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保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境内，背枕太行山脉，面对华北平原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1947年6月，根据党中央陕北枣林沟会议决定，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朱德总司令为副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这里。中央工委对外称“劳动大学”，刘少奇为“校长”，朱德为“校董”，大家都称“工校”。1948年5月，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也来到西柏坡，这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在西柏坡胜利会师，标志着党中央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完成。从此，这个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就成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生活战斗的地方，成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7年6月至1949年3月，我曾在西柏坡党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学习和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一段重要而难忘的经历。如今，弹指间，50余年过去，当年那种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仍记忆犹新，如同昨日。
一、在中央工校机训班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以后，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举办了一个80多人为期一年的机要干部训练班。当时，我在平山县立完全小学读书，因家境贫困辍学。得知机训班招生的消息，即与另一家庭同样处境的女同学结伴，冒着酷暑，沿滹沱河西上，长途跋涉100多华里前往投考。但结果因年龄小、文化程度低，不符合报考条件而不予录取。当时，我们啥都不懂，无论如何不愿回家。经过苦苦哀求，软磨硬泡，最后竟然同意留下，使我俩万分高兴。训练班主任孙彪同志，二十五六岁年纪，四川人，是个红军长征干部，身材不高，但很壮实，浓眉下一双机灵聪慧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对人热情憨厚，和蔼可亲。他看我们这一对少男少女，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知道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于是产生了怜惜之心，经研究请示后，作为特殊情况，予以收留。从此，我就投入了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开始了崭新的军事集体生活。
工校机训班设在西柏坡东北约3公里的韩家峪村，中间要翻两道山梁。全村只有一、二十户人家，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五谷丰熟，环境十分优美。学员多来自晋察冀边区的中学或师范毕业生。我与同来的王俊婷被分配至二班和五班。我所在二班，班长叫刘林，副班长叫李玉彩（女），同学有李银堂、耿淑芳（女）、杨子平、陈霞英（女）、张殿华（女）、张炳飞等。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政治审查和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史、党的基本知识、时事形势、报纸社论及重要文章等。学习方法是请中央首长讲话、作报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讲话。还结合参加当地农村土地改革，进行“三查三整”运动（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同学们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端正入伍动机和学习动机，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第二阶段从1948年1月开始为机要工作专业训练，主要学习电台密码及其编、译码技术知识和方法等。
该训练班有个极为优越的学习条件，即能经常听到中央首长讲话、作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刘少奇同志到韩家峪看望并给我们作报告的情景。记得那是1947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少奇同志来到韩家峪。当时，我只知道他的名字，未见过面。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山风习习，凉爽宜人。早饭后，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排着班纵队到村头老乡的打麦场（也是我们出操、集合的地方）集合，大家身穿新发不久的粗布军装。我由于个子矮，在队列中十分显眼，同学们看着都笑。打麦场面积还没有蓝球场大，场内、场边和周围土坡都坐满了人，场西边有个土坎儿，成了主席台，摆了一张旧方桌，两条板凳。那时候开会，没有多少客套话，都是开门见山，孙彪主任宣布开会，请少奇同志给我们作报告。尔后，少奇同志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在讲话过程中，他不怎么喝水，但却不停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等这支抽完，警卫员马上又给续上一支。少奇同志给我的印象是：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五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可能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两鬓已经有些斑白，稍显苍白清瘦的面颊，看起来体格不是很壮实。他那深邃而犀利的眼神，慈祥而刚毅的面容，显示出一个革命家特殊的精明与强干。他操着浓重的湖南腔，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富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哲理性。对于我这个刚接触革命环境，才满14岁的少年来说，不论口音还是内容，很多都听不懂。但是，有一点我却听懂了，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当他讲到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她的成员──每一个共产党员组成的，这和一个人是一个个人体细胞组成的道理一样，要想使其保持健康纯洁的组织肌体，不受各种细菌一样的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就必须加强每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组织纪律性修养……。少奇同志这一谆谆教导，他讲话时的音容笑貌和当时激动人心的会场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此后不久，转眼到了“八一”建军节。节日前夕，训练班会餐改善伙食，组织文艺歌咏晚会，到西柏坡看电影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特别新鲜和高兴，但更使我高兴的，莫过于拜访朱总司令了。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训练班刘如昆副主任带领我们十几个学员代表来到西柏坡村和总司令的住所。当时，朱总司令住在西柏坡村。东头一家老乡的土坯房里，这是一所很普通而又简陋的农家房院。说起来，朱总司令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在小学读书时，参加儿童团、宣传队，经常到各地宣传演出，扭秧歌、打霸王鞭，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们的画像比比皆是。而今天，竟能亲眼看见，怎不令人万分高兴。朱总司令在院子里，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们这些小客人，亲呢地引大家进屋，把一个土坯屋挤得水泄不通。他兴致勃勃地问问这个，摸摸那个，还给大家讲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朱总司令身穿半旧灰布单裤，白粗布衬衣，非常朴素。他那威严矍铄的气质和蔼慈祥的面庞，与我熟悉的画像几乎一模一样。从他那强健魁悟的体魄，炯炯的目光和稳重的步履，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已经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如果不是亲临其境，耳闻目睹，谁能想到，这就是身经百战，遐迩闻名，统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啊！
二、在中央电台上工作的日子里
工校机训班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年时间，转眼到了1948年。此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日新月异。训练班有些学员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而被淘汰送回家。我因年龄小，入党问题未获上级党委批准，也被提前结业，分配到军委三局通信总台工作。于是元旦那天被送往西柏坡以西约5公里的军委三局驻地──西黄泥村报到。
军委三局是为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国各解放区、野战部队、敌后根据地以及敌区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和保障的通信工作部门，是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工作单位。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其十分重视。毛主席曾亲笔题词，将通信工作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通信总台是其下属的一个单位，也住西黄泥。总台台长为耿锡祥同志，是个红军长征干部，二十七、八岁，湖北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粗壮，对人热情、憨厚。是个经过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工农老干部。我前往报到时，他刚好在屋里，炕上地下坐了很多人，他们正在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放的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当时不知他是耿台长，只见一位老同志和蔼地问：“小鬼，那里来的呀？”当带领我的人说明情况以后，他笑呵呵地说：“好啊，欢迎，欢迎。发信台调配间正需要人，就让他到那儿吧。”然后，我就被领到发信台调配间驻地──东黄泥村。
东黄泥位于西黄泥东南的两公里处。它们分别为通信总台收、发信台的所在地，两地之间有架空明线（电话线和“K”线）进行联系发报。发信台调配间设在东黄泥村老乡家一所土坯房里。我怀着好奇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调配机房时，光亮耀眼的电灯，嗡嗡的机器声，嘀嘀嗒嗒的电键敲击交流声，使我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真是土包子开洋荤，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屋内摆放了十几部无线电发信机，多是缴获国民党的美国造军用50瓦V──101和15瓦SCR──284报话机。调配员约有10余人。发信台主任是苟在尚同志，四川人，二十八、九岁年纪，他是个长征红军老干部，中等身材，可能因受过伤而身体有点佝偻。还有马丙午、李超俊、张荣昌、赵宗云（女）、邓树康、葛长有等。东黄泥以北不远的窑儿上还有一处调配间，刚开设不久。此处环境开阔，地势比较高，原为一家富农房院，砖木结构，独门独户。机器人员比东黄泥多。调配组长叫李毅忠，二十五岁，是个山东大汉，身材高大魁悟，红黑脸庞，连鬓胡子。调配员有秦运皋、石磊、杨杰清、马崇柏（女）、王众文、李根如、姚勇征等。我就被分配在这里做调配工作。带我见习的就是李毅忠同志。这个同志性格非常开朗、直爽、好动爱玩儿。对工作极其认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不管谁在工作中发生过失差错，他都毫不客气，不讲情面，我经常被他批评的哭鼻子。但是，他在下班以后的非工作时间里，却嘻嘻哈哈，嬉笑打闹，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他经常逗我玩儿，用胡子扎我，到滹沱河里光屁股游泳摸鱼，在老乡的田间水渠里捉田鸡。在他们教育帮助下，我进步很快，不久就“出了师”，掌握了电台操纵、调配和维修的一般技术和方法，并开始独立值班。
1948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组织一个执行专门通信联络任务的电台。当时只知道担负与苏联莫斯科的通信，有一个以阿洛夫为组长的专家小组住在西柏坡，经常到我们电台上察看，该电台归中央办公厅领导。收信报房设在西柏坡，报务员只有齐福华（组长，平山人）、周建中和段恒德三人。工作中使用快键发报（当时大家称“拨拉K”，即使用两小节废钢锯条，磨光，固定在一块胶木板上，两边接点与K线相连，按电码长短符号左右拨动锯条，速度比普通手键快得多，每分钟可达150──190W）。发信调配间设在西柏坡东北边约二、三百米处的东柏坡，在村东头高土坡上一户贫农家里，只有两间房，（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呼这个小单位为“两间房”。）房东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娘带一个十五、六岁的闺女。她母女住西屋，北屋做我们的调配机房。东南角有个放杂物的偏屋，稍加修整，做了我们吃饭、安歇的场所。调配只有石磊（组长）、李德杰和我三人，还有一名油机员陈清堂。配备了三部发信机，其中一部是苏联援助的15瓦发报机，还有一部功率比较大的200瓦发信机，是军委三局通信器材修配厂利用缴获的美制SCR──284型报话机改装的，它增加了一级强放，并做成双推稳线路，因而使发射功率倍增为200瓦，电源部分为漆成绿色的木箱，体积很大，使整个机器有一人多高，虽然笨重，但在那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机器了，与它相配套，又架了一付1/2波长、正西偏北方向的双极发射天线，配备一台美制PE──75型4.5千瓦汽油发电机。当时，中央机关在西柏坡有一个简陋的小型水力发电站，主要供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重要机关照明，我们电台也用它供电，停电时，使用上述自备发电机。
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那时，我们电台，作为毛主席、党中央“千里眼顺风耳”的工具，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工作非常忙，不论是总台调配间，还是“两间房”调配间，人员、机器都是超负荷运转，大小机器全部开动，连备份机都用上了，机器一旦故障，更为紧张，彻夜赶修。值班、桥修机器，每天24小时连轴转，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但是，人们嘴里不说，心里都十分清楚。在西柏坡，最忙、最辛苦的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据说，当时中央五大书记，几乎天天开会，一开就是通宵。我们在西柏坡“两间房”，与西柏坡首长们的住房，近在咫尺，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从那儿所家舍窗户透射出来的灯光，彻夜不熄。我们电台人员最清楚，当时，西柏坡与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断，分秒不停。许多重要电报，毛主席都要亲自阅处，亲自起草。据统计，毛主席就亲自起草的电报，仅是指挥三战役的，就有230件。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最后推翻蒋家王朝，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
三、和毛主席一起看京剧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党中央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全国各地区、各战区的党政军首长云集西柏坡。这个小山村一下增加了几十位首长，住宿吃饭都非常紧张，都是好几位首长挤住一间屋子。然而首长们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比在行军路上和在战壕里休息睡觉，已经强百倍了。参加会议的首长如此之多是空前的。会议期间，每天傍晚饭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能看到与会首长们俩一对，仨人一伙，在村边、地头和田间小路上散步聊天。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心情特别愉快，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令人高兴的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仰慕已久、遐迩闻名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粟裕等这些身经百战，为新中国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大将军们，他们的身影、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期间，华北军区派出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进行慰问演出。第一场是为毛主席、会议代表和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举办的。我们电台的同志很荣幸地参加了首场晚会。演出是在我们“两间房”旁边的东柏坡中央礼堂举行的。这个礼堂是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率领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后，为当年七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而组织工委机关干部战士在老乡们的帮助下突击建造起来的，比较简陋，两廊有两排木头柱子，顶上没糊顶棚，露着横七竖八的木梁架子。一排排长条靠背木椅，摆放得整整齐齐。礼堂面积不大，大约能容纳五六百人。中央首长指示要多演几场，先给中直机关和参加会议的代表、工作人员演两场，然后再给西柏坡周围村庄的老乡们演两场。那天晚上，石磊同志值班，我与李德杰、陈清堂三人去看演出。19点半开演，我们提前十几分钟入场时，场内已座无虚席，只好在后排挤着坐下来。这时看到前排已坐了一些首长，认识的有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当毛主席进入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毛主席穿一身深兰色旧棉布衣裤，未戴帽子，一头浓密的黑发，神采奕奕，步履稳健，频频向人们招手，和就近的首长们握手打招呼。最后入场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他很敏捷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握手后迅即入座，演出开始。记得那天晚会演出的是《逼上梁山》等几折京戏。扮演宋江的演出、唱功、做功都非常好，他就是后来全国有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同志。毛主席平时就非常喜爱京剧，那天他看得很带劲，不断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鼓掌，称赞他们演得好。
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到台前向观众鼓掌鞠躬。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也向演员们鼓掌致谢。这时，礼堂里的人们依依不舍，不肯离去，台上台下掌声响成一片。明亮的电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幸福激动的笑脸，几百双眼睛高兴地看着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我那时年纪小，个子矮，不顾一切地站到凳子上，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拼命地拍手，使劲地睁大眼睛看着。毛主席高大魁悟的身影，周副主席潇洒乐观的举止，少奇同志坚毅稳重的气质，朱总司令和蔼慈祥的笑容和任弼时同志浓黑美丽的胡子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四、惜别西柏坡，进发北平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开始做进北平的准备工作：学习城市有关知识，进行城市政策和组织纪律性教育，清理包装装备器材、装具，退还借老乡的物品，打扫房院，帮老乡干活等。每人还发了一套土黄色咔叽布制服和牙粉、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
1949年3月23日，是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为保密起见，当时都说是中央劳动大学搬家。但西柏坡的老乡不知道怎么听到了消息，人们一大早就自发地到村边路口等着。老人拄着拐棍走，妇女们抱着婴儿，有的手提竹篮，盛着花生、瓜子、鸡蛋、布鞋等前来送行，很多人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与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们热情话别。
为党中央搬家的部队，据说是从天津奉命调来的刚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某汽车团，出发前两天就来到西柏坡。那时，我们所在的东柏坡，村头、路边、打麦场停着很多汽车。我们电台的搬迁工作，几天前就已准备完毕，机器、物资都包装停当。整个搬迁工作分批进行。我们中央办公厅机关随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为第一批。约有十几辆车，首长们都乘坐小、中吉普车，有几辆卡车拉机关工作人员、行李和中央警卫分队。
3月23日上午10时许，我们乘坐的卡车，早于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们之前先行出发。车队浩浩荡荡，沿着高低不平的马车路行进，车辆之间，尽管拉开了距离，但因是土路，因此，车到之处，尘土飞扬，我们坐在敞蓬卡车上，吃了不少灰尘。担负党中央首长，机关行军安全警卫任务的部队，也是奉命从平津前线调来的，他们风尘仆仆全付武装，沿道路两侧拉开距离，面朝外持枪站立，护送车队，绵延十几里，直到进入平原地带。战士们身着土黄色棉军服，头戴护耳皮帽，脚登高腰帆布胶底大头靴，背着标准的行军背包，紧扎的腰带，溜齐的绑腿，一个个精神抖擞，英气勃勃，红黑结实的脸宠上，流露出一种光荣自豪的表情。不久车队到了大平原，道路也平展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大家顿觉心旷神怡，心胸开阔起来。汽车也加快了速度，当天傍晚到唐县以北的淑闾村，就地宿营。住下后打开电台进行联络，行军顺利，平安无事。第二天上午继续行进，经过河北省保定市的时候，没有停留，穿越而过。保定是当时河北省省会，1948年11月解放。解放时，市区未遭大的破坏，几个月时间，生产、生活恢复得很快。我们一边行驶，一边浏览市容。街道两旁商店很多，小商、小贩、行行色色的人，熙熙攘攘，南来北往，挺热闹。过了保定，经徐水、定县，下午到达涿县，稍作停留，翌日（25日）凌晨两点，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从涿县改乘火车（叶剑英、滕代远从北平到涿县来接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们的专列），中央机关其余人员25日上午继续乘汽车行进。从涿县到北平只有100多华里，当天下午，我们就顺利到达目的地北平。到了广安门，由接待人员负责带路，沿宣武大街、西单、西四大街，然后出西直门，进驻香山。当我们车队在市区大街上行驶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连日来长途乘车行军的疲劳顿时消失，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左右转动，广阔的街道，五光十色的商店，熙熙攘攘的各种不同打扮的行人，汽车、自行车、人力车川流不息。繁华的市容，三朝京都，千年古城的风貌，令人惊叹不已，看得人眼花缭乱。市民们好像还沉浸在刚刚获得新生的幸福欢乐中。他（她）们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支风尘仆仆的车队，有的鼓掌，有的挥手……。
尾记
1997年9月10日──15日，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去北京举行了她的前身──中共中央机要局韩家峪机关训练队（班）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同志，原中央机要局局长汪道元同志，原韩家峪中央机训班主任孙彪同志，现中央电子科学院院领导同志，以及从全国各地前来北京参加纪念活动的同志共43人。在纪念座谈会上，传达了经中央批准，决定今后每年八月一日定为中办电子科技学院的校庆日。老校友们情绪非常激动，笑呀，跳呀，拥抱呀，含着热泪，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纪念活动结束时，大家依依不舍，吟诗、题词、互赠纪念物。本人激动不已，也赋拙诗二首：
光阴流逝弹指间，
硝烟风雨五十年。
花甲校友聚一堂，
喜泪化雨笑开颜。
斗转星移五十春，
悲欢离合伴人生。
今日有缘来相会，
但愿来日再相逢。
范海保离休前为总参情报副师职参谋组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