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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来到西柏坡，都要观赏一座座北方式的平房。
这使我想起多次站在市内高楼顶上，抬头仰望蓝天白云，低头俯瞰楼林与绿树交相辉映的美景。同时发现，楼林之中总有许多矮小的平房。有时，我觉得它们可怜兮兮的，像挨了打的受气包，心里很不好受。有时，我便鄙夷它们，嫌弃它们，感到它们是城市的垃圾，是现代文明的多余，是我们大都市脸上的斑点。有时也觉得，没有高山不见平原，没有平房不显高楼，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的确，再大的城市，再繁荣的地方，总会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纽约的华尔街和黑人的贫民窟，不都在一个太阳下吗？大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老城的弄堂，不都照样各自展示着自己吗？差别就是世界，没有差别就不会有世界。人啊，仰天俯地，自然会产生诸多感悟的。
平房小院是一种文化。北方山区西柏坡的平房小院，与北京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茅草房和大瓦房，都各自包含着自己的文化内容。茅屋草舍与华北大地上的平顶房，是人类古代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的重大成果。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我们看到古人类建造房屋经过了极为漫长的过程。它的历史，要比文字的出现早得多。山顶洞人住在山洞，但他们一定希望有自己温暖的家。于是，我们的祖先便用树枝、茅草搭成可以遮挡日晒和风雨的草棚，可一旦风雨大作或大雪纷飞，草棚就可能被狂风吹走了。唐朝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概其情景和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于是，我们的先人便用泥土和块砌成窑式的房子，又用木头盖成形状不一的住所。东北大庆油田的干打垒、华北平原上的地窨子，也会是古人早已发明过的。现在结结实实的平房，表现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正在提高。从木格窗到玻璃窗又是一个进步。传说春秋时代的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又是修房盖楼的高手。人们对他十分崇拜，我们也感激鲁班。
平房，可以遮风挡雨，冬暖夏凉，让人们能够安栖，生儿育女。
平房，就是平平安安，就是我们的福气，家的温馨。那袅袅的炊烟，香喷喷的红薯和小米粥，欢乐的笑声，使人类有自己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君不见地震时，平房小院的安全系数远远大于城市的高楼。修筑高楼是现代科技文明，有时也是祸端。2001年的“9·11”事件，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撞毁，不是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悲剧吗？
西柏坡的平顶房，是中国北方最普通的土坯房。为了坚固，它往往用山上的青石砌就地基，在房角和门窗四周才用一点儿青砖。墙面则用雪白的石灰抹成，在阳光下闪着亮亮的光芒。正房前大多有个小小的走廊，用柱子顶起一片天来，以防夏天阳光直晒门窗。从屋内看，房顶是由梁、檩、椽和苇箔做成的。柏坡岭上的树木，为当地乡亲们修房盖屋准备了材料。它耗费资源不多，花销也不大，既不用图纸，也不用工程师。它的简易，适合农村人。平平的房顶也很实用，可以晾晒东西。你看家家房上的玉米囤、红枣圈和一片片的萝卜干，就证明了它们的实用性。夏天的夜晚，人们可以到房上去乘凉，望着天上的星星，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数着一颗颗流星，猜测它会落到哪里。抗战时期，平房顶上可以放哨，也是英雄们打鬼子的好阵地。
西柏坡，是一个风淳俗厚的太行民俗村，是石头和土木混合结构的新老建筑博物馆。
在领袖们的旧居里，我总爱抬头盯着那一根根灰黑的巨梁大檩。这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县市
，一个国家。它们之间有主有从，合理搭配，各尽其力。有梁必有檩，梁檩不可分；有梁必有柱，梁柱不可分。我们不能没有民族的脊梁，不能没有国家的栋梁，不能没有坚强的柱石。一个东方大国，不能是一座无梁殿。人民需要栋梁，国家需要梁柱。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用了多少钢筋混凝土的梁柱啊。那个能盛几千人的大会场穹顶跨度60米，像是星罗棋布的天空一般，但它是众多钢梁集体支撑着。彭真当时是北京市长，他怕大顶不牢固，便让一个团的军队到顶上去蹦跳，结果安然无恙。西柏坡的房顶，不也是这样的吗？它经得住锤打房顶时的震颤，耐得住风刀雨箭的袭击。
我赞美这一如既往、永不弯腰的大梁，这刚强到底、抗拒雷鸣电闪的大梁，这永远无声地承载着历史之重的大梁。毛泽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梁，党就是新中国的大梁。
中国不是无梁国，也不能是无柱国。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军队看成国家的柱石和长城，这是很好的比喻。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们就是我们民族的梁檩柱。上世纪初，杨昌济老先生就把毛泽东和蔡和森看成未来国家的栋梁。虽然蔡和森过早地牺牲，但毛泽东的确未负恩师之望。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历史观、哲学观和群众观等，仍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在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执政者免于自毁和后悔，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增加了无法估量的动力。2002年12月5日，党的十六大上刚刚选出的总书记胡锦涛，冒着严寒来到西柏坡学习参观。他接见当地干部群众时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自立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可见我们的精神支柱多么重要。
回想毛泽东的一生，很少住高楼，长住的是平房。他的家乡韶山故居，最多不过是一座小阁楼。在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和北京中南海，住的几乎都是平房。黄土高原的窑洞，是在山上挖掘出来的。我曾经去参观中南海丰泽园，那是主席一生住得最豪华的地方了，但也是旧宫殿中很普通的。看那旧床铺、旧睡衣、旧皮鞋和那“一床明月半床书”的场景，实在令人感动。回头再看西柏坡的条件，自然又比丰泽园差了许多。主席的日常生活，真比现在一般干部还普通。
西柏坡的土平房，能够拦截糖衣裹着的炮弹袭击，能够抵挡香风毒雾的侵蚀，拒绝一切阿谀奉承、鼓掌捧场。因为平房本身就是朴实无华的，不想与大楼争高低的。如果有人嘲它，它无动于衷；有人捧场，它也从不动心，不像我们会一时轻浮而飘飘然。它是最天然的东西做成，最本色的东西造就，所以这里是绿色住宅，是山乡天然居。它和千里太行，和江河大地紧紧连成一体，不想把自己变成悬空寺。它就叫稳固，就叫稳如太行，稳如泰山。《红楼梦》上说，大有大的难处现在要我说，高有高的难处。国民党反动派的南京国防部是一座大楼，却被西柏坡的平房所击垮，这个不争的事实多么令人深思。高楼，本来是发达、富有的象征，却往往和安逸相粘连，和腐化相掺和，让人不够干净，心灵不能安宁。现代社会了，住高楼的越来越多了，市场经济了，人心不古了。要保持我们的本色，就要多到西柏坡走走，净化一下心灵，吸一点儿氧，充一点儿电。
平房，在现代人眼里象征着贫穷。但我们是否想到，它孕育了正义的抗争，孕育了一次次的革命。因为贫穷与革命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毛泽东也曾说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正好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便是中国式的关于贫穷的哲学，是改变贫穷的哲学，是走向富裕的哲学。后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也是让我们穷则思变。于是有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房，既有它的梁柱的坚定不移，也有它的薄弱。它绝对经不住穿甲弹。但我们也应当赞美这种薄弱。20世纪初年的俄罗斯，就是一个薄弱地方；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更是一个薄弱的地方。于是，出现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出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民族救亡运动和规模空前的人民解放战争，出现了东方红日一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克思胜利了，列宁胜利了，毛泽东胜利了。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才是革命实力雄厚的地方。薄弱是条件，雄厚也是条件。在过去，没有哪一个资家肯把自己的财产拱手让给人民，地主们谁也不愿意把土地和骡马分给穷人，除非他们像彭湃一样变成共产党。那么，要推翻旧世界，就必然采用“革命的暴力”。而今天，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靠“议会道路”夺取政权，也没有看到哪些人能够“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我们不是进化论者，而是革命论者；我们是生产力论者，但不是唯生产力论者。
西柏坡的平房，是活化石，活标本，给人以记忆，给人以安宁，给人以奋发。在我的心里，它有不尽的力量和功能。
我想，晚年的时候就去长住平房。或者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盖一座自己的平房——那是我的美丽的别墅。每逢夜晚，到旧居大院来，万一能遇上主席和总理，会有很多话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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