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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使不少中国人了解了一些苏俄的情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今还在中国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等人的小说，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俄罗斯和前苏联，了解了他们上层和下层人的文化心理、生存状态。但这些都是感性的，艺术化的，也是局部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也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根底密不可分。在前文中，我只说他们没有“两个务必”的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从大文化的角度挖掘一下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前苏联垮台的原因，或许会更深刻一些。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与中国和欧洲多国接壤，文化传统却大不相同。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欧洲古罗马、希腊文化也源远流长，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俄罗斯这个民族到公元8～9世纪，才在各部落的基础上渐渐形成了古罗斯。那时的中国，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大唐帝国，欧洲已是中世纪了，而他们还是半奴隶制或半原始状态。中国和欧洲都地理复杂，而古罗斯的地形十分单调，是四面开阔的大平原，欧俄平原的北部是森林地带，南部则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与中亚地区的平原连在一起。许多亚洲游牧民族往往赶着牛羊，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那里，但那已经是俄国了。他们那里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每年能够耕种的时间大约4～6个月，其它时间都在冰天雪地之中。地理环境的单调，形成了古罗斯人职业的单调，也便于形成道德风尚和信仰的一致，便于形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东欧平原无论多么辽阔，无论在最初居民部落多么不同，但迟早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地区。明了这一点，则俄国国家地区的辽阔，各部分的千篇一律及其相互间的牢固联系，便可以理解了。”（C.M.索洛维约夫语）由于四面开阔，就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不像古代中国被高山、大海阻隔而那么封闭。由于四面开阔，它就容易受到外来的冲击，就要紧密团结起来对付外来入侵，同时大肆向外进行扩张，这正是俄罗斯长期征战和长期扩张的重要原因。他们沿河而居，发展的是河流经济、森林经济、草原经济和农业经济，也就产生了相应的政治。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等南北走向的河流，成为哺育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
他们对亚洲人不信任，也对欧洲人不信任，包括对波兰人极不信任。但它在千余年的发展中一直受着东西方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文明。这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也包含着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性格。正如俄国一位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所说的：“我们从来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他说得不错，但也有些太绝对了。 有人研究认为，俄罗斯人的祖先是煮盐人（瓦良格人）、东斯拉夫人，他们由信奉多神教到信奉东正教，就是大约公元10世纪时从拜占庭传衍来的。13～15世纪，善于骑射的东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向南统一了整个中国，向北向西征服了整个俄罗斯和大部分欧洲，曾经在俄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使原先四分五裂的罗斯王公们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也由于靠近西方，历代沙皇都在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下不断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又受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沙皇们总在权力上不肯让步，便使改革走向反改革，不是引发动乱，就是引发革命，最后又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俄罗斯国家形态形成的文化因素，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国家主义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这种国家主义文化以东正教思想为支柱，以俄国农民集体主义心态和希望有一个好沙皇思想为基础，长期表现为什么事情都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目的。只要国家能包容社会、包容一切，决不拒绝以任何形式改革国家机器。改来改去，其结局总是国家主义文化思想进一步加强。这正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源泉。有一位中国学者曹维安，他认为人类社会有进化型、创新型和动员型三种类型，而俄罗斯属于动员型社会。俄国虽为世界第一大国，现在占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但它的文明起步较晚，被动挨打不少。在历史上的古罗斯时期，就受到佩切涅格人、波洛夫齐人的入侵，后来受到东方蒙古人200多年的残酷统治。17世纪之初受到波兰人、19世纪初受到法国人、20世纪中叶受到德国人的先后侵袭和占领，使他总感到生活在危机之中，所以俄国政府总要采取特别手段来应付各种抗战。此外，他们又蛮不讲理地对东方、西方和南方进行军事扩张，所以才形成了一个封建军事大帝国。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一个“军事—民族”国家。为了适应国防安全的持久需要，历代王公、沙皇以及苏共领导人，凡事总把政治问题放在国家民族的头等地位，经常下达命令强迫人民十分艰难地完成国家交给的军事、经济建设任务。这样的好处是保证了国家领土完整，防止了内部的分裂。从16世纪彼得大帝开始，他们总是强调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们往往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积极备战。备战也成为俄苏上层转移国内矛盾的
种手段。大概惟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时，力主撤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军队，不再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为此还曾遭到布尔什维克和各党派的强烈反对。一千多年来，由于文化上的原因，俄罗斯社会发展总有一种周期性和循环性，即周期性的腾飞和突然的垮台，形成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他们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往往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杰出人物。比如彼得一世、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一世，以及后来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敢于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
它的商业经济在古罗斯时期就有了，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晚很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才使十月革命在资产阶级统治薄弱的俄罗斯取得成功。这便形成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次跳跃。关于俄罗斯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还可以再说出几点来。
第一，农民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在沙俄时代表现很顽固，后来成为苏联集体农庄形成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在1881年曾给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过：“农村公社俄国新生的支点。”这是对俄国农村原始色彩公有制和原始民主精神的肯定。它的农奴制起源可以追溯到9世纪基辅罗斯时期。但到17世纪中期才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到19世纪的1861年就废除了。废除之后，土地交给公社，没有交给个人。沙皇怕农民“无产阶级化”而“点燃俄国”，还向农民灌输土地不应属于个人的观念，所以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崇拜沙皇的传统观念没有废除。在19世纪中期，大量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竟然没人理会，甚至把那些鼓吹革命的大学生送到警察局去法办。农民们觉得自己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贵族地主）”，还觉得这是应该的。他们在十月革命中，也不像中国农民那样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而是城市工人阶级为主力，是工人和军队起着决定作用。
第二个便是俄国人习惯于中央集权，也把斯大林看成他们的皇帝，又有浓厚的与宗教相关的理想主义。自古以来他们见不着皇帝，却崇拜着皇帝，认为皇帝都是好的，而贵族地主都是坏的，自己的贫穷和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所以一代一代农民总是在苦难中盼望出现一个好皇帝，把剥削他们的地主杀光。理想主义在工人、士兵中更为普遍，所以接受列宁主义最快，干起来也最坚决。俄国贵族们有时也恨沙皇，却不敢去杀沙皇，而深受欧洲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却曾经刺杀过亚历山大二世。
第三个因素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虽然都是爱国的，却往往表现为较强的宗教性、不同阶级阶层价值观念的分裂性，而且互相之间很难坐下来对话，理论上便缺乏互补性。他们之间还往往长期而激烈地论战，甚至酿成社会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下层文化观念受到压抑。19世纪以来，他们积极宣传欧洲的思想，尤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社会民主工中形成了左派即布尔什维克派，成为后来俄共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从18世纪一产生就一直是和沙皇对立的，他们曾经多次惨遭流放和杀戮，像别林斯基、赫尔岑等许多人不得不逃往国外。进入苏联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仍然与共产党对立。在革命胜利之初，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的许多人是在政府中任了职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者。可见那时，苏俄社会上层的思想是混
乱的，没有中国革命成功后那种没有反对派的，万众一心、思想统一的局面。他们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诸多事情都有激烈的争议和争吵。
第四个文化因素，就是俄罗斯人思维方式上缺乏中庸之道和辩证法思想，伦理哲学也不发达。他们总认为世间的人和事非白即黑、非好即坏，不是朋友就是敌人，遇事要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缺乏吸收融合对方思想的精神。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出东正教精神的古板、僵化，它使俄国的封建历史走得很长，中间改革来改革去却仍然皇帝在位。封建贵族们曾经召开缙绅会议推举沙皇，这是用民主的方式产生封建帝王。列宁是伟大的，但他于1924年过早地去世。他亲手缔造了红色的苏联，民主作风很好，在人民中威望极高，也同样受到了“崇拜”。后来斯大林从1929年执政到1953年3月，形成了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本来应该改革了，但在1952年10月举行的联共（布）十九大上，斯大林把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使这个模式进一步强化，从而全面制约了党内生活的正常化，造成计划经济发展的模式化。他只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能兼顾人民的生存条件改善；只像彼得大帝那样强调首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而轻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
第五个文化因素，是俄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专制、多疑，好耍权术。他们始终对国内外一切人保持着高度警惕。这在沙皇和前苏联领导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鲍里斯·戈杜诺夫当上沙皇之后，就努力扩张自己的权力，反对贵族对他的权力限制，还伪造伊凡四世的遗嘱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是一个多疑的残忍的杀人狂。曾经鼓励人们告密，使告密诬陷之风像瘟疫一样吹遍全国，使许多好人无辜地惨遭杀害。后来，1935～1938年斯大林进行的所谓反间谍大清洗、1949～1950年的第二次大清洗，都与沙皇的做法一脉相承，曾令代苏联人胆战心惊、不堪回首。苏共丢失人心，与大清洗大屠杀关系很大。叶利钦竞选总统时就大肆宣传不要忘了苏共杀人可怕，这的确打在苏共的要害上了。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搞些理论、政策调整。出人意料的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对已故的斯大林进行了突然袭击。本来已经宣布闭会了，他又在半夜召集大家，做了长达四小时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种阴谋家、野心家的卑劣行径也使他得到了同样的报应。在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人也对他耍了阴谋，逼迫他马上下台。勃氏天性保守，但也稳健，他在位18
年中，上层的特权阶层暗暗形成了网络。他不杀人，却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贵族。戈尔巴乔夫下台不也是这样吗？他被形势逼迫着，自己去电视台宣布我不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也不再是苏联总统，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他上台后推行的“新思维”造成了天下大乱、民族纷争，却没有力挽狂澜的气度和能力。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和思考前苏联的解体、苏共执政党地位的丧失，这使我们头脑清醒起来，旗帜和方向路线更加鲜明坚定。我们不能抱怨列宁，又难免抱怨列宁。十月革命刚刚成功时，他日理万机，却无暇思考共产党人进入克里姆林宫后可能出现的变质问题，1922年才注意强化纪律检查的问题。他去世前才在病榻上口述信件（“列宁遗嘱”），强调了党中央的团结。我们应当进一步剖析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文化原因，还希望俄罗斯和东欧的共产党人，有机会多来中国西柏坡看看，或许能够从这里吸取一些有价值的精神营养。
2003年6月15日草，9月10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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