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与西柏坡没有关系，却也大有关系。
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中央日报》的批判。因为蒋介石以为这是借古讽今，用明朝的败亡影射自己的。
这篇文章，也在延安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读一读，不要忘掉三百年前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并不断强调要在革命队伍内部反对骄傲自满情绪。1949年进京之前，他在西柏坡反复向人们讲：“我们一定不做李自成！”那年3月23日上午出发时，他还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他一直在担心，共产党进城之后，能否站住脚，能否长久地执掌全国政权，建设一个新社会。因为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他不能不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告诫着大家，让大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一点，正是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前所没有做到的，成为他多年征战取得胜利后便很快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自成出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的陕北米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农民。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旱灾严重，已是民不聊生，官府又横征暴敛，于是官逼民反。李自成响应高迎祥起义，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1636年，起义军领袖高闯王战败被俘，死于北京。不久李自成被推为首领在陕西、河南等地继续坚持斗争。九死一生的他终于在河南大闹旱灾和蝗虫的时候，大大发展了起义队伍，曾经号称百万大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他和罗汝才等攻破襄阳，改称襄京，被推举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却未称王。此后不久，他用计杀掉了和他分庭抗礼的罗汝才及罗的军师、大将贺一龙、袁时中等，消除了内部分裂的隐患，达到了义军上下的高度统一。然后他打回了延安，回米脂看望了亲朋好友。这年十二月，李自成回到西安，准备建国。1644年正月，建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闪电一般地攻占了北京，迫使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了。可是，他只在北京呆了四十多天，就于五月初仓皇撤出，重返山西、陕西。在清军追杀之下，他节节败退，不久又转向河南、湖北，最后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被杀。他的余部，大多都转向了抗清斗争，有的坚持了十几年。另一支进入四川的张献忠队伍，也因为张献忠被杀而转入游击抗清阶段。在顾城《南明史》中说，李自成进京结束了明朝277年的统治，但又开始了清朝270多年的统治，大顺朝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我觉得作者说得很对。
明末清初的这段急剧变化的历史，被郭沫若所关注，也被众多史家所探讨。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领袖，早在红军初期就对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做过研究，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后来长征北上，竟到了李自成老家延安（米脂），那和西柏坡一样是养育革命的好地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借着《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契机进行的反骄破满，成效显著。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柏坡村，他又想到了陕北“老乡”李自成，表示坚决不做李自成。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就是“两个务必”，就是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保持本色。这正是马列主义
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李自成失败了，为共产党提供的反面教训却是十分珍贵的。
李自成进京“赶考”失败的原因，的确首先是精神准备不足，没有从一支革命军变成执政者的心理转变过程。他们轻而易举地攻入北京，走上了皇帝的金銮殿，取代明朝皇帝成了天下的主宰，还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怎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明朝旧官吏和京城百姓。他们是按着自己的农民心理、农民习惯去处理这些事情的于是他们在精神上、政策与策略上出现了巨大的缺失。首先是大臣们不可一世，追求享乐。过去的斗争目标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内部便开始争权夺势，互相残杀。李自成让数十万大军住在京城，只有李岩的部队驻在城外而且纪律严明。入城的胜利者们一时无仗可打，便花天酒地，尽情享乐。在他们进城之前，京中百姓到处都喊“迎闯王，不纳粮”，说闯王的队伍是仁义之师。现在他们来了，怎么样呢？大批军人由“过城邑不得室处”改住民房，军粮供应全靠自己筹集，于是便向明朝旧官吏索取，供应不足便暗中向老百姓伸手。李自成下令让旧官吏和绅士们缴回赃款赃物，不缴则捆绑吊打，甚至入狱、杀头。原来说是只向罪大恶极、臭名昭著的赃官追赃，结果追打面越扩越大。大将军刘宗敏不管军国大事，醉心于追赃。他府上捆绑着数百人，不缴赃不放回，或缴了赃也不放回，有的该追没有追，政策不明，界限不清，随心所欲。他们把对封建地主和官僚的仇恨统统发泄到这些前朝遗老遗少身上。“追赃助饷”终于造成了官吏士绅和市民怨气沸腾，无法形成政治稳定的局面。所以，当关外的清军打来的时候，很多人宁肯迎接满族清军，也决不帮助汉人的大顺军了。
清军入关，与吴三桂降清大有关系。李自成虽然还穿着战争年代的衣裳上朝，吃的是粗茶淡饭，没有追求享受，但他管不住自己的臣子，他的简朴没起到表率作用。在大局上、军事上，他忽略了关外清政权的势力和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没有派大臣去招降接管，驻以重兵。刘宗敏抓捕了吴三桂的父亲，还霸占了吴的小妾陈圆圆，更使他怒不可遏。于是吴三桂表示投降大顺后又变了卦，一下子倒在了满人的怀抱，带领清军从山海关一直打到了北京。李自成不具有战略家的素质，他已经有些轻敌自负了，应变能力也不太足。在四月十九日去讨伐吴三桂时，他仓促上阵，只带了六万人，而多尔衮的清军有十二万之众，于是一战就败，再战再败，不得不撤回京师。接着又仓促决定暂时离开，以避锋芒，准备卷土重来。他哪里知道，当年攻破崇祯皇帝的北京容易，再从清军手中夺取京城却比登天还难。自三月十九日进城以来，他没有继续操练军队，人人都失去了战斗的心理准备，在清军打来时也没有严密地部署，没有与京城共存亡的斗志。一旦撤出又犯了兵败如山倒的大忌，军心一下子散了。一些明军降将，趁此也倒戈降清了。所以古有关云长大意失荆州，现在是李自成大意失天下，真乃历史无情矣。清军士气极为旺盛，锐不可当。这就决定了李自成必败，清军必胜。还有内部自相残杀。进京之后，大臣们在追求安逸享受，认为天下是自己的了，自己的后代都要封侯做官了。在河南出现动乱的时候，李岩自报奋勇前去平定，李自成和牛金星起了疑心，怕他在河南谋反，便在请他赴宴时杀了他和他的弟弟李襄。这一下，军师宋献策不干了，就找到刘宗敏进行挑拨。刘一听就火了，认为牛金星一点儿功劳都没有当宰相，竟敢杀死我的好友李岩，真是大逆不道，于是出现了大臣之间的分裂。这样，在李自成撤出时，大顺军内部已经元
气大伤，从政治上已经内烂。
请看郭老评述李自成进京前后时是如何说的吧：
（崇祯）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毛泽东走进西柏坡时，我们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的革命斗争。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执掌全国政权做了充分的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两个务必”思想如警钟长鸣。1949年3月下旬进入北京之后，毛泽东保持冷静，住在西山不进城。全党全军保持冷静，大部分军队驻扎城外，且军纪更为严明。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有条不紊，没有任何仓促和应付，没有任何无准备和不周详。几个月后，毛泽东才从西山移到了中南海。一直经过整整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正式宣告成立。
可惜李自成没有一个使自己冷静和缜密思索的西柏坡，没有让他有充分准备的历史空当，何况他作为一个农民领袖，缺乏理论上的完备、成熟和精神上的适应期，所以他在清军入关之后很快走向了覆亡。几千年来，多少次的农民起义，不是失败就是被别人窃了胜利果实。李自成斗争了十几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号年号，也仓促地失败了。死者长已矣，乃前车之鉴，后人不可忘怀。我们共产党人执政之后能不引以为戒吗？
来到西柏坡就会想到“赶考”，就会想到李自成，这是多么有吸引力，多么有意义的事。也还应当想到明朝的灭亡，想到历代封建统治无法医治的“通病”。
西柏坡，是可以鉴古而知今的。
2003年7月12日，7月20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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