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的古人早就说过：“事不过三”，但也强调过“三思”。对于一个强大的苏联的垮台，我们三思五考都不为过。世间的任何真理和规律，哪个不是多思方能得到？
我曾在西柏坡村的松柏林中穿行，想象古人《神仙传》里的仙翁们曾经怎样采松果、剥柏籽，不食人间烟火而得道升天。我还曾在苹果园里散步，拾到一个红润润的可爱的苹果。哦，这个风落之果已经早熟，在树下静静等待着我的到来。于是得意地想起西方哲学家贝克莱说过的话：石子的存在是因为我要碰到它。当我狠狠咬了一口，想细细品尝苹果的香甜之时，却发现它里面蠕动着几条惊慌的虫子——于是我便把这个意外的便宜抛掉了，既可惜，又恶心。
法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就在1936年的《从苏联归来》中写到一个词：“生虫的苹果”。
是的，生了虫的苹果表面上看比一般的苹果更能让人垂涎欲滴，但那是非正常的病态的红润，是腐败的迹象。
纪德因高尔基去世应邀访问苏联。他在两个月中发现，苏联各级领导层中日渐弥漫着一种对旧制度下的权力和特权的依恋，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好像建造一道拱门时，需要许多支柱，一旦建成，支柱们便被撤掉了。那时斯大林正在借口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而在全国进行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批判运动。这场大清洗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秋天，先后涉及500多万人，处决了40多万人。那种气氛与沙皇时代鼓励告密十分相似。而纪德却感到，只有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才真正坚持着革命气节，因为他们成了褪色变节者的碍物。他认为一些掌权者是从帝俄时代过来的人，他们心中仍然隐藏着资产阶级本能，那是一种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性。他们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贵族”。
纪德还毫不客气地挖苦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
这些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便是没有从思想上入党，只是得到了一顶红帽子，甚至是拉了大旗做虎皮。斯大林怎么没有看出这些未来的窃国大盗呢？他是看不透的，他忽视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在这方面有很沉痛的教训。
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大力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个人崇拜对象，也喜欢阿谀逢迎、歌功颂德。勃列日涅夫搞掉了赫鲁晓夫而上台，他把苏联经济搞上去了，却把党内的贵族特权阶层真正培养起来了。正如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所说的，党内没有民主，各级领导人的用人标准不是德才兼备，而是是否对个人忠诚，大搞人身依附，形成一个选举投票保驾系统，于是上保下，下保上，领导层十分稳固，勃氏便稳如泰山地坐了18年。他算是个福将，没遇上太大的战争，没造成大的风波，人们的日子也好了起来，但苏联政府设置了100多个部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贿受贿之风越来越盛；党内外家长制和斯大林模式更为牢固，整个国家的活力越来越小，特别是没有抓住西方信息产业革命之机，从而导致后来科技和经济滞后的危局。他安然地走了，算寿终正寝了。但他那个一步登天的、从尉官一下子升了副部长的贪污犯女婿垮掉了。然而绝大多数红色贵族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估计，苏联解体时，特权阶层大约有70万人，这个数字和3亿多苏联公民相比，真还是一小部分，他们却从中央到地方控制着前苏联的一切命脉。这个新资产阶级住着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郊外高级别墅，有自己的高级轿车和服务、保镖队伍。这使我想到，列宁指挥攻打冬宫时是在斯莫尔尼宫，而毛泽东决战之时是住在西柏坡的小平房里。1948年时，毛泽东派一批警卫战士去学校读书，整个西柏坡中央大院只剩下十几个警卫。他不担心什么，没有那么多精神负担。毛泽东的别墅也不过是北戴河和韶山滴水岩，还赶不上前苏联一个州委
书记排场。在1960年全国歉收时，许多人吃不上饭，毛泽东便不再吃肉。他去世后留下的破睡衣、破床单，更说明是与前苏联特权阶层迥然不同的。
前苏联提示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之一是，要提防党内生了蛀虫和党的悄然质变。其次是盲目的政治运动整人杀人，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还有党内教条框框规则虽然很多，但没人去认真执行，也没人真正进行检查和监督。细想一想，他们谁检查谁、谁监督谁呀？彼此心照不宣，各行其道，各
随其主，各有自己的小九九。你能叫真吗？若来了运动，说不定先抓了你，判了你，或秘密处决了你，还会株连周围一批人，何苦呢？他们高官得做，特权加身，最终忘掉了人民利益。这是斯大林反复大清洗的苏共后遗症，是多少年的积习而形成的苏联官场现形记。再加上贪图享乐的利益驱动，列宁时代叱咤风云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精神，早已经烟消云散了。
执政党内人际关系私人化，而党纪国法变成了聋子耳朵——这才是最可怕的！
信仰危机，党心不凝，民心不聚——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从电视上宣布苏联不再存在时，全国波澜不惊，鸦雀无声，像死一般的沉寂。所以这不仅是苏联人民抛弃了红色贵族，也是他们心照不宣地自暴自弃是一种“自我解放”，必然“偷着乐”。
列宁曾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大声向世界宣布：“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可是，没人去实践他的高屋建瓴的伟大宣言，没有人开拓新国家的民主之路，而是走了沙皇的老路。
列宁还曾反复呼吁党的团结，要求中央领导班子顾全大局，但斯大林没有听。
列宁生前曾加强工兵农检察院，给他们巨大的独立审判权力，但它却变成了斯大林搞大清洗
的御用工具。列宁在推翻老沙皇的斗争中，特别是打垮克伦斯基政府的生死搏斗中成为万众拥
戴的领袖，但他的主义、他的真理渐渐被淡化和抛掉了。
多么可悲呀！苏联党和国家的缔造者、红军的缔造者，只留下了生前身后名，留下了红场列宁墓，只是被思念、被崇敬、被惋惜，而精神和理论没有真正被继承。
西柏坡的苹果、红枣，竟然也有虫蛀和内烂的，这是我们应引起联想和反思的。中国共产党，是奋斗了28年才入主城市执政的，比苏共在思想理论上成熟、丰富得多，对于中国国情适合得多，但蛀烂之果的出现不也很使人沉思吗？
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了无数的革命先烈，建国后出现了焦裕禄、雷锋、孔繁森、郑培民这样的典型，但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胡长清、成克杰这样的败类。我们应当上下同心，坚持“拒腐蚀、永不沾”，一定要坚决防止前苏联领导层那样的腐化变质。
我们要认真聆听历史老人的忠告。
我们看清了前苏联的教训，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信条抛掉，把自己的誓言忘掉。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担忧的，警告我们的，他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监督，反复告诫我们的“两个务必”，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于心。
我们要让开国领袖们在九泉之下放心。
2003年6月28—29日草，9月10日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