用四天四夜拓出了完整的北平布防图,秘密送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赵龙韬作为起义将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7年病逝于大连,享年87岁。花园大院甲9号的将军府邸,现如今也变身为国家大剧院。

李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石家庄市公安局政侦科副科长、科长,市民政局副局长,市劳动教养所所长、党委书记,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市公安局顾问(享受地市级待遇)19915月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1996630日因病逝世,享年79岁。

(本文图片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及《人民日报》创刊旧址纪念馆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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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2014年10月30日河北日报第九版责任编辑: 本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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