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9年的3月23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今日由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赶考”的队伍十分庞大，动用了20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行进在通京大道上。他们能不能考得上呢？能不能不当李自成呢？能不能永远掌管起天下呢？
告别西柏坡
3月21日，提前两天，从北平调来200辆汽车。这是第四野战军缴获来的部分胜利品，早已为行军打仗运送粮草弹药出了不少力。现在是为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机关搬家。
西柏坡这里，还真找不到这么大一个停车场地。不是没地皮，是没有这么大的闲场地。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搬家指挥部早想好了。3月里，滹沱河里不发水，那宽宽的河滩里，有成千上万的车也放得下。不过，不顺道儿，还隔着那块广阔的稻田，没有一条道儿可以开得过去，虽有宽敞的场地，却不便使用。
从西柏坡往东不到10里，有条郭苏河，河虽小些，但那河滩里放个数百上千辆汽车，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这里正是进京要路过的大道，于是指挥部便让把车停在了这儿。停了长长的一摆溜，从这头到那头，差不多有3里长，挺壮观的。此地百姓，谁一下见过这么多的汽车！抗战8年，没看见八路军开过一辆车，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猜测，“不知这要拉什么？”
中央机关的人早已忙活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儿。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的赔偿新的。房漏的补房，窗坏的修窗。院里扫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个善后工作处，由秘书处长曾三，供给部长邓典桃两人负责，工作人员有苏培良、崔维德等八九人，一家家负责检查……
这些事情说着容易，办起来却是很繁杂麻烦的。中央这么多单位，所使用的所有家具，比如桌椅板凳，几乎全部是从老乡家里借来的。当时借的时候，是当地干部帮的忙，稍稍一粗心，没往家具上记下名字。毛泽东要他们一定要亲自交还老乡，这可就有难处了。
毛泽东这样要求是对的，既然用了两年（早来的中央工委）或10个月，完全应该负责交还。如果拍拍屁股，起来就走，老乡更找不到自己的家具了。
中央各单位的人，无非是要费点事儿。他们把当地帮忙借家具的人找来，一件件回忆和寻找主人。记不准的，就把老乡叫来认领。善后工作处让老乡报了个单子，找到的，对了号以后便勾销，找不到的，一律赔偿。因为一时弄不清楚，毛泽东便让这个工作处留下来，又多住了一个月，所有问题都解决清楚了，才离开西柏坡。这里的老乡们感慨地说：
“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毛主席执行得最好了！”
毛、刘、朱、周、任五大书记，都把房东请回来了。毛的房东阎受朝，刘、朱的房东阎中杰，周的房东阎中云，任的房东阎受行，他们几家，在中央机关来时，全部把房子腾出来，搬到村西头另找房住了。现在把他们请回来，除了交还家中所有家具，请房东一一清点，还要交还整幢房子，整个院子、家中的一草一木，比如阎受朝家的猪圈、鸡窝、磨子，院里的梨树、香椿、竹子，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毛泽东还只怕房东不满意，再三向阎受朝询问：
“你可要细致看一看，缺了什么东西没有？或者是损坏了什么？都要告诉我。”
“这些个小事，不用主席操心。有什么事我会跟他们管这个事的人说的。我家里没有值重东西，也没丢没坏，你就放心吧！”阎受朝坐在毛泽东办公室的沙发上说。
“我们住在西柏坡，给乡亲们添了许多麻烦。这不是客气话，确实如此，就说你这个家吧，让我借占了，一住10个月，不仅不交房费，丝毫报偿没有。倒让你一家养不了猪，养不了鸡，尤其是造不了肥。我听村里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种地不上粪，那是瞎胡混！’，我让你们家，恐怕还有许多家，就这么‘瞎胡混’了一年，要少打多少粮食啊？你能告诉我吗？”
“主席知道，我们的大片稻田不上肥，园子地少，用肥不多。粮食少打不了多少。比起主席在我家指挥三大战役的收获，我这点损失就提不到话下了！”
“没想到你会这么想，西柏坡的乡亲们真好！既然乡亲们不要我毛泽东赔偿损失，那我就不再说赔偿了。可我不能忘记，这个情还是要欠着的！”
“情也不用欠，主席住在我们这里，也没给你家沤一圈肥，也没为你家打一粒粮。还不是为咱全中国的老百姓办事情。俺西柏坡少沤几圈肥是甘心情愿的，再说俺也是老百姓，用不着欠情。”
“你讲出了大道理，道理我赞成。”毛泽东给阎受朝递过一支烟，并帮他点着，又接着说：“你们西柏坡这一带，在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是决不可忘掉的！”
“还有好多大事需要主席操心，已经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用再说啦。”
“我搬走了，就让家人马上搬回来吧。要替我向全家人致个歉意，让她们老老小小离开自己的家，去‘串房檐儿’住。”毛泽东又说了当地的一句土话。
“我们这里的人都习惯了，给部队和机关腾出房，串房檐儿住，不当回事儿。”
“我们走了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或有什么事情，要给我写信。我们刚到北平的通讯地址是……”毛泽东没记住那个数字。
“是北平三O二八信箱。三叔，我给你写在纸上吧。”卫士张天义一直把房东称三叔。他找纸抄地址，毛泽东又接上说：
“我在你家住了10个月，等你农闲的时候，也要到北京上我家住几天，看一看皇帝住过的故宫，好不好？”
“我们这庄稼人，一辈子能进一趟京城，那是人人都盼望的。等我有空了，一定去看望主席。”
阎受朝见天气不早了，怕影响主席的工作，就站起来告别。主席却执意留他一起吃饭，他是说什么也不吃，硬是走出来了。毛泽东送到他门口，又说：
“我也是西柏坡人哩，可不要忘了我这个姓毛的乡亲。我在北平会等着乡亲们去做客，你可一定要去！”
“我会去看望你的。你让我给你种的白山药，早已经种上了。等秋后刨出来，我带上它去看望你。”
“那太好了！”
毛泽东与房东还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阎受朝一个当家婶子，一直住在这个中央局大院，她正好走在这里，看见了毛主席跟侄子告别的情景，禁不住扑簌簌掉下了眼泪。本想要上前说话，又怕主席看到她掉泪，趁她侄子的话还没说完，急忙扭身走开。实际毛泽东却看得清清楚楚，很想跟老人说说话，也告个别，可他跟阎受朝把话说完，她已经走了。
刘、朱、周、任4位书记，不仅把房东请来，交还东西与话别，他们还到房东搬出去的家里，跟他们的全家告别。还有董必武、陈云等许多家的房东，也都是“串房檐”去住了，董老他们也都是亲自找上门去告过别。董老有两家房东，他跟夫人何连芝来到门前长棵柿树并有盘碾子的阎青海家时，青海妈听说他们要走，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真像是家里的亲人要远走高飞，一时难于相见了。
机关单位跟房东住同院的，那不用说，人人都跟房东告了别。
要进京的人，每人领到一套美制咔叽布军装，一个背包，一双新鞋，一条毛巾，还有两筒美制牛肉罐头。一切就绪，整装待发。
各个单位都派人到搬家指挥部领车。是按人员与行李多少，早已分配好了的。来领车的有：中央办公厅、各部委、总政、总参、总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事组、工青妇，中央医院、文化学校等。办公厅秘书处领到3辆美制十轮卡车，仅档案资料即装了两卡车，剩下的速记室、机要交通科和文印科，只能合用1辆。
车厢里装东西，东西上“装”人。除了干部，还有家属和个人的东西，所有车上都要装个满满当当。
在两年前的这个3月，他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只有两三辆吉普和几匹马。在一年前的这个3月，他们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的时候，也还是那几辆吉普和那几匹马。到了这1949年的3月，由西柏坡往北京搬家的时候，200多辆大卡车都难以装得下了！可以想象得出，那两次搬家是多么的艰苦。
到了22日的晚上，要动身进京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贴贴，只等一声“出发”的号令了。周恩来这位总指挥，办事非常细致，最后他还亲自进行了一番检查，感到无一疏漏时，才返回来，又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正好少奇、朱总和弼时都在这里。今天本没有会议要开，也没有大事再研究，战争的和进京的大事都已研究好，并安排得“滴水不漏”。5位书记在离开西柏坡之前，只不过是最后一次碰面，说了些明天路上的事，4个人就都劝毛泽东，今天夜里不能再工作，必须休息好，因为明天大早就要上路了。因为道路不好走，安排了3天的路程，必须要在夜间休息，白天行军。
以往，比如离开延安的时候，以及转战当中，大多是夜间行军赶路，白天休息。这样，不仅行动可以保密，还可防止敌机的轰炸袭击，现在形势变化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已经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手里，敌方已经是自命不保，毛泽东这里没有什么可保可防的了。所以改在白天行军。
几位书记各自都去休息之后，毛泽东却没有睡觉。他不是不听别人的劝告，他自己也想早早休息，好能及早动身。可他习惯了夜里工作，到了这个时候，脑子分外清醒，今天还加了点要进京的兴奋，更是睡不着了。于是他就照常坐在办公桌前。文件和书籍都已装箱了，他还能干什么呢？幸好前方仍不断有电报送来，他就新闻记者电报，起草回电。完了以后，就吸支烟并思考些问题。仍然到了天傍明时，才想上床睡觉。
他上床时给值班卫士马武义说：
“我稍稍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到7点就叫我起床。”
还不到7点，周恩来悄悄走进来，问卫士：
“主席几点睡觉？”
“又是到4点才睡。他让7点叫他。”
“那就让他多睡一会，先不要叫他。”
过一会，主席醒了，问：
“还不到7点吗？”
“已经过了。”
“为何不叫我呢？可别误了我们的出发时间！”
“误不了。是我不让叫的，你别怨卫士。”
毛泽东见周恩来走进来，一边穿衣一边问：
“8点能出发吗？”
“差不多。大家正在吃饭，吃完就可动身。你不要着急，一定要把早饭吃好。午饭还不定何时才能吃呢！”
“没安排打前站的吗？”
“安排了。我是怕到时赶不到，就吃得晚了。”
毛泽东看了看表，说：
“恩来，你去安排出发吧，我会赶上出发时间的。”
1949年的3月23日，上午8点刚过，200多辆的一个车队，离开这个太行东麓的小山村，告别了西柏坡，先后陆续出发。
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恋恋不舍的，告别与欢送的情景：
说不完的话，
叙不完的情。
谁知你们何时能再来？
可别忘了咱这小山村！
朱总弼时给他们说着告别话，
挥起手的是少奇恩来毛泽东。
老太太们的袖口脸上抹，
扑簌簌的热泪沾衣襟。
小孩子们乱跑又乱嚷，
俺们也要进北平……
但是，乡亲们听了几位书记的嘱咐，仍照往常的习惯，没有再齐聚村头，敲锣打鼓地闹欢送。（有部影片，描写了许多乡亲，成群大伙地到村头欢送。那是艺术渲染，无可非议。这里是“纪实”，就照实际情景记下来吧。实则，村头并无欢送的人群。）
第一批出村的，是11辆中小吉普，这是首长的车队。第2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2至第10辆，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以及他们的家属。
第二批出村的，是中央警卫处、中央机要室、解放军总部、军委一局、二局……这后面的车辆全是大卡。
车队穿过石羊沟，沿郭苏河向上，朝着东北方向，曲曲弯弯，开出太行山麓，穿过起伏的丘陵，开向华北平原的通京大道。
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沿路所有村庄的人们，都站下来注视着。因为他们所见到的，解放大军的车队，如此威武雄壮，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猜到，坐在车里面的，有他们熟知的毛泽东……
这是1949年的3月23日。今天动身进京“赶考”。
绿汪汪的麦田，平展展，一望无际。一头连着滹沱大堤，一头顶住太行山脚。一双双南来的飞燕，旋过柏坡岭巅的翠柏，舞在河边的柳间。提筐刨草的小孩子们，将刚刚长出来的鲜嫩苇叶，拧成一个个大喇叭，也有的将柳条的皮拧下来，做成柳笛子。燕子的鸣叫声，喇叭的嘟哒声，还有柳笛的吱吱声，合奏在一起，显示着西柏坡这个小村庄春天到来时的独特气息。
今天的气息却又分外不同。除了柳笛、苇笛的声音，又加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大小汽车的喇叭声。西柏坡这里何时见过这么多的汽车！大路边、谷场上、街道、房角，都停满了。除了中央机关原有的，听说是从北平和石家庄开来的。又要开大会吗？不，中央机关要搬家了！
一年前的今天，也是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机关，由陕北东渡黄河，翻越太行，来到西柏坡。这么快，恰好一年，又搬家了，要搬往北平。
下午两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登上吉普车，告别了这个大决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沿着太行山脚与华北平原相接壤的丘陵地带，沿着曲曲弯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朝着东北方向缓慢地驶去。后面是两百余辆汽车的长长车队。
车队经过灵寿、行唐、曲阳，当日晚住在唐县城北的淑闾村。24日，经过保定时在河北省委院内休息一会，天黑到涿县城。次日早，毛泽东到街上走走，看不到几个人，不像个县城。问县里的干部：
“据说涿州城早年很繁华，如今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
“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设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到城里来。”县委书记回答。
“城内已经没有九十四军了，为什么还不迁回来？”
“正准备要迁。”
毛泽东这一句话，只过了三四天，那许多商户都迁进了城内。
毛泽东等人与中央机关所有人员，于25日上午在涿县改乘火车，进入北平。北平各界代表与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一千多人到火车站迎接。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在颐和园寿堂宴请柳亚子、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等二十多名民主党派代表与知名人士。
这些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为什么倒先行来到了北平呢？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场大决战前的预见。那还是他从陕北到西柏坡的途中，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的城南庄，想到会有进京的这一天，那时即向他们发出了“请贴”——那不过是一次广泛的号召，说明中共要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他们能来参加。
不久，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即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并祝贺中共所取得的胜利。住在美国的冯玉祥都发表了告同胞书，呼吁和平，表示拥护中共。甚至连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都在纽约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讲，赞扬中共所取得的胜利，赞成中共建立新的中国。她在抗日战争中曾作为记者来到中国，并克服许多困难到了延安。她见闻名于世的朱德将军博学识广，平易近人，给她很深印象，并决定写一部《朱德传》。在采访中她还目睹了国民党王永槐部制造磨擦，欲挑动内战的情景，在八路军可以全歼王部的情况下，却以团结抗日为重，将其放走了。这种博大的胸襟，使史沫特莱十分感动。1940年9月，她因患病，经香港返回美国。
当她听说中共取得了胜利，并建立新的中国时，她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建立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假如那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1950年5月，史沫特莱病逝伦敦。她在遗嘱中写：“把我的遗骨埋在中国。葬礼上奏我生前爱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的遗物交朱德将军处理。”朱德得知后十分悲痛。即照她的遗言，将她的骨灰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她的墓碑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生活了仅仅不过一年的时间（曾由延安到五台山一带采访），而且正是连年战争，外患内祸，贫穷死亡，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为什么竟惹起了她的热爱？对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会产生那样深厚的感情？朱德将军，还有当代的一些人是会理解的。后来呢，后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即下一代、下下一代人，还能理解吗？
陆续有不少各民主党派与知名人士与中共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到解放区来参加新政协。四八年夏末，周恩来电示住在大连的钱之光，到香港去接民主人士。
这个时候，三个大战役都尚未打响，国共双方的兵力在各地是犬牙交错，除了东北与华北国民党的力量较弱外，华中、华东和华南的城市交通线，主要还是国民党一方占据，铁路线根本不通。北平往南可到涿县，石家庄往北可开出一站，在抗日战争中即破坏掉的铁路尚未恢复。中共一方又没有飞机，如何到香港去接呢？
周恩来让钱之光到朝鲜的平壤，去租赁了苏联的波尔塔瓦号客轮，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南开去了。
这时，沿海城市大都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轮船驶入天津以东的海面，即被敌方的飞机盯上了，一直在轮船上空盘旋。假如侦察出是中共的船只，肯定要被炸沉的。因为船上挂的是苏联旗子，它即使有怀疑，也未敢撂炸弹。这第一批接来的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
波尔塔瓦二次来接的路上，与另一艘轮船相接，搁浅在一个海湾不能走了。这怎么办呢？每接一批，香港那里都要进行一番细致地安排，不仅是这些人本身的准备，甚至连如何上船，走哪条路，什么时间，由谁护送都是安排好了的，如果错过了安排时间，那要添很多麻烦，甚至要接的人接不来！怎么办呢？幸好又雇到了一艘挪威的船，才接来了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周海婴带一架自装的收音机，他们在船上收到了解放军打下沈阳的消息，还一起庆祝一番。
第三趟来接的轮船，行至台湾海峡时，遇上了龙卷风，船体差点葬身海底。好不容易到香港靠了岸，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主要是走了两批人所引起的。这一批接的人还较多，弄不好怕走不了。没几天正好遇上圣诞节，于是就在圣诞节次日的深夜，趁那些人狂欢之后进入梦乡之际，李济深、茅盾夫妇、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朱蕴山等三十多人上了船。
这些人大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比如李济深，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他。白崇禧即给他写了亲笔信，并派大员到香港来请他，要他到武汉去“主持大计”。结果在他走后十多天大员才到，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船到大连时，有李富春、张闻天等到码头迎接。这三批人都送到了哈尔滨。因为原来没估计到三大战役会打得那么顺利，所以计划是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的。第四批接来黄炎培等人，便由天津上岸了。这时已是1949年3月，天津已经解放，而且这个建国的地点由哈尔滨往南挪了几千里，改在北平了。
这个时候，国际上要召开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决定派郭沫若、马寅初、刘宁一、戈宝权、徐悲鸿、郑振铎、程砚秋、邓初民，翦伯赞等人参加。离国时，周恩来跟他们一一相见。当中共部队打下国民党首府南京的消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会场时，七十二国代表团起立，长时间欢呼。布拉格的会场上，把郭沫若高高举起来，欢呼长达二十多分钟。接着又举行了庆祝游行。
冯玉祥由美国动身，也要回国参加政协。他原是西北军的统帅，曾拥有数十万军队。他是蒋介石结盟的大哥，又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跟共产党争过雌雄，却又甘心情愿做共产党的挚友。这个人历来以“怪”著称于世。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不言而喻，在讽刺蒋的天下暗无天日，当面给蒋介石闹难堪。他在建有鳞次栉比、高级别墅的避暑胜地，盖了一间茅舍做他的住宅。弄得那些军政大员都不敢前去避暑了。这么一来，有少数人不说他好，但他的名声和威望比那些人却又高大的多。
他动身的时间并不晚，那间1948年的8月末，即钱之光第二次租赁波尔塔瓦号到香港接人之前。他在国外早住腻了，特别是心情的腻烦。他总算是中国的一条男子汉，也曾率领过几十万人马，并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他的那些美好愿望都成了泡影。如今他那结拜兄弟，对他恨之入骨的蒋总统已将完蛋，中国有了统一的希望，新的国家要建立了，他便不愿再在海外住下去了，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住茅棚也是舒坦的！
上船之后，他的心情一直是兴奋的。夫人劝他躺下来好好休息，他却安静不下来，那高大健壮的身影，常常出现在甲板上，眼睛凝注着远方。晚上，他仍然不想休息，正好轮船上放电影，他一时高兴，便到放映室去看电影了。轮船上自然没有影院那样宽敞的地方，是占用一个并不宽大的餐厅给旅客放映的。就在这个时候，轮船上的放映室里发生了意外……
这天夜里，太平洋上是风平浪静的。没有发生台风，更没有遇到龙卷风。这里也没有战争，轮船上空没有敌对的飞机盘旋监视，更不会有炸弹投下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轮船的放映室里，突然起火了！大火与烟雾一下子就迷满了放映室。人稠地窄，乱挤乱撞，人们连门窗都摸不到了，摸到的一时又打不开……
谁能想到，在战乱中，在枪林弹雨下，度过多半生的冯玉祥将军，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吞噬了！
李德全夫人由苏联轮船接至莫斯科，后转回中国。中共中央领导人听到冯玉祥遇难的噩耗，无不沉痛惋惜！
宋庆龄女士来的时间靠后一些。1949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给她发去过一封电报：
庆龄女士：
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反动派濒临末日，新的政协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四九年·一·一九·
这时候的上海尚未解放，而且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电报自然不能直接拍给本人。要通过地下电台，由地下工作者转交（上海临解放前夕，这个地下电台初破坏，人员被捕杀，即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所反映的情景）。故在发出电文时，周恩来又另批上了几句话：
“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过了几个月，上海解放之后，周恩来派邓疑超女士专程前往看望，并捎上一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某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
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六·二十一
日子不多，周恩来又派廖梦醒前往劝驾。这时铁路交通线已经修复，廖梦醒即陪宋庆龄一起乘车北上。车抵北平前门火车站时，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何香凝等前来迎接。
五月上旬，夏衍到达北京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指示，让他尽快到江苏丹阳三野总部报到，随军入沪，接受上海文化机构，团结文艺界人士。请他拜访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中旬，周恩来在中南海与周扬、阿英、何其芳、茅盾、胡愈之等见面，安排文艺界的工作。周恩来夫妇在颐年堂招待了午饭，参加革命的还有阳翰笙、白杨、孙维世等，不久即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还有工商界的工作。刘少奇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跑了不少城市，仅在津蹲点近一月，召集资本家座谈，如何发展工商业，为建设新国家出力，少奇由天津到唐山时，派王光美回京到香山给主席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新中国建立在做准备。六月中旬即召开了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将2990多幅国旗图案进行了选择，并提出将“北平”再改回去，仍叫“北京”。会后，毛泽东邀请张治中等参加革命新政协，并担任中央政府职务，张治中说：
“过去的一段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不过那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失败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过去的那一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开始嘛！”
周恩来又紧接上说了一句：
“你这位老兄还有点封建道德！过去的政权你能负责，新的政权你为什么不能负责了？难道你不愿为我们国家的前途尽点儿责任？”
“哪里，哪里。我是说，我的思想落后，担负不了什么责任啦。”
“我看你满进步的嘛！为我们国内和平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也是有功劳的！”毛泽东说。
随后，他当选为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国防委员，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与傅作义、陶峙岳等将军都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后来，到1967年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
“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
这是1949年10月1日清晨。世界的东方，祖国的北京，在刚刚黎明的时刻，已经有三十万人，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城楼映在东方的天边，显得那样的古老与壮严。
（本文原发表于《日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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