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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纪念馆里，看到毛泽东、朱德等人与前苏联特使米高扬的合影，想起了当年三大战役进行之后的国际舆论。不用说，美国是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但它也十分无奈，因为蒋介石屡战屡败，大势已去。苏联斯大林的观点也出人意外，认为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最好。于是派米高扬前来说项。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一看，中共领导人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民房里指挥着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很受感动。而毛泽东的意见，又使他十分尴尬，无法完成斯大林交给的使命。此后，我军强渡长江，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斯大林也不得不为之高兴。因为毕竟多了一个东方大国，社会主义阵营就强大起来。朴素的西柏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也是中苏两党友好的一个历史闪光点。
米高扬去了，留下了苏联老大哥暗暗的担心；斯大林去了，留下了中苏友好条约；赫鲁晓夫去了，留下了1960年突然撤走专家的历史遗憾。现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也去了，好端端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大厦，一夜之间倒塌了，像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地震，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少了一个，冷战思维大大降温。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了一极化，美国一时失去了斗争目标，却也是闲不住的。它很快不可一世起，四处插手国际事务，想独霸世界。然而，美国改变不了人类走向民主平等的总方向，也不可能永远称霸。
历史常有千古之谜。前苏联的垮掉属于何人之过？今天从西柏坡出发，思考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西方有些人士说，苏联的解体是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也有人认为苏联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搞社会主义是一种罪过。这两种意见都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诬蔑和否定，是带有政治偏见的。公正的讨论是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或站在史学家的科学立场上，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一种是葬送说，认为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改革，太理想主义，很不切合实际，结果把苏联葬送了。也有的说他是“自觉地”让苏联“走向覆灭的”，他的改革史就是一部“背叛的历史”，是他把人民“引向了迷途”。好像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也说过警惕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还在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里，规定防止阴谋家、野心家爬上高位、篡党夺权。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可是，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却说过：要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不要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
一种是和平演变说。认为美国插手，对苏联领导层进行诱惑，同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软硬兼施，造成了苏共和苏联的垮台。但这是事物的外部原因，不是根本的原因。另一种是民族矛盾说。认为苏联的改革引爆了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民族矛盾，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影响到大厦的根基。这有些道理，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有大俄罗斯主义，十月革命后有所好转却仍有严重的后遗症，再加上后来民族政策的失误，形成了苏联的大分裂。但也有专家说，各加盟共和国并不都想搞独立，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一直愿意保留苏联，不赞成各干各的。主要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以叶利钦为首力主分家，他们软禁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会议上突然宣布前苏联停止存在，才造成了这场历史的大悲剧，形成了历史轨迹的一个大转弯。
一种是上层自决说，还有意识形态说、历史合力说、错误路线说、经济倒退说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都有些道理。但我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苏联上层几十年来早已形成了一个几十万人的特权集团。这批人表面上打着红色旗号，内心里早已经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苏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内部出现自上而下的蜕化变质，形成了一个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权阶层。当写这篇文章时，看到《文艺报》2003年3月22日第二版上转载了黄苇町的一段话，是谈苏联教训的：“苏共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要通过国家政治制
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很大一部分前联党政官员，是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上从权贵阶层到资产阶级的直通车，把原来表面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变成了实际的个人所有。”这多么发人深思啊！
第二，前苏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出现了问题。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上层就已经形成“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共识。赫氏本人，还攻击中国的雷锋是个“傻子”，不可理解。他的机会主义，表现了苏联领导层、决策层的官僚们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已经气馁，疲惫不堪，头脑混乱。他们教条主义盛行，缺乏符合苏联实际的理论创新。从哲学层面上说，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没有处理好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因地因时进行理论创新的关系。苏共虽然长期执政，却没有清醒自觉地把自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革命的执政党。他们延续了斯大林的僵化保守，丢掉了当年列宁“退两步、进一步”的革命策略和创新精神。戈氏上台后匆匆忙忙搞改革，没有改到点子上。他提出所谓“新思维”，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却形成了苏联党内外思想理论的混乱，又没有能够及时进行纠正，以至于泛滥成灾，不可收拾。这正是“意识形态说”有些道理的原因。但是马克思早就说过：“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还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那么前苏联的垮台，还要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
第三，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已经没有生机和活力，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障碍。长期以来，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未能随着时代发展进行调整。一方面是由于缺少民主，曾经清洗过多，杀人过多，致使这种后遗症下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是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和参与军备竞赛，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改善速度缓慢。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多少自主权、自治权，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不能及时改革，生产力无法得到解放和发展。特别是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一直很不景气，成为这个工业大国、军事大国的一大难题。也有的说，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已经是很强大的了，连美国都畏惧三分，这是事实。但他们的模式、体制早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世事如棋局局新，国家兴废皆在人。如果前苏联方向路线正确、党中央政治上坚定而反腐倡廉有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正常，纵然有美国的演变手段也不会哗啦啦垮掉的。说来说去，苏联的问题根本在于人，在于人制定的路线和政治经济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一个怎样的执政党上。前苏联解体还有更深层的文化传统问题。他们没有我们中华民族大海一般的心胸，没有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智慧。苏共继承了沙皇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形成了世界霸权主义。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就是沙皇式的大俄罗斯传统精神所造成。斯大林、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也表现了他们以大压小的沙皇意识。之所以斯大林在1949年提出中国南北分治，就是怕中国共产党统一天下之后与之争雄，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又多了一个对手。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上看，一直是强
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从来没有任何朝代是中央主张分裂的。历史上的南北朝，都是实力达不到的割据。
在1939年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现在，这三大法宝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了，保卫江山仍然离不开现代化的强大军队。统一战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重要；党的建设，在新世纪更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提出了党建的“新的伟大工程”，我们正在继续施工，继续打牢这个工程的历史地基。从1944年起，毛泽东就反复强调打了胜仗、坐了江山也不能骄傲自满。到了西柏坡，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中国马上就要出现在地平线上。此
时毛泽东想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进京之后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看我们这个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何了。于是毛泽东在西柏坡响亮地提出“两个务必”，还向许多人包括身边的卫士长讲不做李自成，一定不能骄傲腐败。他的思考和担忧是很有远见的。君不见自古以来，多少个封建王朝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直至重新改朝换代。我们以共产主义为大目标的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不珍惜江山得来之不易，不能不珍惜历史给我们造成的绝好机遇，无论如何不能做了农民式的李自成。提倡谦虚谨慎和人性修养，这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孔子、孟子，无论是墨子还是韩非子，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少的争论，但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过争议。孔孟之道和宋明之际的理学、心学更强调了自我修身，使中国人的性格走向了内向和内省。这些学说虽有其弊，亦有其利。这正是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所缺少的。他们的历史没有我们长，他们的古罗斯文化没有我们丰富和深厚。
前苏联垮台的原因里，有一种说法是“人民抛弃说”，这很有些道理。人民已经厌恶了他们，但也无奈于他们。所以上层有变，下层没有发生什么抗议示威，只是后来一年一度怀念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伟大的导师列宁。上层的信念丢光了，精神上变质了，下层人们还有长长的记忆。那是痛苦的历史性回忆。苏联人嘲骂那些腐败变质的官僚们，那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共产党人听到前苏联那一声令人心碎的警钟，增加了反腐防变的自觉性，让人们产生了抗拒蜕化变质的免疫力。这便是苏联解体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启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发人深省。我们决不能发生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的颜色之变。全党政治免疫功能的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坚定性的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党领导下的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常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都离不开“两个务必”的精神。
西柏坡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伟大载体，是“两个务必”精神的象征。西柏坡，作为千秋一坡、天下第一坡，她是当之无愧的，永远容光焕发的。而前苏联，虽然有不少二战时期的革命烈士墓，但在革命传统教育上明显存在着失误，他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当年列宁指挥工人和士兵攻打冬宫之时，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打出红旗之时，有我们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精神共识和理论准备吗？
西柏坡，你是我们的历史明镜，是红色光谱仪。“两个务必”是你的无边法力。
2003年4月13日草，9月9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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