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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有一个县委书记的典型焦裕禄。
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牺牲在西藏阿里的地委书记的典型孔繁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有一个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这样的先进典型，还有一个山西长治市书记吕日周。吕日周是一个活着的却有争议的中高级领导人。1983～1989年初，他在太行北部西麓的原平当过县委书记。作家柯云路曾经以他为原型写过一个电视剧《新星》，在国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此剧表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呼唤了我们应有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那位主人公被看作新时代的清官形象。事实上的县委书记吕日周，的确是一个思维超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是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开拓者。但他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一个能够顶住种种压力而真正忠于党和人民的人。1989年1月，他升任新建立的朔州市市长，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省体改委任常务副主任，后任主任。2000年春，山西省委书记认为他被安错了位，又调他去晋东南任长治市委书记。出生于恒山之北的吕日周，竟然与太行有缘，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中，行走在那些历史悠久而又闭塞、贫瘠的地方，深入于纯朴、封闭而又可爱可敬的山里人中。
西柏坡在太行山中段的东麓，从地理位置上和长治一南一北，都是在一条著名的山脉、一条历史的血脉之中。长治就是古时的上党、潞州。较早到过这里的一个著名人物是三国时的曹操。“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这是曹操当年北征高干时，在长治境内壶关县写下的《苦寒行》。可见那时这里是多么荒凉冷落，太行群山给人类提供的生存条件多么微薄。1700多年后的吕日周，却在这里干大事、创大业，付出了常人所未能付出的艰辛，干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实现了他人生旅程中的巨大价值，使落后的长治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长治。吕日周现象，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吕日周精神，也正是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是保持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太行山精神。从他去年出版的《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一书中，从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吕日周，一个太行山脊一般的吕日周。
他有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三敢”）。他1945年1月出生雁地区大同县落阵营村，吃过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人间之苦。他是根里苦，所以能吃苦。大学毕业后当村支书时能吃苦，当县委书记、市长时能吃苦，当省体改委主任时仍然能吃苦，到长治后更能吃大苦、耐大劳。他下乡时经常骑自行车，这是当今一般干部难以做到的，但是他能做到。每天半夜睡觉，早晨5点起床，6点就给人们上党课或去跑步，这一点一般人更做到，但他一直坚持着。他敢吃亏，经常吃亏。在武乡县老残废军人家中，他拿自己的工资；在亏损的企业里，他带头捐献；他资助山区特困学生，帮助偶然遇到的不幸者。他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不计回报。在原平县，他曾被长期审查达500天。调查组鸡蛋里挑骨头，认为他用公家的稿纸也是腐败，他便拿出300元稿费来上交。他吃了更多的政治亏，在体改委一呆就是12年，他处于有志难酬、有劲难使的两难境地。到了长治，他顶着一次次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像爬山坡一样艰难地挺进。他很敢惹人。在党内外，在陈旧的观念面前，在腐败之风中，他砥柱中流，决不随波逐流；他总是顶风斗浪，力挽狂澜，做出了大量的惊人之举。他敢惹那些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者，无论是派出所长，村官厂官，他谁都敢惹，都敢批评得罪，敢公开曝光，敢绳之以党纪国法。他很有头脑和才华，却不懂“官场文”，“不会做官”，只会干事。为了发扬民主，加大群众和媒体监督力度，他要求报纸要尖锐泼辣。有一次，发现在教育上出了问题，他便给主管的副市长写了一封严厉的公开信，拿到《长治日报》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他目的不是整人毁人，后来也与副市长交了心。
他曾经公开地讲道：“谁不干，干谁；谁不调产（工作），调谁；谁不惹人，惹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带头，不能当头；谁不打扫卫生，就打发谁；谁不想吃亏，就亏谁。”他凭着对黎民百姓的一颗火热的心，凭着对党的事业的至忠至诚，不断做出秋风扫落叶式的动。他更像一位棋手，经常走让人意外的险棋，使别人想不到的招数。
吕日周的工作方法有“三深”，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他强调深入就要心入，不是一般地走马看花，蜻蜓点水，不能玩花架子，不能只做样子。所以他被称为“百姓书记”。万千老百姓对他十分赞成，而一些官场的人却对此十分不快。比如，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下厂，有人认为他是“异类”、“作秀”，是“形式主义”。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转变干部作风这么难呢？为什么联系群众却要受到贬损呢？为什么辛苦之后还要经历一番“心苦”呢？于是他对原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说出了自己的苦恼。老领导们分析说：因为形式主义和虚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真做了，人们却不敢轻易相信。如今这个时代，就是做好事难，做好事让人相信更难，你就要长期坚持。于是吕日周暗暗地大下决心，“不管东西南北风，带领干部变作风”，一定要克服官僚主义这个“顽症”。虽然一个市的影响微不足道，难免引起人们的闲话，但他不信就变不了。于是他仍然坚持走下去，甚至住下来，真正了解农民的心，工人的情，了解改革的具体困难，寻找发展的路子，要扎扎实实为人民做好事、办实事。于是长治上访的人少了，街道干净了，城市变样了，农村环保好了，干部的作风变了。他深入之深，曾经到过600多米深的矿井里，冒着生命危险宣传安全第一；到学校，看食堂饭菜怎么样，看教师的住处怎么样，看厕所干净不干净，而且要重新进行检查落实，不惜亲自拿上工具去清理屎尿，使校长大为惊慌，生出不尽的感慨。
他终于深入了人心。长治人曾经口传有“三防”：“防火，防盗，防日周。”他使各种不正之风无处藏身，使各种不法之徒难逃党纪国法之网。对漳源镇，他三番五次进行“袭击”，改变了当地干部的懒散作风，使他们理清了“创造环境、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发展思路。他逼迫着乡村两级干部动脑筋改作风，更是逼迫着自己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他认为：“不到群众中，不知道自己差距大；不与群众接近，不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群众。离群众越近，思想越解放；离群众越近，对政策理解越深；离群众越近，对‘三个代表’思想越忠；离群众越近，离腐败越远！”他还曾经在市委常委学习交流会上带头发言，形成了市委班子正确看待群众、正确看待自己的共识。他在一次发言中是这样讲的：
人民是父母，我们是儿女；人民是教师，我们是学生；人民是河，我们是舟；人民是水，我们是鱼；人民是智慧的源泉，我们是幼稚可笑的；人民是大海，我们是沧海一粟；人民是土壤，我们是种子；人们是藤，我们是瓜；人民是评价我们的度量衡，我们是被评价的对；人民是灯塔，我们是航船；人民是路标，我们是行进中的车；人民是主人，我们是公仆；人民是太阳，我们是树木；人民是春雨，我们是幼苗；人民是我们落实的对象，我们是人民监督的对象；人民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我们是司炉工。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应当为之吃苦、吃亏、惹人，为之流血流汗，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这种精神境界是多么高啊！自古以来，中国的先人们就出现过许多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吕日周无疑是一个清官，但他又不是古代意义上的清官。他是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中讲政治、讲民主、讲正气的清官，是无怨无悔为老百姓服务的清官。有人一说清官就很反感，好像清官不民主，是专制主义者。而吕日周是倾听群众呼声最多，而又拿得起放得下的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者，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节拍前进的清官。他是敢为今日窦娥申冤而又不等到上访告状就主动去服务的公仆，是只会服务不会做官保官的“在太阳底下晒的人”，是为老百姓可以舍弃自己一切的太行赤子。他有“三敢”、“三深”，还有“三带”。“三带”就是带头、带动、带领，就是千方百计把群众中的积极性和聪明智慧充分调动起来，用最大的政治优势形成城乡经济的大踏步发展。他还认为，必须改变封建落后的官场文化，要有头脑，有思路，有主见，有创造性，最怕的是保官跑官要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多余的人”。他坚持认为“不怕官不大，就怕变本色；不怕官儿小，就怕把官跑”。在他的朔州市长一职被突然免去后，当地人们不服，有一位民办教师含着眼泪送来一副对联：“深入基层不如深入上层，联系群众不如联系领导。”横批是：“你马列学得太多了”。这是一种反讽式的赞美。他也写了两句话：“为党为群众，永远不松劲！”以此表达了他坚定的信念。
有一次他在盂县调研，听到一个小伙子唱歌，用的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好”的曲调，而唱词却改为“某领导孬，某领导孬……说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大为慨叹，认为正确英明的领导会保持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解决当前最大的危险和困难，而不称职的领导就会丢掉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被群众孤立、讽刺，甚至被他们所抛弃。前苏联的教训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他后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开完会群众不会？是因为领导人骨头里缺钙；什么开完会群众不干？是因为领导人心田里缺氮；为什么开完会群众不想？是因为领导人脑子里缺氧。
他说得多么形象而深刻！我们不能做缺钙的软骨头，是软骨头不能领导改革开放，不能带领大家冲锋陷阵。我们不能做缺氮的庄稼，缺氮的庄稼结不了丰硕的果实。我们更不能做缺氧的动物，缺氧的动物就缺脑子，缺思考，就只能浑浑噩噩、糊糊涂涂，使前人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或日渐变色。当前，吕日周所遇到的党内外的问题和现象，已经相当的普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决不能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忘乎所以、忘掉我们赖以生存的黎民百姓呀！
吕日周还曾谈到一段富有象征意义的经历：
告别朔州返回太原时，和我一年前调到朔州时一样，天降大雪。我想翻过雁门关回太原，但那里山高路滑堵了车；我绕道应县，想从峪口爬过山，从繁峙县城返太原，但那里大雪封山过不去。我只好绕道浑源，从北岳恒山的一个山口，爬到后来曾发生震惊全国的金矿爆炸案的沙河镇，然后回到了太原。那天，几经周折，我是在太阳快落山时，才爬到左沙公路的恒山制高点。我望着如血的残阳、如海的群山，我不由地放声大喊了毛泽东的一句诗：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象征着一个坚忍不拔、素质很高的共产党人的曲折经历，象征着他一路前行、不怕曲折的搏击精神。他没有什么精神负担，闲言碎语对他来说只是挂到脸上的蜘蛛网，只要用手轻轻抹去便好。他没有一些官员的庸俗和势利，只有正直的共产党人的阳刚和不凡。当任何麻烦和问题袭来时，他都能够以充足的智慧和精力进行迎击和破解。因为他有群众，是一个中国式的安泰。我读过宋代包公的历史，看过包公的戏，心想，那时包公能够样有力地打击皇亲国舅和一切邪恶势力，能够为秦香莲们申冤，也一定会有大量的非议，而且会有人上书告他，但包公都挺过来了，连皇上宋仁宗也不肯杀掉他。因为铁面无私的包龙图是大宋国宝，是刚正的江山社稷栋梁。宋代的忠奸斗争十分激烈，有关文艺作品可谓众多，而包公一直在人们心目中是高大的，不朽的。
现在的吕日周，已经比包公所处的时代优越得多，当代政治文明程度和民主意识更比古代开化得。吕日周本身就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者和执行落实者。他是党风的守护神，是人世间的驱邪打鬼者，而且是我们中间突出的一位，不可否定的一位。他的一些做法，固然是一般干部难以做到的，但不会是出头先烂的椽子。他被党和群众所保护。反回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吕日周呢?那恐怕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可悲了吧?
千里太行山，蕴藏着不尽的宝藏，蕴藏着无限的精神力量。当年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
风在这里由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今天吕日周们在这里继续实践着，发扬着。他们的故事说不完。这实在令人欣慰、令人鼓舞。
2003年7月19日，9月12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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