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还曾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口号，就是
“民战争”。这是他的革命战略的基础问题。因为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这种斗争的战场和主力则是广大农村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红军时期如此，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到1947年6月以后的战略反攻时期，解放战争进入高潮1948年党中央毛泽东进驻西柏坡后更是进入了总高潮。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表现出亿万农民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角姿态。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在1927年初，年轻的毛泽东下乡调查时，正是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们就已经广泛地参与进来，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大胆地和封建军阀、土豪劣绅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这次下乡考察之后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过七十多年后，读来仍然令人感动，就像一篇亲历的报告学或说纪实大散文，用简洁的笔法活画出当时广大贫雇农的形象和风采。
毛泽东一反城市各色人等对农民的偏见，第一个大胆地用事实为几千万贫苦农民的革命精神鼓与呼，称赞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反驳了“糟得很”的观点。这正是毛泽东与孙中山的巨大不同。孙中山看重的是同盟会少数人的城市起义和乐于募捐的华侨，他同情农民却又忽视了农民。这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有着很大不同。鲁迅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重大贡献在于：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礼教，描写了当时中国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挖掘了他们的国民劣根性，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是空前的深刻。几年前，他被称为“二十世纪亚洲文学第一人”。这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来访时所作的权威性结论，从而结束了这一轮关于鲁迅地位的论争。
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形象。他愚昧无知，经常受人欺负，每次被打之后就说“这是儿子打了老子”，这便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他还想参加革命，假洋鬼子又不许他革命，最后稀里糊涂地做了无头鬼。在鲁迅的《祥林嫂》中，女主人公的儿子被狼叼走之后，她便成了“精神病人”，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的后悔经历，让那些前来听故事的老太太们得到一点儿精神的满足。在《药》中，作者描写了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吃，说是能治他的痨病，但小栓仍然死去。他的坟和革命先烈夏瑜的墓并列着，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讽。鲁迅用他的小说和散文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愚昧、麻木和无能，揭出了旧社会的病苦，意在引起我们民族疗救的注意。他在大量的杂文中，更以投枪匕首似的笔锋进行了韧性的战斗，同时继续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表现了他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他还曾经想写长篇小说，想到革命根据地去看看，但终究没有成行，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毛泽东十分佩服鲁迅，每逢见到冯雪峰都要打听鲁迅的情况，还曾经把自己写的一首词捎给鲁迅。鲁迅看后说，有点儿山大王味道。冯雪峰再回根据地时转述了鲁迅的话，毛泽东听了便大笑起来。
鲁迅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一个在瑞金工农红军中，一个在国统区的上海亭子间，互
相支持，互相思念。1936年鲁迅去世后，中共中央从延安发去了唁电。在鲁迅去世一周年时举行的纪念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去讲了话。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赞扬了鲁迅。他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地位极高，在中国文坛上无人企及。至今，鲁迅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都是每个中国人生来必读的，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点内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在当今的媒体中仍然使用率很高。
毛泽东和鲁迅都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的农民。一个是肯定并弘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让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的大业；一个是揭示、批判了农民的劣根性，目的也是引导农民要与命运抗争。他们二人是各有视角、各有见解、异曲同工。这就使我们全面地认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和农民。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说：“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
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
能够深入描写中国农民的是山西作家赵树理。他从太行西麓的长治农村现实出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传家宝》、《李家庄的变迁》等中短篇小说，成为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也最善于表现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走向新生活这一历史趋向的著名作家。还有丁玲、孙犁、周立波等人，都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变革，塑造了新农民的形象。
还是要回到毛泽东对农民的高度评价上。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还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所说的民众，虽然包括那时只有200万人的产业工人，但主要是指4亿多农民。首先，工农红军的来源主要是农民，也有一些工人，或者是起义的、投降的国民党旧军人。旧军人原先几乎都是农民，或者被雇佣，或者是抓壮丁而来，进入红军队伍就变成了革命军人。辽沈战役时，共歼灭敌军47万多人，其中打死打伤69万人,其余全是起义或俘虏的，大部
分被编入东北野战军中。平津战役时，林彪、罗荣桓率领80万大军入关作战，其中就包括许多这样的战士。通过忆苦思甜和军事民主活动，这样的战士和原先的战士一样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痛恨封建地主阶级，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战斗能力。当然也有中途叛变的，临阵脱逃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说要“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这一招十分高明。
我们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就决定了这样的革命战争必然是农民子弟兵在党的领导下行武装革命斗争。在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和长征路上，红军都是靠农民群众的支持而生存也是靠他们的支持而打胜仗的。尤其是抗战中的华北，广大农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否则八年抗战无法坚持到底。有了人民的支持，再打八年我们同样会胜利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是鱼水关系，是生死相依的关系。全国著名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就是抗日群众的优秀代表。她千方百计地救治伤员，舍生忘死地保护伤员，每个伤员痊愈归队时都要给她磕一个头、叫一声娘。而她对奔向前线的伤员永远惦念不忘，听说他们立了大功就为之高兴，听说他们牺牲了就流泪难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戎妈妈听说一个归队的伤员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便放声大哭，引得许多代表都哭起来。这便是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至真至纯的军民情、母子深情。戎妈妈在1990年去世前，她还为聂荣臻元帅捎去了一双军鞋。聂帅见物思人，十分感动，便派人向戎妈妈送了一束勿忘我，表达了老帅对戎妈妈和太行人民的思念之情。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杨成武将军的《战华北》一书中，有一节叫“冀中抒情”。那是1947年5月，他率领华北第三纵队跨过平汉路向沧州青县东进时，车辚辚、马萧萧地路过冀中大平原，在一个村庄里遇到了他当年的堡垒户老大娘，引起了他铭心刻骨的回忆。于是他这样写道：
历史家们实在应该把冀中8000多个村镇书写一番，写下他们的钢与火，写下他们的血与泪。俗话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当日军铁蹄践踏神州大地时，冀中人民为了捍卫祖国母亲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出了多少功臣啊。他们名垂青史是当之无愧的！
当他策马来到白洋淀时，又这样激情澎湃地写道：
白洋淀，美丽的白洋淀，就是在这里，我们头一次聚集起冀中军区的武装力量。当时，各路人马丢掉自行车，甩掉毛驴子，掀去头上的白毛巾，解去腰间的麻绳，从地道底下，从青纱帐里，从堡垒户的家里，从与敌人捉迷藏的角角落落，从打麻雀战、挑帘战、掀锅战、地道战种种小型游击战争的战场上走出来，敲着战鼓，打起军旗，在白洋淀上聚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那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这便是我军高级将领心目中的人民！在三大战役中，随军上战场的群众总是比军队还多。攻打锦州时，我军集结100万人，而民工就有160万，大车1万多辆，担架36万副。敌军50万人，虽然有飞机、坦克，却没人支持他们，而是躲着或者袭击他们。淮海一战，我军60余万人，而参战群众竟多达200万人。陈毅说淮海大战的胜利是用小车推出来的。也可以说，新中国的诞生就是用小车推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用扁担挑出来的，用人民群众的双手塑造出来的。
这样的战争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战争，是世界上少有的战争奇观。这里面曾经有多少要革命的阿Q、闰土和祥林嫂啊！他们曾经剪掉辫子，扔掉裹脚布，也曾经在辛亥革命中惶惶不安或无动于衷，但现在却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新人。在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之初，毛泽东就看到这些子弟兵身上的毛病，曾经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作风整顿，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每连派党代表的思想，后来把党代表改为指导员，营级设教导员，团以上设政委和政治部，从而保证了党指挥枪。可以说，众多措施都是针对解决农民子弟中的不良思想作风的。在解放之后，罗荣桓元帅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提出，我军不能学习苏联的一长制，而是实行党委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至今成为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政治优势。
当年鲁迅所担心的是，革命胜利、农民掌权之后，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保留着某些封建思想因素；赵树理也表达了这种忧虑。毛泽东则和他们完全一样，首先一再强调党军队的性质、纪律和宗旨，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部队必须官兵一致，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都是我党治军的成功经验。到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又曾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是的，我国至今还有10亿多农民，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呀！
2003年5月30日，6月6日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