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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老的旧居是朴素的，温馨的。老在北京东四十条的旧居也是令人怀念的。
因为董老的小儿子董良翮曾经在我的老家晋州（县）贺家寨村当知青，后来当大队党支部书
记、周头公社书记和晋县县委副书记，留下了一系列的美谈。所以，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每逢来到董老的西柏坡旧居都感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座小院里，有董老和夫人何连芝的音容笑貌，有他们子女欢乐的身影和一层层脚印，有一种看不见的生命的信息。
这便是一个物理学上所说的场，它会长久地向我们散发着无声的光和无形的电。它让人追思以往，浮想联翩。它让人记着董老人生尽头最后一句话。
董老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后来改为红安），原名董贤琮。父亲董基文是个私塾先生，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家庭主妇。他7岁读书，聪明过人，只要念两三遍就能背诵，10岁上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大部头的名著。他一生的兴趣和爱好之一就是读书，与他从小的读书经历很有关系。在长征路上，他有马不骑，让马驮着书箱，自己拄根树枝步行，过雪山草地那么艰苦也忘不了那几箱书。这就是从小养成的爱书癖好。后来带队的说，你们几个老同志都带着书箱走不快，要遇上敌人怎么办？命还保不住，快把书都扔了，轻装前进。董老不肯，就提议每个战士背包里藏上一本，来了个化整为零。徐特立、谢觉哉他们也效仿了这种办法。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他们的书又都各归其主了。1937年春天，中央派董老和周恩来一起到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组建八路军办事处，他又带上一批书，还在空余时间化装上街去逛书摊，买一些珍本孤本。尽管特务如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还是把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尽管夜夜熬得很晚，他还要读几页书才睡觉。据我接触过的警卫战士刘国安说：有一次我听董老正哼哼，以为他病了，过去一问是他正在背诵《楚辞》，这种精神令人佩服。董老还嘱咐我说，你要多读书，可我一直没有好读书，心里很后悔。解放后安定下来，才抓紧读了些书，比董老差多了。董老爱读书，学问渊博，连国民党的大儒们都很佩服。
他读私塾时，在书箱上写着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便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1903年春天，他还不到18岁，就在黄州考中了秀才，在黄安县城引起了轰动，都说董家后代将来一定不是常人，纷纷去他家祝贺。父亲董基文弟兄也看到了董家未来的希望，希望他成为举人、进士，能得一个一官半职，荣耀门庭。可是他还没从黄州回来，就路见不平慷慨相助，到武昌衙门里替受欺的女子告状，被人家痛打了一顿，于是看透了那个黑暗的世道，产生了革命思想，改名用威。他从武昌文普通学堂毕业后，
1914年又去日本留学，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几次被捕入狱，也没有改变打碎旧世界的志向。五四运动时期，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把自己的名字定为董必武。因为他看到那些封建官吏只有用武装的方法才能打倒，于是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策动了有名的黄麻起义，成为一位敢于用武的文人。是他和郑位三一起制定了黄麻暴动方案，并提供了一批武器。习文用武两个词，就能够概括他的一生。但他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带过枪，却培养了一大批有作为的革命军人，比如李先念、王树声等。红安成为著名的将军县，是董老的一大功劳。他的名字还有一个直接来源，就是在他替人告状之前，看到一个武林高手搭救了那个女子。他叫张振武，其英雄气概给董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才改名的。然而他并没有能够在军事上发展，成为一名将帅。在长征路上，王明不怀好意，让董老去管理一批家属，被称为“家属队长”。连毛泽东也笑着称呼他是“家属队长”。只要是革命工作，他干什么都行。所以他自称是大舞台上“跑龙套”的，自我比喻为布头、补丁。刚毅、谦虚和俭朴，成为董老的性格特征。要说“两个务必”，董老绝对是那时和现在的好榜样。
1947年春天来到西柏坡，他参与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又在1948年8月组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担任了这个新政权的主席，并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统一了华北地区的货币；建国后任副总理分管财经，与他这段经历紧紧相关。董老是个节约型的人，至今在西柏坡流传着他厉行节约的故事。一个是用了牙签不让扔，洗一洗下次还用；一个是骑马不坐车。那是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机关在平山县的烟堡村，董老从西柏坡到烟堡去，或到其它地方去，坚持骑骡马或者步行。有时候，中央的那部苏联中普已经开过来等他上车，他却把车打发走仍然骑马。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便笑着说：车闲着不烧油，马闲着还要吃草，不骑马就是浪费。笔者曾经把牙签和骑马的事写成小故事在报刊上发表。董老教子有方，那在中央是出了名的。长子董良羽、女儿董良、次子董良翮，和西柏坡的孩子们一样，从来不曾娇惯。何夫人纺线，还学习村人的织布艺术，为自己的孩子做了花条格的衣服，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柏坡儿女。一条毛巾，是董老长征时用过的，用到了延安，用到了重庆、南京，又用到了西柏坡，一直用到了中南海。后来实在破得不能用了，便让何夫人从中间剪开，再把两头接成一块。
1969年4月，良翮夫妇婚后几天，便被董老督促着下乡到了晋县贺家寨，在那里安家落户
。良翮想过了五一节再走，董老认为亿万农民都在乡下过五一，你当知青怎么不能和公社社员一起过五一?而且在临行前，董老意味深长地给了他们这条毛巾，让他们永远保持勤俭朴素的好作风，要无愧于老革命的后代。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把这块毛巾和他的半截线毯一起征了去，当做特级文物保存起来。良翮继承了父亲和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好传统、好作风，在贺家寨拼命地干活，虚心地向村民们学习，成为大家十分拥戴的人。大队党支部要他入党，他说还要和父亲商量。支书便去找董老，董老说我的儿子还不成熟，要再锻炼几年。直到打倒了林彪、陈伯达一伙，董良翮才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年后又被选拔到周头公社当书记。董老去世时，良翮已经是公社书记。他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风里雨里，日夜里，一起艰苦奋斗，陌生人绝对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高干子弟。我曾经去周头下乡，亲眼见他和大家一起蹲在食堂前吃饭，一手拿着筷子，一手端着大钵碗，呼噜呼噜吃得很香很快，一副匆忙的样子；他那褪了色的衣裳和带着泥点的鞋子，完全是一副劳动者的风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传奇式人物，也理解了这个实实在在的高干子弟，在我的心中竖起了一个高大的雕像。他在贺家寨期间，何夫人曾经前来探望。她不惊动省地县的任何一位领导，让良翮用装化肥的小拉车把她接了回去。由于车胎跑气，良翮一手拿着鞭子吆喝牲口，一手
向上提着车帮，怕把胶胎压坏了，给队上造成损失。何夫人一会儿坐车，一会儿步行，到家都快半夜了。各级干部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到十分惭愧，也深受感动。七十年代初，农村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地委书记两头平，县委书记帆布篷，公社书记130，大队干部嘣嘣嘣。何夫人比他们资格都老，级别都高，却是这样来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儿媳！这期间，董老为周头公社党委写下了“群言堂”三个大字，让儿子按西柏坡时毛主席讲过的话去做，要当“班长”，不要当家长；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这在晋县影响是很大的，形成了一股民主集中制的好风气。
1975年4月2日，董老离开了我们。他留下了一首诗，一个镜头两句话。一首是他挣扎着写下的《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他经历了清朝末年两代皇帝的统治和民国初年的动乱时代，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1949年10月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历史镜头。董老有一句话是说给董良翮的：“你不是北京人，你是晋县人了……”另一句话是他最后使人永远铭记的格言：
“要珍惜过去，面向未来。”
他去世后，众多的晋县人、西柏坡人前去吊唁。后来董良翮被提拔为晋县县委副书记，我才第二次见到他；以后还几次被他领着来到北京东四十条的家中，搜集了不少董老生前的故事和一些诗词，写成了一些东西。与我同行的还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英波和张际春的儿子张晓刚。我们都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益。晓刚回京，一去不复返，而英波和我后来都在石家庄，经常在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1979年良翮返京时，到文化馆找到我说：母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领导照顾我回一机部安排工作，这张照片送给你做个纪念。我把那张照片收下了，那是良翮抱着他儿子的黑白相片，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西柏坡和贺家寨，应当说都是值得记忆的地方，都是留下了董老作风、董家门风的地方。最值得珍惜的，当然还是董老临终前那句意味深长的名言。每逢来到西柏坡董老旧居中，想起这句名言，都感到这是我精神上的山珍海味。
200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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