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撞在了树上

这仍然是三个代表团出国前的6月1。

1948年的5、6、7月，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亦即从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到达西柏坡以后，大决战的激烈炮声，便开始震撼中国的大地了。

这3个月内,在河北、河南、山东、热河等地，进行的七个战役，虽不及后来三大战役的规模，但也够激烈的了。比如，宛东战役(河南)歼敌11万，晋中战役歼敌10万，兖州战役歼敌6万……3个月歼敌近40万，也够可以的了。也正是这些战役，铺平了最后决胜的道路。

这些战役的部署从安排到打响，命令都是由西柏坡这里发出的。这几位总指挥按说已经够忙的了，尤其是周恩来，发往这些战场的命令、电报，除了毛泽东亲自起草一部分，其余全由他写，包括不少作战方案的起草。但从外表看起来，这个人却是安然自得，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有许多小事，他都安排得周周到到，决不让有一件该办的事丢掉了，那个仔细劲儿，可真是滴水不漏!

周恩来来送马

4月下旬，周恩来来到西柏坡的时候，村南那一块展平的3000亩麦田，麦苗儿黑油苗壮，已经打苞儿。河谷的山风吹来，麦浪起伏，真像一片绿海!

才刚刚过了一个半月，麦苞变成了麦穗儿，绿海变成了黄海。本来才刚显了绿黄色，因为“麦熟两晌”，突然把这块广阔的田野，完全涂成了一片黄色。

周恩来不仅会指挥打仗，他还懂得北方农民的“抢秋夺夏”。这好比老百姓每年要打的一场“大战役”。秋收时间还长些，唯独这夏收，必须要“抢收抢打”，要不然，到嘴的粮食，会让老天爷给夺走的。他给中央机关的干部提出个要求，每人至少要抽出三天时间，帮助老乡割麦。

西柏坡的乡亲们都习惯了这种帮助，从抗战那年开始，村里不管住了部队还是机关，在农忙的时候总要腾出时间来帮忙。“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那首歌，他们要唱起来，都是带着真情实感，是真打心里唱出来的。

不过，今年他们还是感到有点儿意外。因为中央机关根本不同于打完仗住在村里休整的部队，也根本不同于地方上的机关。乡亲们知道他们正在“打仗”，当然是指挥打仗，而且打得紧张激烈，哪里有工夫帮老百姓种地收庄稼！是毛泽东有这个时间，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这个时间？哪个不忙得团团转！

可是，他们却来了。老百姓开镰割麦要起五更，他们起得更早。东方还没发亮，每人手里握把镰刀，头上戴顶草帽儿，便集合在村中走向大田的路口。好像早先路口的“人市”似的。因为滹沱河两岸的小麦种得多，长得强，熟得又集中，靠当地人收打不及，便产生了这个“人市”——是深山无麦或少麦地区的人，到了麦收季节赶来帮忙，当地人当然要给较高的报酬，于是便形成了这个麦收时节的“劳务市场”。

现在这个“市场”,仅是有一点儿相似——也是聚集了这么多人，也是每人手中握把镰刀。在这黎明的黑暗中，只见人影晃动，却听不见要价还价声，听到的却是：

“老乡们，谁家人手不够，需要帮忙的只管说话，我们这里有的是人。”

老乡们已经走过去了不少，却没有一个说需要帮忙的。人群显得有些着急，因为没人“雇”，就要“失业”，他们虽然不需往回挣钱，却需要往回拿劳动任务，这是不能含糊的。于是又有人嚷：

“我们在家也是老百姓，谁都割过麦子，不会给你们糟蹋了庄稼，让我们去跟你们比试比试吧!”

“可你们不是在家里，是在工作，很多的工作！俺们帮不上你们的忙，你们也别帮俺们的忙了。咱们各忙各的吧！”有的老乡说出了不请他们帮忙的真情话。

他们这才明白过来，并非怕他们干不好。于是采取了个“硬帮”的法子，每家都跟上两个去了。反正是干尽义务，不给老乡添任何麻烦。他们自己带了干粮和行军壶，有吃有喝，不用“东家”管。干活比早先那些雇工还要卖劲儿。

西柏坡这一带的习惯，大早与上午用锋利的镰刀把小麦放倒，下午运回到家门口的麦场上。不用小车拉，也不用大车运，几千亩小麦,全用肩膀挑。多半人高的麦子，捆成四五十斤一个的大捆儿，一条弯弯的扁担，两头儿尖，这头插一捆，那头插一捆，一次插准，不偏不倚，放在肩上便走。如果插偏了，扁担的弯子不是向下压，而是向一边转，弯子要转得朝了下，麦捆儿便掉在地下。如果一次插不准，放下重插，麦粒儿就要掉在地上。这虽然是传统下来的一种落后方式，还真需要一点儿熟练的技巧。

这担麦的活儿，却把中央机关的干部与战士都难住了。不少地块离村还挺远，挑在肩上，一气儿要走好几里，半路上还不能歇。这田间路全是渠埂儿，两边是水渠，中间一条羊肠道，挑麦的人一个跟一个，你能放在哪儿歇？因为一放还要糟蹋麦粒儿，所以挑麦的人汗流再多也要一气挑到家。

中央机关帮忙的人怎么办?只好甘拜下风，每人用肩扛起一捆。这大捆的麦子压上肩头,脑袋要偏在一边，麦秸儿、麦芒儿，又扎又捂，肩膀与脊背是又热又痒又压得慌，扛这一捆也够受的！

周恩来的时间太紧，他抽不出整天去割去扛。有时也能抽出个小空子。他让行政处把这机关人员支援割麦安排好了以后，他插了个空子，到村西头来了。

他走过家家户户门前的打麦场。场上都堆的满满当当。年轻人都在割麦、挑麦,只有老头儿、老婆儿，还有带孩子的女人在场上忙活。媳妇把孩子撂在树荫下的麦秸上,帮公婆铡麦。将麦穗儿摊晒在场上,麦根堆放在一边。

周恩来不时走上去帮一把，送一抱麦子放在侧刀上，或者是把爬在路边的娃娃抱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边帮着，一边问：

“你们这儿的小麦长得真好！你们家还有多少没割呢？”

“有你们机关上的人帮忙，一两天就割完了。”

“有什么困难吗？”周恩来是想了解老乡在这场抢收抢打的突击“战”中，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没有，没有。只要老天爷隔几天不下雨，我们就可以胜利打扫‘战场’了。”

周恩来来到西柏坡才一个多月，来了以后又不出门儿，在他那办公室一坐一整天，要出来也只是到毛泽东或另几位书记那里。别的书记还出来散散步，他却“不爱”散步，确切说，他就没工夫散步。

所以，村里的人都还不认得他，也没想到他会有时间关心到村里的收麦，只把他当成行政处一位处长或科长什么的。

周恩来一直走到村西头儿阎国三家的场上。阁国三父子俩拉个碌碌在碾麦。麦子铺得厚，碌碌个儿大，两个人拉得汗流浃背，十分吃力。周恩来想上前帮忙，又不好下子，只能用手拽住套绳，帮着转圈儿。一边转一边问：

“家里没牲口吧？”

“没唠。”这是当地话“没有”的意思。“没”还说成“木”“木唠”。

“借也借不来？”周恩来又问。

“俺们村的牲口少，忙不过来。

“是买不起牲口吗?”

 “俺们村的多半地不用耕，也不用上肥，省了用牲口。就是到了这麦收，牲口短缺的就太多了。”

周恩来停下了帮套，对跟来的警卫员说：“你马上回去，把我骑的那匹马牵来。”他自然想到了，一匹马只能解决一两家，或者三四家的问题。这么多小麦是同时收割的，马上就割完了，又要同时碾麦，时间还不能拖长，如果淋了雨，麦粒一发芽就坏了。于是便对阎国三说：

“一会儿马就牵来了，你去找挂套绳，套上马碾吧。人拉套太费劲了。我回去给没牲口的户儿，都想想办法。”

周恩来回到中央局大院，把机关里的骡马，全部动员出来了。

可真是：

        中央局大院人马齐出动，

        西柏坡村里抢打又抢收。

八大娘进了中央局

周恩来的一匹大马，把村西头阁国三家割回的麦子，碾了个干净。连邻场两家的都碾了。

一家人不再看天，不管它天阴天睛,都不碍事儿了。远处传来打雷声，打吧，你雷声打在咱头顶上，你大雨泼在咱人身上，也不怕了。一颗心都掉进了肚子里。

割完麦子，露出了稻苗儿。这又是此地的习惯，在麦垄里即把稻籽种上70这省掉了插秧的过程，要不这么多的地，怎能插得过来呢。但麦子一割需马上浇水锄草，等洪水下来再灌层泥，照样长得好。

阎国三父子去给稻田灌水了，老太太留在家里倒闲了起来。要是往年，至少还要忙活四五天，还得把人累个半死不活。今年，幸亏有中央局的帮忙。早先的部队只能帮个人忙，今年是人马齐帮，可就赶了劲儿！

乡亲们早已听说了，头天来送马，又回去动员出动骡马支援的那个人，就是周副主席。随着牵到麦场上来的有毛泽东的老青马，刘少奇的千里红，朱德的，任粥时的，董必武的，红马、灰马、白马，都牵出来了。

人们在想，中央局给咱这么大的帮助，不用说致谢东西，连一声谢字都没说。就这么接受了帮助，不声不响了吗？要仅是几个年轻战士，帮也就算帮了，谢字不说也就不说了。可今年帮咱的都是什么人物，中央机关的处长、秘书、参谋都来了，周副主席来了，毛主席和总司令他们几个，不是正忙着指挥打大仗，不是年龄大身体不好，也一定会跟咱一起挥镰割麦呢。他们不能来，却把他们的牲口送出来。主席还让他的儿子毛岸英帮咱割了好几天呢。“咱们就好意思连个谢字都不说了？”

阎国三的老伴儿，是位善良又机灵的老大娘。她不声不响，心里却有了主意。她指派她的小儿子

“锁柱，你到苇地里去劈捆棕叶。”西柏坡村南那块百多亩大的苇田，苇子长有一房多高，苇叶儿长得又宽又长，每年端午节快到的时候，十多里外的村子都来劈呢。

“娘，俺早劈回来啦。”

“那点儿不够用。”

“往年就是劈这么多，都用不清呢。”

“往年咱人少，今年人多啦。

“不还是咱这几口人?”

“光咱这几口，能早早把小麦收打回来?”

“噢，知道啦。你是把中央局的人，也算成咱家的。”

“你知道就好。要再劈一大捆，少了可不沾！”

她把儿子指派走了，自己就忙着淘洗黄米、豇豆和红枣儿。西柏坡这个地方，好就好在这里，大米白面不缺，小杂粮也有。村南种稻麦，村北种谷黍。他们的山坡地不多，却样样都种点儿，要吃什么有什么。

明天就是端午节，老大娘还得加把劲儿。她淘洗好了两瓷盔黄米和豆子，还放进了一点儿大米。再把一竹篮红枣儿洗得干干净净。把这些事刚干完，儿子便劈回了苇叶。她又忙着煮了棕叶与黄花叶儿,再叫两个媳妇帮忙，一直包到天黑，才包完。

老头儿从稻田回来，家里还没动火烟。肚子虽然饿了一点儿，却看见了两大筐子刚刚包好的棕子，包得光光胖胖,四楞四角，个个都有拳头那么大，中腰缠了一根黄花叶儿劈成的绳儿。不用吃，看着都解馋。他只管心里乐，忘记了肚子饿。不过，他不是高兴自己有了棕子吃，而是高兴他的老伴儿精明，要替他办一件非常该办的好事儿。

“今年可吃上棕子啦！”老头儿说。

“哪年没叫你吃？”老婆儿闷。

“我说的不是我。”

“那你说的谁?”

“我说的是离家在外，为国为民操劳，还牵牲口为咱碾麦，甘尽义务为咱割麦的那些人。”

“亏你能想得到！”

一家人草草吃过晚饭，劈柴的劈柴，点火的点火，一大铁锅棕子便煮上了。这东西难煮，再加个头儿又大，需煮整整一夜，端午早晨正好儿赶上吃。往年，老大娘烧开了锅，再插进灶膛几根劈柴就不用再管，顶多在睡觉时再添进几块树骨髓，让它娘到早晨就可以了。今年，老大娘却没离灶火坑。万一煮生了怎么办？能拿着生棕子去送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总司令他们吃？务必要煮得不软不硬，火候烧得不大不小。所以，再不能插进干柴就不管了。而要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夜深了，儿子来替她，她不要，媳妇来替她，她还是不要。她对年轻人不放心。

天亮了，她捞出一个尝尝。行，正好儿。于是，找来两个柳条儿编的大篮子，捞出两大篮。再拿来带铁钩的挑水扁担，挑起了两个篮子。父子俩都要来替她，她说：“你们去下地吧。这点活儿俺来做。俺老婆子还挑得动！”

端午的早晨，太阳已经出来了。不迟不早，正是该送的时候。早了怕打搅他们休息，晚了又怕耽误了他们早饭吃棕子。老大娘顺着东西的街路，由西而东，陆陆续续，又遇上了七个大娘。她们有提着的，有抱着的，也有挑着的。篮子里，筐子里，也全是新出锅的新鲜棕子。

“他大娘，你要上哪儿？”

“他大婶，你是上哪儿?”

“俺是上中央局里。”

“俺也是去中央局里。”

“那咱们就伴儿走吧。”

八个老大娘来到了中央局大院的门口。门岗早已撩见了这群老太太，有挑担的，有提篮的，篮里的东西太重，一双双脚又太小，个个都走得那么吃力。这是要干什么呢？走近了，看到篮里满满的都装的棕子，才忽然明白了。可是，让不让她们进呢？中央局大院里还住有老百姓，本村人本来是随便出入的，没有挡住不让进的道理：要让她们进去呢，首长不仅不会收她们的礼物，还会打搅了首长们的工作，还是说服她们别进去吧。于是便说：“老大娘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一位年轻的警卫人员，一边问着，一边请她们先放下来歇歇。她们懂得人家站岗的规矩，没有硬闯，还是放下来了。

“今天端午节，俺们想串个门儿。”

“你们要到谁家串门儿?”

“俺到朱总司令家。”

“俺到毛主席家。”

“俺到周副主席家。”

“俺到刘校长家。”

“俺到‘胡子’家。”

她们一个挨一个地说下去，好像都商量好了。这个警卫员是后到的，此时已撤掉了中央工委与“工校”的名称，不过他听说过刘少奇是“工校”的“校长”。

“谁是‘胡子’呢？”门岗问。

“你怎的连‘胡子’都不认识呢？那天他带着远远到俺家串门儿，俺问他怎么称呼，他用手摸摸他满脸的胡子，对俺说，‘大院里人都喊我胡子，你们也就叫我胡子吧。’你还保卫首长哩，连首长的外号也不知道！”

“你们五位大娘都是到首长家，首长们都很忙，没工夫见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俺们不去打搅首长。”

“你们三位去谁家?”

“俺们去串你们这些战士和干部的门儿。这不能说忙的不见吧？”

“那么多干部和战士，你们串得过来？”

“人多，可食堂就两个。就到食堂。”

另外几个大娘见这么说有门儿，也就改了口：“俺们也串食堂的门儿。”有人又加了一句：“食堂也没工夫见俺们的话，咱就上孩子他大伯家。这得让俺进了吧？”她们见门岗答不上话来，于是就担的担，提的提，闯进了中央局大院。小战士还真的没招儿。

这几个老大娘不用打问，要上谁家去，这道儿都熟得很。而且，主席、少奇他们几个，谁住谁家，她们也早已知道。可是，临到门口了，却又有些犹豫。他们是不是正忙？会不会打搅了他们的工作？

她们一边走一边小声商量：

“他们院门口的门卫再说他们忙，咱就不能再硬闯了。把篮子往门口一撂，说一声请代劳送进去，扭头就走。他警卫不能不给送。”

“对，就是这么办！”

她们一边说着，已经来到毛泽东与任粥时门前的场坪，还没走到门口，周恩来正好从东边走过来了，他一看就明白，忙迎上来，用响亮的声音说：“乡亲们送端午的棕子来了，太感谢啦，谢谢乡亲们！”旁边的警卫人员，认为周副主席决不会收这礼物的。没想他一边说着感谢，一边去接老大娘的担子，还说，“先到我这住处来歇歇。”他们才把这大篮小筐的都接过来。只听周恩来又说：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每人都送一点儿。可你们送的太多，吃不了。我从你们每家的篮子里拿几个留下来，余下的让警卫员给你们？

送回去，好不好？”

“不好!不沾!”

“首长吃不了，还有别的干部，还有警卫员呢。”

“好，那我就听乡亲们的，全都收下来。你们都进来吧，歇歇再走。”

老大娘一听周副主席说“都收下来”，个个脸上都笑了。忙说：

“首长工作忙，俺们不打搅啦。”她们达到了目的，已经心满意意足，说着就往外走。

“拿着你们的篮子嘛。”周恩来又说。

“等吃完了棕子，俺们再来拿。”

她们高高兴兴走出了中央局大院。

第二天，行政处给几个大娘送还了篮子。给每家还送来一斗米，并费了不少口舌。

行政处的老李，把篮子送到了村西头儿，阎国三给他提了一个意见：

“周副主席的房子漏雨，那天我去给他补房顶，看见他用个掉了漆的破茶缸子喝茶。这还不算，茶缸上盖了个小瓷碟儿，搪瓷破缸，陶瓷盖儿，配成了一套，真够稀罕的！沏上茶烫手地揭不开，还即得找垫头儿。

“你看看俺这穷庄户主儿的茶具，景德镇的透亮白瓷茶碗，配个闪光发亮的黄铜茶托儿。你们中央局是穷的买不起，还是没人管？不是俺老汉多管闲事，也不是给你闹难看，是诚心实意的，你把俺这套给周副主席捎过去吧。

感谢老大伯关心首长和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的不好。不过……不过这一件小事我们还真有难处。新茶缸早买了，就是没人能把他的旧茶缸换下来……”他还给老头儿讲了周恩来这个茶缸的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要由延安开向华北抗日前线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表示已经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要求，亦即说明，第八路军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是由他所领导的部队，他以他个人的名誉，给第八路军将士赠送了一批搪瓷茶缸。

雪白的瓷缸上烧有“精诚团结”四个红字，落款是“中正赠”。发给每个战士一个，拴在背包上，带上前线去了。周恩来虽然没上前线，却分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工作。他也分到了一个这样的白色搪瓷缸，带着去南京，住武汉，由武汉带到重庆红岩村，最后又返回到南京梅园。

在此之间，他曾由重庆随身带着茶缸回延安。因骑马到党校作报告，路上遇意外事摔下马来，摔伤胳臂，因伤势过重，延安治不了，赴苏联去医治时，白色茶缸作为随身用具，又带到了莫斯科。然后再回延安、重庆、南京……

这种搪瓷还是比较耐得住摔打的，若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工作，比如住在延安，单在中央工作，而不是这么到处奔波，这个茶缸合是完好无损的。尤其是在一年的陕北转战中，把它挂在马背上行军，几乎是天天都要摔打。这才把缸子上的搪瓷摔掉个差不多。缸子上的“团结”摔掉了,落款的名字也早看不清楚了。

由陕北东渡黄河，在奔向西柏坡的路上，又是翻山越岭。那天翻越五台山时，茶缸盖儿掉在路上，让马蹄踩了上去，一下踩瘪了。周恩来捡起来，拿到住处砸了砸，凑合着用到西柏坡。

周恩来不吸烟不喝酒,也没别的嗜好。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陪客，他也能喝两盅,只是平时一口也不喝。他在深夜工作时，如果困了，偶尔也点一只烟吸几口。或者往脑门上和鬓角里，擦一点儿万金油。他办公室的一角里放个小碟子，碟子里就放有这两样东西一盒纸烟和小小的一个铁盒儿万金泊。烟与油都属于治疗他瞌睡的药品了，并非在“享受”。

他这个人还不爱害病，谁也没见过他吃药，更没医院，他身边也无保健大夫。有时也闹几天感冒，但他不声不响，跟平时一样忙着工作，也不说要几片药吃。起初谁也不注意，过几天也就好了。后来卫士小成发现了他感冒的时候，就把咳嗽或流鼻涕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开好药，他取回来也放在那个小碟子里，还特意压上个小纸条儿，上写“治感冒”。周恩来第一次看见了，微微笑了笑，意思是“你个好机灵的小鬼”！他拿起来吃两片儿。后来，他凡看到碟子里有了感冒药，才想到他是感冒了，就顺手拿两片儿吃。

可他却有个喝茶的习惯。但不像那些嗜茶的人，端个茶碗总是喝。他像吃饭一样，好像有定量，上午喝一杯，下午与晚上又喝几杯。而且是把开水倒进缸子里放得不烫时，端起来几口就喝完了。这可能跟他过分忙的工作有关。

他不管茶的好坏，只要有茶，总要放一些。他不是不懂得茶的好坏，而是很能品得出，只是不讲究罢了。凡是换了好一点的茶，他喝时常要说一声：“好茶!”

他也很懂得烧水的壶与锅，还有喝水的缸子，不宜跟饭菜混用。但受条件限制，他也就不去讲究。只是要求能把茶泡得开。那时买不到热水瓶，也没有专烧开水的锅炉，常常是在做饭的大铁锅里烧开水，用个铁桶子打回来。所以茶缸盖儿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盖得严密，茶就泡得开。偏巧他这茶缸盖儿是怎么也盖不严，跟不盖也差不了多少。要不是为了能泡开茶，他看重了一点盖儿的作用，早就扔掉了。

卫士小成早已看在眼里，可走在行军路上，想买买不到，想领领不来，没办法。到了西柏坡以后，他就想着一定要给他换个新茶缸。可他知道周副主席的脾气，只要还能凑合用的东西，他是不换的。怎样才能给他换掉呢？

可他左思右想，想出这么个主意：他要趁打扫办公室，刷洗茶缸的机会，从他办公室拿出来，再到行政处去换新的。新的拿来以后刚给发的，他不用也得用。

于是，卫士来到了行政处，他想先问一问，行政处是不是有都的。进门却说：

“我来给你们行政处提个意见。”

“提吧。”行政处老李回答他。

“你们对首长的照顾太差劲了!”

“你提具体点儿，我们好改正。”

老李还真当周副主席的卫士有意见呢。其实，卫士是怕行政处不给换新的，先发制人，半真半假地给他们扣顶‘不关心首长’的帽子，然后不给也得给。于是提出了“确凿证据”：

“你去看看，周副主席的茶缸还能用吗？每天除了喝茶，还要打饭、热饭。这是茶缸，又是饭碗，还是热饭锅。破成了这个样子，你们也不给首长换新的，像话吗？”卫士还说的一本正经。不过他说的都是实话，他给周副主席打回饭来，放在办公桌旁边的小茶几上，常常是放凉了，他还顾不得吃，就只好用这个茶缸当锅，找个炉子再热一热。

老李没给卫士解释，他打开一个靠墙的柜厨，从里面拿出一个浅黄色的，个头较大的搪瓷茶缸。搪瓷闪闪发亮，一看就是新买的。用这样的大茶缸，打饭、热饭，最合适不过了，卫士一把抢过来笑了：

“真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们了！”

“我们早听刘参谋说过，周副主席的茶缸该换了。这东西现在虽然不好买到，我们还是想法买回来了。可是，你知道，要从他手里换出旧的来，怕是比买新的都要费事。我们正在发愁呢，既然你能换给首长新的用，这个难题就算解决了。”

“我是想把旧茶缸偷着拿出来，悄悄给他换上新的，他要不言只声就得了。”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今天打饭时，用新茶缸打回去，他不问好就是同意用了，他要不问，就是同意了，他问要，你就说行政处刚给发的，太破的茶缸都要更换。他也许能同意。”              

卫士点了点头，高高兴兴地走了。开饭时，他用新茶缸打了一缸菜汤，放在茶几上，周恩来吃起了饭，并没言声。卫士心里很高兴兴。但是，吃完了以后却把卫士喊进来：

“你把这个新茶缸给人家送回去。”他好像看到了卫士耍的“鬼”。

“那个茶缸盖儿实在不能用了，茶都也不开了!”。

“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茶缸盖儿。“卫士这才注意到，平时那个放万金油与纸烟的小碟子，盖到了那个掉了搪资的破茶缸上。大小正合适，而且严丝合缝儿。卫士伸手去揭，却把手烫了一下。

“不行，烫手呢，太不好用了!”

“你要懂得，我们的要求是能用就可以了。不用说买个搪瓷茶缸，就是买套金碗玉碟，我们也买的起。可你要知道，有钱要花在刀刃上，而不能花在生活享受上!”卫士深知首长的脾气，他知道他的这番心机白费了，什么话也没说，把新茶缸又送回了行政处。阎国三老汉听了行政处老李给他讲的这个“茶缸与茶缸盖儿的故事”，深深受到了感动。他很想把他的景德镇透亮茶碗，送给周副主席使用。但他没有。他知道他不会收下的。

决胜的“诀窍”

夜深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大概是云层太厚了，丝毫光亮也透不过来，连梨山的轮廓、柏树的影子都看不到了。近处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掌！

滹沱河两岸的村庄都沉睡了，除了河中哗啦啦的流水声，随着夜风传得很远很远，其它一切都静静的。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全部隐在黑黑的夜幕中。

唯独这一个村庄没有沉睡，唯独这个村庄的东头儿几家，窗子上发出闪闪的亮光，通宵达旦，彻夜不熄。

刚刚调来的警卫战士小赵，肩背一支步枪，在顶东头一家的门前走动。他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他是第一次给周副主席站岗。他在想，“如果真有几个坏人出来，我能保证了首长的安全吗?”

他紧紧握着枪背带，准备着随时投入战斗。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向四外瞅瞅，但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不远处的树权上，挂一盏马灯，放出小小一片昏黄的灯光。这就算是“红色首都”唯一的一盏路灯吧!要不是五位首脑人物，经常通宵的工作，深夜里还需“互访”，每个夜间都要在这门前路上走动，连这一盏路灯也不会设置的。

在30多里外的西南山峡中，利用“淴水瀑布”，已经建起一个发电站，朱老总不是还亲自去参加发电剪彩了吗?为何这“首都”却没安装路灯呢?

因为发出的电力太小了，仅够几个小兵工厂的使用。西柏坡这里，仅是五大书记的办公室，以及必须用电的重要部门,使用了源水瀑布发的电。不用电可以过得去的单位，以及“首都”的“居民”，仍然全部使用小煤油灯。为了多制造几颗炮弹，这“首都”的路灯自然便免于安装了。

已是黎明时分，周恩来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迈着比较急促的脚步，走出门来。警卫员小赵才刚松弛下来的神经，一下又紧张了。首长出来了，他该站在什么地方，拿出什么架势才合适？他要不要跟首长说话？忽然想到天这么黑，应该把马灯拿下来给首长照照路。就在他去拿马灯的时候,听到：

“扑嚓!”一声。

原来是周恩来心里有事，步子迈的急，天又过于黑，碰在了路边一棵树上。

小赵急忙把马灯提过来，说：“我错了，没有及时拿灯给首长照路。”他心里很害怕，想首长一定会批评他，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了。他正准备挨训，却听周副主席说：

“我没有事，你不用管我。”他说着摸了摸脑袋。一定是碰疼了。然后又拍了拍衣襟上沾的土，朝毛泽东的院子走去了。

小赵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他想，出这么大的事，不是光挨挨训就能过得去的，等着受处分吧。警卫人员保护首长的安全，不仅仅是防止坏人，如果把首长碰伤了，我在这里值班，那就是我的责任……

若是老警卫人员值班，也许不会出这个事。因为他们都清楚，每日黎明，周副主席都要到主席那里去的，遇到这样的黑天，不等首长出来，早把灯拿在手里等着照路了。今天偏偏遇上了他这么个新兵！

直到下岗，小赵也没看到周副主席返回来。第二天，一整天心神不安，时刻在等着有人喊他，却又没人喊。第三天仍不见动静，他才向别的卫士打听：

“周副主席没撞伤吧?”

“没有。他说他自己不小心，把树给撞了，还要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把树撞坏了？”

“首长没说批评我?”

“那天夜里是你值班?首长倒没说，我们却该批评你!”

小赵一听首长没说，才把吊起的心放下来了。

不久，他便熟悉了五位书记的工作规律。比如，他在夜间值班的时候观察，窗子上的灯光，每天都通宵不熄的，并非是五位书记的办公室都这样，只有东头第一家与第三家。这说明了，总是整夜工作的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如果是五家的窗子都亮到天明的话，那就一定是正在进行什么战役，五个人都不睡觉了。

毛泽东早就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凌晨5点左右睡觉。这样，跟另外几位书记的工作连不到一块儿。他想跟别人研究什么事情，又不能随意把人从被窝里喊起来，他工作了一夜，起草的电报或作战方针，需要亲自向别的书记交待，时间却接不上茬儿。指挥打仗的事，分秒必争，决不可等他睡几个小时之后再办。他这习惯又改不掉，那该怎么办呢？

有办法。周恩来为了把工作接上茬儿，他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也改到了夜间。毛泽东不仅有了跟他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人，并且有了随时给他提供一切情况的“参谋”，比所有参谋人员都掌握情况最多的人。名符其实，总参谋长!

这样，周恩来的工作便辛苦了。因为他上完了夜班，还要上一段白班，把这一天所要办的事情，都亲自交待清楚了，把要与少奇、朱总与弼时研究的事情，研究完了，他才能去睡一会儿觉。

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工作也很有规律。比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张敌我师以上所在位置图，在他起床之前，参谋人员必须要把当日变化情况标好，他起床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先看图上的敌我位置变化。如果标错了一个地点，他是不会宽容或马虎过去的。一般也不会给什么处罚，只是把标错的参谋叫来，当面给他讲清为什么错了，会造成什么恶果，使他会自觉的严格起来。

这种严格精神，在另外几位书记身上，也有同样的体现。比如，前线立等答复的请示，他们会在10分、20分、甚至几分钟内复电，决不许有分秒耽搁。所以，在一个重要战役打响之后，他们几个能连续紧张工作几昼夜，不睡不歇，甚至忘记了吃饭。

五位书记如此，整个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如此。要求下面各个战场的部队，必须也如此。如果为一个战役做好了一切准备，完全具备了决胜的条件，又让指战员清楚，只要遵照作战方针去打，就一定可以打胜。继而下达命令以后，那就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周恩来的再一个特点是：快速，高效。他认为，做好一件工作，尤其是指挥打仗，必须要高效率地完成一切。有人说他读文件、看电报是一目十行，拿起来晃一眼,全清楚了!其实并非能同时看行，而是把干一切事情，都练就了这么一种高速度。在30多年以后，有人提出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和生命的口号，其实，在那个时候，周恩来和他的几位战友，就把时间和效率，当成了决战决胜，生死存亡的关键！

毛泽东夜间工作完了，为何不把让别人要办的事，交给秘书转达，而要直接跟周恩来亲自讲？周恩来下了夜班，为何叉上自班去亲自安排？就为了减少层次环节，为了快速!

一个重要战役的战略方针，为何不让前委制定，而要中央几位总指挥亲自制定呢？而且还不仅仅是方针，还把战役的具体部署，从哪里开刀,在哪里打援，都计划安排了。当然，他们也要虚心听取前委的意见，中央发往前线指挥部的命令电报，末尾全都加了“妥否，望复”，“你们的意见如何，盼告”。

辽沈战役的方针，部署制定以后，跟东北野司的意见不一致。毛泽东要先打锦州，林彪却要先打长春。可林彪拖了几个月也没打下长春，还是听了毛泽东的命令，由锦州开刀，才忽啦啦打下了全东北！

这其中有个全国各个战场统筹安排、互相配合的问题。杨成武出兵绥远，即是为了牵制平津之敌不援东北。即使此，前委也照样！可以制定方针和部署安排。杨成武的出兵，即是林彪提出的条件。这里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领导人，包括领袖在内，既是领导者，又是办事员，决不仅仅坐在上面，只说说话。而是完成这一项任务的最辛苦者，下了最大的功夫，掌握了所有情况。是最有权威的指挥，又是最勇猛的战士，所以便无往不胜！

周恩来还有个特点是：准确，细致无误。一个人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出差错，不过是减少到最小限度而已。但是，周恩来在西柏坡的10个月，协助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了24个重要战役，没人发现他出过一件差错。他自己办事细致，肯下功夫反复订正，要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如此。说话与文件，不许用“大概”“差不多”、“也许”“可能”这些词。一条东西河流，因弯弯曲曲，有时会弯成南北流向，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他要求注明“左岸”“右岸”，而不要单写南岸北岸。写字要工整，标点要准确，纸张大小要统一，不许写错别字。文电整洁，不许随意涂抹。谁要在表格上填错一个数字，他是要亲自批评的。

周恩来的“严格、快速、准确”的主作作风，也是五位书记共同的工作精神，又是整个中央机关共同的工作方式。这个中央首脑，像一架机器，统统在“严格、快速、准确”地转动。它虽说不上是决胜的“决窍”,却是决胜因素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在毛泽东与中央机关进驻西柏坡40周年的时候，邓颖超为西柏坡题写了这么几个字：

“团结，务实，开拓，进取!”

有人在考虑，这是不是西柏坡时期，整个决战决胜的“诀窍”呢？

中共在西柏坡时期，与前后几十年相比较，自上而下，是最团结的了，没有出现路线分歧与斗争，也没有出现别的，全都一心一意放在争取决战的胜利上。

在这个时候，干了有多少实事，打仗的事就够多的了，同时还为中国几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为运动太大了，出了些偏差，马上即行纠正，错就错了，事实求是！

这个时候，思想也最解放了，敢于进行大决战，敢于打过长江去，敢于“把革命进行到底”！那时有人主张“分江而治”，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个中国。因为担心打过长江，逼得对方无路可走，反导致连江北丢掉。他们这几位总指挥却并未犹豫，而是“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然的话，后来的新中国可能仅仅占据华北与东北，也可能如南北朝鲜！

又有人把这句“团结，务实，开拓，进取”的话，当成“西柏坡精神”。因为到西柏坡参观的木，发现纪念馆大院门两侧的墙壁上，用邓颖超手写体，放大描上去的这八个大字，抄在了自己的小本上，返回以后，又用美术体或者其它什么体，写在自己机关、工厂的门两侧，也或者写在什么冲要的地方。

不仅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写上了很多，而且在其它省市也写上了不少。他们是在自动发扬这种精神。8个字是太少了，但8个字中所包含的内容，却很多很多，尽管各自理解得不会完全相同。那就让他们各自按自己的理解去发扬吧！如果没有人总结出更确切的语言，那就让这8个大字作为“西柏坡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