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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涛的名字，因西柏坡而响遍全国。
阎涛的名字，与革命圣地西柏坡紧紧连在一起。
1928年，阎涛就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1975年，我在晋州时就认识了他，觉得他很亲切，是个很好的师长。1981年3月，我调到省会来的时候，他是石家庄地区文联的编辑部主任。我们每天见面，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还受到过他多次的帮助，所以一直称他为阎老师。记得那时，我不是每个星期天回家，就常到阎老师那里去吃饺子，他总是怕我吃不饱，吃饱了还要劝我吃，至今让我十分感激。1982年夏天，我们一起去游泰山，一不小心把他的眼镜撞坏了，修又没处修，戴又不能戴。每当说起此事，他总说你不是故意的。为此事，我至今都很歉疚。
他的为人，他的作品，都是很值得我感动的。因此，我有了好好写一写阎涛的冲动，既为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也为了心中共同的西柏坡情结。
为了写好西柏坡的长篇纪实，他曾万里采访
1988年5月，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东行漫记》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马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聂荣臻、刘澜涛、杨成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题词赞扬，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向各级干部推荐阅读。《文艺报》、《文学报》等30多家报刊评论介绍。该书三年4次印刷，荣获多项优秀图书奖。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此书又修订再版，书名改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销售情况也一直很好。
关于这部书，从积累材料到构思、创作和出版，阎涛共花费了38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在他看来“并不宏伟”的艰巨工程。这本书也不过30多万字，但准备时间的确很长。这样丰富的资料是怎样搜集到的呢？他告诉我：我有幸出生在西柏坡。1947年刘少奇、朱德来了，1948年毛主席、周恩来来了，我便见到和听到了不少有关“五大书记”的故事。因为他们当时都是我的“乡亲”和邻居。毛泽东住在三叔家，刘少奇、周恩来、朱总、任弼时分住在大爷、二爷和大叔家。这是我想写这些伟人的最初的基础。当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曾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京沪杭到两广，从长春到成都、昆明，跑了20多个省的许多地方，去寻访在西柏坡、在毛主席身边和中央机关工作过的人，包括五大书记的夫人、子女、秘书、参谋、警卫、司机、马夫、炊事员等。凡能找到的我都尽力去找，保留下采访记录的就多达120余人。
阎老师向我讲过其中的一次长途采访：我从1977年11月20日开始集中采访。因为只请了一个月假，我不能浪费一点儿时间。在北京采访过十几个人后，便于11月26日赶到了长春。北京那里晴空万里，气候温和，长春却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我冒着河北少见的严寒，在这个生疏的城市里，东走西串，连要换乘的公共汽车都不易找到，就乘上了北京解放初的那种有轨电车。手脚都冻麻木了，交车费时连钱都捏不住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我要找的人，他原来是朱总和任弼时的警卫员邵长和。他问我是否找到住处了，我说现在各个城市的住处都难找，大城市还规定需要有省政府的介绍信，不然市内不留宿，所以下车后先找了个小旅店，只是冷冰房，屋内无火，院内无厕，脏倒不要紧，怕是冻得受不了。邵长和听了，带我到街上另找到一处有炉火的客店，安置好了，便像开讲长篇评书那样，从撤出延安那天讲起，哪天到的什么地方，遇上了么情况，比如数万敌人尾追包围中央机关队伍，毛主席数次遇险，直到东渡黄河，翻越五台山，经城南庄到达西柏坡，又讲到北京。他的记性真好，虽是他跟随毛主席的亲身经，已是相隔多年，仍能几乎一事不丢地全部讲出来，真不容易。我忘记了长春的
天寒地冻，只恨手中的笔尖儿转动太慢，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全部记下来。从早到晚，由白天到深夜，除了吃饭时稍停一会儿，就一气记完。我回到住处后还兴奋得睡不着，似乎还跟随着领袖转战千里。
从千里冰封的北国，一下又来到绿色遍野的天府之国。到处还是庄稼和蔬菜，杜甫草堂旁边的菜园里，一个小伙子光着膀赤着脚，正给大白菜灌肥呢。我国南北的气候差异如此之！因有所感，随手在采访本上记下了以下几句：
前日到北疆，满天皆白大雪扬，皮衣皮帽犹刺骨，说句话儿口难张。迈步抬脚慢慢落，马路赛若滑冰场…… 我到成都要寻找的人，是在北京得到的线索。寻到这个机关一打听，回答说又调回北京了。我说明刚从北京来，北京说他在成都，成都又说他在北京，跑这么远的路不容易，希望帮助查一查到底在哪里。幸好遇上了一位热心人，又帮忙细打问，才弄清楚是调到了灌县。
灌县是有名的都江堰所在地，好歹距成都不太远。乘长途汽车到达这个县城，结果连说的那个单位都没有！怎么办？我走在那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计可施。偶然看到一个驻军位，才想到我要找的人似乎是在部队系统，没抱太大希望，便走进去向几位军人打听。事很凑巧，一位军人说：“你找的人是我们政委，已调××研究所了。”很费了一番周折，在一道大山沟里，找到了曾在西柏坡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汪导海，如今他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我说明来意后，他感到有些吃惊：“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他除口头给我讲了当时的许多情况外，还让打字员立即给我打出两份资料，这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为新华社写的“吓退数万强敌”的两篇报道。我离开灌县城的时候，隐隐约约望到了一点儿都江堰的影子，但却没顾得去看一看。
由灌县、昆明经桂林、南昌、上海，又来到了山东半岛的蓬莱。这里有位重要的采访对象，西柏坡时他在毛主席、周恩来身边做参谋和秘书工作。尤其是从延安来到西柏坡再到北京这一段时间，他没有离开过毛主席，而且天天都有日记，还记下了一本“大事记”。我已经采访了许多当事者，一件事的细节可以记得很清楚，但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却忘了。“大事记”和日记不会不记时间和地点，还有些有关的重要资料，一定能在他的文字记载里找到的。所以，这是必须采访的对象。他是山东要塞区司令部的负责人刘长明，驻防在蓬莱对面的长山岛。
这么不巧，我到蓬莱正遇上八级大风，海上一切船只停开，交通断绝！当地人给我讲：一个文工团去岛上给部队演出，大风隔了一个月出不来，最后还是用飞机才接出来。你也只能乘飞机进岛上了。
可我无机可乘，更无一月时间的等待，而且采访期限已到，再有三天时间便需返回石家庄了。怎么办，我只能站在蓬莱仙阁望洋兴叹。传说这就是八仙过海的地方，我一个人间凡人怎能过得去?
又是凑巧，遇上了长山岛部队驻蓬莱招待所的负责人。他知道我要找他们部队的老军长，表示愿尽力帮忙，便把我安置在招待所等候。偏偏又这么巧，没过十分钟他便得知有一艘海的舰艇，而且马上就要启动了。他派一辆吉普车送我到码头。这比八仙过海又容易多了。
海浪虽大，没一会儿便到了。走下舰艇，又正好有车来接，原来是彼岸给老军长打来了电话。我很快便见到了跟随在毛主席身边八年、参与了指挥整个解放战争的刘长明。又一次意外收获！我要满载而归了。此次采访一月零三天，仅火车行程就22000里，途经16个省的许多城乡，寻访到30多位在西柏坡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多采访一个人，未曾浪费过半天时间，甚至一个小时……
这便是阎老师38年当中多次外出采访的一次。万里迢迢，他得到了上百万字的资料，总行程不下35000里，其辛苦便可想而知了。1986年春天，他开始动手创作《东行漫记》，一年后书稿写出来了，竟然没人敢出版，最后还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社会效果当然是很好的。在多家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称赞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当代领袖的长篇纪实小说”，“是纪实文学的新突破”，“作者是第一个吃螃蟹〖KG*9〗的人”，“是划时代之作”。在新华社发出的通稿中说：“《东行漫记》是《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五十三年中，他创造了三个“第一”
阎老师是个有心人。
人们都说他家有福气，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革命领袖。他从耳闻目睹中，了解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五大书记在村中的一些故事，就自己偷偷记下来。1950年10月，他写了一篇毛主席在西柏坡请乡亲们看电影的故事，由《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乡亲们都说他是年轻的作家。这篇文章，使他成为迄今为止最早写领袖在西柏坡的人。 从此之后，他就在教书、当记者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收集领袖人物在西柏坡的资料。同时，他不断写出一些来，先后共发表70多篇，约计20余万字。有的被收录到有关集子中，有的成了中学语文教材。有人说，阎涛是写西柏坡的专家；有人说，是西柏坡成全了阎涛。但清楚，阎老师既有地利的优势，更有表现伟大领袖革命精神和雄才大略的志向。
他的第二个“第一”，是他第一个写出了一部描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来到西柏坡、筹建新中国的长篇纪实文学《东行漫记》。这部约30万字的著作，开创了用长篇纪实手法写革命领袖的先例。“一花引来万花开”，这部书引发了全国“毛泽东热”、“领袖热”。这便是他的历史性贡献，但他的麻烦也在这里。
他的第三个“第一”，就是在全国第一个打了“文坛第一案”的版权官司，状告权延赤抄袭侵权。1988年5月，《东行漫记》由河北人民出版社配合党中央进驻西柏坡40周年纪念活动公开出版后不久，他就听说有人抄袭了《东行漫记》。原先他并不在意，但在书店一转，便发现了确有此事。于是，他就向北京有关单位写信。开始没人理，后来到1989年才在北京市版权处立了案，但直到1995年11月30日才由北京崇文区法院开庭审理。经过一段反复，1998年12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才做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的六本书中抄袭了阎涛的《东行漫记》。一个官司打了9年多，阎涛终于赢了！这中间，他反被被告说他是“抄袭”，气得他生了一场大病，住院五个月，体质严重下降，差点儿没把老命搭上。事已至此，他只能把官司继续打下去。河北文艺界都知道，阎老师性格内向，素来和谁都没争论过什么，对个人名利从不计较。这一场“马拉松”官司证明他很刚强。坏事可以变为好事，他也赢得了广大读者，一百多家报刊对这场官司作了报道。同时也证明他大事不糊涂，是非很清楚，不但一身正气，而且很有韧性。难怪大家说，成天不言不语的阎涛是个坚强的人。
十四部书，作品与人品
阎老师是著作等身的老作家。除了《东行漫记》，他还于199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27万字的《日出东方》。这也是写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西柏坡的故事。如果说《东行漫记》是以写领袖们转战陕北、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等重大历史史实从宏观上刻画了一代伟人的高大形象，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巍巍丰碑，那么就可以，《日出东方》是从微观上描写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生活小事。作者通过他们的衣食住行，与干部战士的亲密关系，与西柏坡人民的鱼水深情等生动的细节，表达了领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和战士的无比热爱；也表现了领袖们的清正廉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2000年12月，他出版了上下两卷的《走进西柏坡》，是他多年来西柏坡创作的集大成，后来获了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还写过中篇纪实《五大书记在西柏坡》、《段家佐创业史》、《文坛
第一案》等多部作品，在报刊上连载。此前，他曾出版过长篇小说《黑山客》，出版过描写毛泽东的《东方黎明》（江西人民出版社）、描写刘少奇的中篇纪实《青山遮不住》（与人合作，湖北人民出版社）、描写革命先烈周建屏的《刀光闪闪》和《山影》。他曾写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作品。他曾荣获第三届河北文艺振兴奖、北方十七省市优秀图书奖、湘鄂赣陕四省优秀创作奖、河北省政府特别奖、省“五个一工程”等多种奖励。
1999年，《名家》杂志的编者按说：“阎涛是西柏坡人，颇有成就的老作家。也许是他幼沐浴在革命圣地的阳光里，终于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文艺战士。尽管他胸怀大志，一身正气，却始终‘进步不快’。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晚年，他在人格、作品等方面终成正果，大放光芒。随着《东行漫记》这部书的走红，他也向我们广大读者走来。”
阎涛老师的人生之路是坎坷的。他从小刻苦读书，半农半读地完成了高小课程，又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冀晋中学高师班的学业。记得他讲过，在高师班学习时，经常自己找地方去打工，包括给人抬木头、盖房子这样的重活，他都干过。毕业后他教过书，当过平山县政府文教科干部、《石家庄日报》记者和《滹沱河畔》杂志编辑部主任。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他一生不知培养了多少青年人才，有的已经是颇有影响的记者、编辑、作家。他默默地奉献着，从不张扬自己，也不阿谀逢迎。“文革”后期曾被下放到新乐县文化馆去，他也无怨无悔，反而在那里交了一大批青年朋友，扶植了一批文艺新人。他是鲁迅所说的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不是靠炒作，而是靠自身作品而赢得广大读者欢迎的。
现在阎涛老师已过古稀之年，有了14部作品、670万字的成果。最近，他又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自传。虽然他年事已高，又做过大手术，但他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历史不会忘记他，第一个写西柏坡的人。
西柏坡和平山县人不会忘记自己的作家，他们要为自己的作家搞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物。这种想法很好，我想一定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200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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