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纪念馆的一个个展厅里，到处都闪现着两个字：战争。这里有几十员战将的图片和姓名。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兵者、用兵人，个个都熟知《孙子兵法》，但最为熟知、理解最深、运用最好者还是毛泽东。
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详，有的认为他生活的年代与孔子差不多，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在吴国建功立业，使吴国强大起来，还留下了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57位学者评选《世界4000年中十大名著》，《孙子兵法》便是其中之一。此书出现于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曾有多种兵书问世，但能传于后世的惟有这一部。后来曾有军事家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意思是说：比孙子早的兵书战策，孙子都已经把它们的观点糅入自己的著作中；比孙子晚的，则谁也无法离开孙子的观点。所以说《孙子兵法》是中外最为古老、最有生命力的兵家经典之祖，是中国和世界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毛泽东便是20世纪的孙子再世，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发展者。《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第一兵书，毛泽东则是上世纪中国革命战争中第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发轫于井冈山时期，但他早在长沙读书时的笔记《讲堂录》中就有了“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等多处心得，说明毛泽东很早就已经接触过孙子和他的兵法了。在井冈山、瑞金时期和长征路上，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运用孙子理论上还是不自觉的时期，是从实战出发总结局部的游击战争经验和教训，把握了如何在强敌面前避其锋芒、击其薄弱以保存有生力量；也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史实中，总结出凭险而存的经验，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和战术。当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革命战争的思想，主要是关于城市工人起义和发动群众支持革命方面也多有吸收和运用。毛泽东把握了马列主义“活的灵
魂”，能够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他从中国幅员辽阔、农民占全国人口90%以上，而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又极不平衡的特点出发，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革命战争的主力也是农民。农民和农村问题成了中国革命的“实质”和根本。国情不同，革命的对象不同，依靠的力量也不可能相同。毛泽东一直主张武装革命，用战争方式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陈独秀却害怕武装革命，对毛泽东的意见听不进去，还要让工人把枪支交出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大批共产党人猛然醒悟：革命必须有枪杆子。右倾投的陈独秀下台了，奉行“左”倾路线的又上台了，他们否定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还剥夺过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时，人们便又想起了毛泽东。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这首深沉的歌，是期盼的歌，是工农红军发自内心的呼声，也是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才能的充分肯定。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有人曾当面嘲讽和贬低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毛泽东马上反问，你读过吗？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一下使之哑口无言，目瞪口呆。1936年，他特意让叶剑英从西安买来《孙子兵法》，非要认真研究这部兵典不可。此后，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全面解读了孙子的军事原则，更为自觉地、高明地继承运用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三年后，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的卓越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和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充实之。
在延安的十三年中，终于形成了系统而完善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1947年在陕北转战中总结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表述。其中，渗透着孙子思想和孙子精神。
第一个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这出自孙子的《谋攻篇》。毛泽东曾三次引用之。孙子和毛泽东都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手段预测战争的胜负，认为“战可知”，预知胜负“必取于人”，而不必取决于鬼神。只要全面掌握了敌我双方的一切情况，便会“胜可为”。
二是毛泽东吸收孙子避实击虚的思想，形成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KG*9〗则说：“弱军对强军的作战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拣弱的打’。”在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他总结认为，面对强敌决不能正面出击，而是要避开敌人的锐气，进行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要诱敌深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拖得敌人筋疲力尽、士气沮丧之时集中兵力歼灭之。不能搞“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能盲目出击，死打硬拼。这便是毛泽东的战略防御、积极防御的思想。这是由于敌强我弱，“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这是毛泽东后来在1948年西柏坡九月会议通知中说的话。那时，辽沈之战的第一仗已经包围了锦州。于是他又说要使战争“由游击战争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三是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就要求“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抗战中，他强调“必须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后来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对孙子“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思想的发展创新。孙子的意思是，胜利的军队创造胜利的条件才交战，打败仗的军队却是盲目开战，企图侥幸，难免要吃大亏。毛泽东则强调每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必须有绝对的把握。 四是毛泽东吸收了孙子“示形”、“动敌”的思想，要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声东击西，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消灭之。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的战争杰作。
五是毛泽东吸收了孙子“我专而敌分”的思想，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孙子在他的《虚实篇》中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则吾所与战者约矣。”专，是集中兵力，分则是兵力分散。孙子说的意思是通过假象而使敌人调动分散，然后以十倍的力量攻取其一部就肯定会胜利。毛泽东指挥红军以来就一直恪守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原则，后来在延安又说过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这一着。”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仍然坚持了这个原则。
还有，孙子认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毛泽东在实战中完全用活了这个因敌制胜的原则。他还联系宋代岳飞说过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强调作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这便形成了毛泽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实战中，有时必须进行战略撤退。1930年10月蒋介石已下令进攻中央苏区。我军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在总前委紧急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不能怕暂时丧失地盘，要运用井冈山的经验，“诱敌深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大家虽然思想顾虑甚多，但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果然，在红军的连续退却中，使敌军三次扑空，我军却在运动中做好了集结反攻的准备。1930年12月，我军在江西小布、黄陂一带集中，准备与蒋军决战。战前在小布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种游击战术的形成，朱德是有贡献的。
12月29日一早，红一方面军埋伏于永丰县龙冈地区的黄竹岭。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上午9时大雾散后，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引军东去，进入红军埋伏圈。我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打到下午3时后便活捉了张辉瓒。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也激怒了蒋介石，马上又组织20万人进行第二次“围剿”。1931年春，毛泽东在两次反“围剿”之间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可见他对自己的战略战术充满着信心：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运用孙子军事思想，结合井冈山时期的战斗经验，发展革命军事理论并大胆进行了实战检验的成功一例。从此，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区和红军中十分响亮。这次他把示形、动敌、因敌制胜等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到1948年9月的辽沈大战时，我军集中了100万人攻打大城市和交通线上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几乎是敌人的一倍。这是“我专而敌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淮海战场上，虽然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不大，但毛泽东在1948年10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战役分三个阶段，攻击目标和策略依然突出集中兵力，先吃掉徐州以东碾庄一带的黄伯韬兵团，孤立和牵制徐州的刘峙、聿明。他指示不惜以六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当时我军一个纵队便是一个军，用六七个军打三个师，兵力绝对是优势的了。消灭了黄伯韬后，又从西南方向赶来了黄维十二兵团。我军又集中兵力，示形于敌，让他们长驱千里无阻，最后让他们不死即降，一个也跑不了。
孙子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上，只是打跑便好。毛泽东扬弃之，要求务必全歼（杀伤和俘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更为科学的。孙子的伟大，体现在他对战争规律的把握上，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但他没有打过多少仗，那时的战局也没有现在复杂，敌我双方投入也不可能太多。而现在双方一聚便是一二百万之众，比春秋时一国的人还多，战略武器也厉害得很。毛泽东的伟大，则表现在他吸收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形成了20世纪中国式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千里之外的运筹中，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的三次战略决战中大放智慧的光芒，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位经天纬地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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