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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坡路上的白杨树，像是长长的两列战士，在为这条胜利大道站岗；又像两排整齐的仪仗队，在为我们热烈鼓掌。
西柏坡的青松翠柏，密密匝匝地站在山山岭岭上，沐浴着盛夏的阳光和热风。她们像大舞台上的合唱团，正轻轻摇着上身，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又像站在开国大典观礼台上的功臣，一边望着前方，又一边交头接耳，讨论着祖国的未来。她们亦喜亦忧。喜的是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是“东亚病夫”，我们终于有了小康的今天。虽然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我们却有长期的稳定。她们也颇忧领袖当年走出西柏坡时之忧，忧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许多不良现象又冒了出来。
老松树们低吟似的，在反复地向小松树们说着——
居安思危……居安思危……
老柏树们在飒飒风声中，正不厌其烦地向后代说着——
防微杜渐……防微杜渐……
长青树们都受着毛泽东进京前的精神感染，在内心凝成了沉重的忧患情结。它们是忧天松、忧地柏，是有灵性的忧思树。
是的，古人早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古老的书祖《尚书·皋陶谟》中就有皋陶对大禹说的“慎厥身，修思永”，意思是要小心谨慎，坚持进行自身修养。又说“九德”，第一个便是“宽而栗”，即宽宏大量而又战栗（谨慎）。这便是历史上忧患意识的最早的记载。《尚书》的《蔡仲之命》中还说：“慎厥初，惟厥终。”意思是说，事情开始就要谨慎，而且能够考虑到最后的结果。又在《君牙》中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时的训诫，意思是让他有一种危机感，像踩住了老虎的尾巴、走在即将化开的河冰上，要格外小心谨慎。在《诗经·小雅·小》中，则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句。在《老子》第六十四章中则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他更强调了要有始终如一的谨慎，否则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到汉朝时，刘安在《淮南子·主术》中又说：“战战栗栗，日甚一日。”
毛泽东从小立志救国。他忧患了长长的一生。在建党之前，他忧国忧民，主张进行彻底的国民
革命，打倒一切外国列强、割据的军阀和贪官污吏。建党之后，他把忧国忧民的精神转化成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中，他忧广大农民深受剥削压迫之苦，号召他们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在五次反“围剿”中，他忧患于极左路线的巨大危害，忧患于红色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在遵义会议之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万里长征，忧患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千方百计要把红军这些革命的种子带到北方，让他们在那里生根发芽；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他忧患于我党理论上的幼稚，更忧患于如何以弱胜强地打赢抗日这场持久战。1944年以来，他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开始忧患我党我军内部的骄傲情绪。1948年5月来到西柏坡后，他一面组织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一面开始筹建新中国，更加沉重地为共产党人进城建国后能否站住脚而大生忧心。1949年建国后，他更忧患于一个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忧患于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能否进行到底。后来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反“修”防变，革命到底，未想到形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文革
”过去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仍要继续进行。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
忧患者、思想者。在他离开西柏坡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去世27年之后，证明他们那一代创业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又是起了多么巨大的历史作用。《古诗十九首》曾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应当继承这种千年忧的民族文化传统，应当因为这种千年之忧而努力奋斗，应当让前人们、先烈们在九泉之下放心，让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保持西柏坡精神，能够拒腐防变、永葆青春。
防微杜渐，是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易传·坤文言》中说：“臣弑其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古老之不早辩也（辩通‘辨’）。”这似乎是防微杜渐观念的古老源头之一。在周朝时，周幽王十分暴戾，贵族们就设法警告他，于是就有了《诗经·小雅·NE570弁》中的“如彼雨雪，先集维霰”之句。意思是说天上先落小雪粒，然后就要下大雪了，严寒就要来了。在班固《汉书·贾谊传》中有：“安者非一日之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这是贾谊对汉文帝说的至理名言。三国时，东吴的齐王“擅私杀”、“数越法度”，无人敢管。太傅诸葛恪就劝谏他说：“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见《三国志·吴主五子传》）所以，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告诫大家，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强调，我们进了城，决不能做李自成。建国后，他又在会议上说，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还说，人活着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当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件发生后，毛泽东沉痛地亲自批准公开审判、枪毙他们。这是挥泪斩马谡，不能不斩。这是杀一儆百，给了全党一个巨大震动，让那些开始追求享受和安逸的人们清醒过来。后来，毛泽东还对一些老同志们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他大
量的诗词作品中，也一直体现了这种革命到底的思想。老帅们也是如此。叶剑英元帅在他90岁生
日时写下的“老夫喜唱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具有战斗的乐观主义情怀。
对革命后代的教育，更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西柏坡时，毛岸英来了，主席心中很高兴，听他汇报时很认真，但不让他和自己同桌吃饭，只能到中灶食堂去吃。这是不让子搞特殊。岸英提出要和刘思齐结婚，主席认为年龄不到不能结，还为此发了火。后来他让岸英到朝鲜战场去，就是为了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可惜岸英过早地牺牲了。然而，这为大批干部子女带了个好头，他们通过各种基层锻炼，成为信念坚定、能够治党治国的优秀接班人。毛泽东在物质生活上对待儿女的忧患态度，使人想起汉朝时的疏广。他在汉宣帝时当了五年太子太傅，后来生病要告老回乡。宣帝挽留不住，便赐给他大量黄金，让他回去颐养天年。回乡后，人们劝他购买土地，建造宅院，或者直接把金子分给子孙。他却说：“但教子孙怠惰耳。”又说子孙们“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于是他将大量的黄金救济了家乡穷人，认为这样是“以除子孙之祸”。宋代刘克庄也曾经在《贫居自警》三首中说道：“力学勿忘家世俭，堆金能使子孙愚。”毛泽东没有为儿孙留下什么物质财富，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为后代留下什么；周恩来无儿无女，更没有留下什么。
他们留下的是精神，这是最宝贵的。我们必须无条件地进行继承，同时进行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创新。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反复讲忧患意识，讲居安思危，强调全党反腐倡廉的战略意义。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讲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这都是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的。
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强化忧患意识的民族，一个数千年来在忧患和自强不息中走向未来的国家，一个八十多年来用忧患意识打江山、坐天下的革命党和执政党，我们没有理由在西方拜金主义、享乐思想的冲击中，忘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自忧自慎精神，没有理由丢掉西柏坡精神。
忧患中的西柏坡，忧患中的苍松翠柏，你们与河山同在。
2003年7月6日，11月22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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