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授来虮虱
中国这场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在1946年全面爆发时，国民党一方握有430万大军，而且装备精良，掌握有不少现在化武器，故而一开始就发起了全面进攻，欲在6个月内全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共产党一方，仅有部队120万，装备极差，基本上还是打鬼子时的“小米加步枪”。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仅添了一些大炮。
可是，双方打了一年，到1947年6月，共产党的军队就消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增到了解万。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并使它的重点进攻遭到了严重失败。
刘邓大军于同年8月，出其不意，神速南下，长驱真入，从几十万敌军中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大别山。随后，陈陈谢两路大军，雷霆万钧之势相继南下。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休系。西北野战军乘追击，收复大片土地。华东野战军在9月歼敌6万，东北民主联军同时歼敌6.9万余人。解放军在全国转入了全面大反攻。
次年二三月间，西北战场局面发生根本变化。宜川战役歼胡宗南主力3万人，击毙其军长刘戡，师长严明。
3月10日，周恩来在杨家沟山顶的小操场上，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了东渡黄河，转移华北的动员报告。（以上见《周恩来传》）这已是毛泽东要来西柏坡的时候了。
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到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当然，在这个时候，要建立新中国的设想，八字还没一撇儿，仅是毛泽东在“五一”节提了几个口号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不过才是一个想法和号召。
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事务，共产党一方已经担负起来了。目前就正在组建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三个代表团：出席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堂、出席国际青年代表大会和出席国际学联代表大会。
代表一个国家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当然在在国家的首都组建，并由首都出发。可此时此刻，中国的首都在哪儿呢？国民党的南京首都已经自顾不暇，担负不起这个任务了，共产党的首都又在哪儿呢？
周恩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正是毛泽东由花山来到西柏坡的时候，决定派中央机关保卫科科长穆风山，到西柏坡所在县——建屏县政府所在地洪子店，去当县公安局长。临走，周恩来跟他谈话：
“你知道你的责任重大吗？”
“请周副主席指示。”
“你知道西柏坡是我们中国的红色首都吗？”
“知道。”
“你的责任就是保卫红色首都。”
红色首都西柏坡
1948年的夏收季节，冀中献县女县委副书记朝启民，接到了出国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代表大会的通知。
献县属河北省的沧州地区，在冀中地区的东部。从这儿到“首都”西柏坡，约有530华里的路程。全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八年抗战中，鬼子在这个地区不知挖筑了多少道封锁沟和界限沟，民兵对鬼子的“扫荡”，又进行了大量的“破坏交通”。这些“破坏”都还未来得及恢复。因此，不管行军打仗，或到数百里以外开会工作，主要还是靠了两条腿。
韩启民还算不错，县委给了好一辆破自行车，路面虽然不平，骑快了，10里，20里就可以把屁股颠破，但总是比步行还要快得多。她先来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区党委给她交待出国任务，还发给她15元边区票儿做路费和零用。
然后骑车一直向西，稍偏南，经过冀中的几个县城，到达石家庄。然后，再向西，偏北，沿滹沱河西上，行到520里时，到达平山县的郭苏镇。华北局临时住在这里。
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当晚就接见了她，又给她讲了有关出国的事情，还问她离开家有无困难。谈完话让秘书给她拿来40元钱，让她买些起零用的东西。
“区党委已经发给我15元，我也不买什么东西，足够了。不用再给我钱了。”
“你这次出国是代表中国成千上万的女，路途遥远，责任重大。这点钱都带着也不多。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出国也要发扬艰苦的作风。”刘澜涛让秘书把钱交给了她。
她带着这些钱，心情不安地回到了给她安排的住处，一户老乡的家里。她反复琢磨，也想不出这么多钱怎么能花得出去。这是她有生以来，甚至当干部多年，一直到担任县委副书记，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所以这50多元钱倒使她作难了。天还不太晚，房东还未睡觉，街上也还有人。她走出来，又找到刘澜涛跟她谈话的那处院子，寻到了那位秘书，把钱递过去，说一声“我不需要这钱”，说完扭头就走了。
次日早刘澜涛与秘书又给她把钱送过来。并且才她说：
“你个女同志,连续骑了四五百里的自行车，太吃苦了。今天你不用再骑车，用我们的马车送你到西柏坡。
“钱的事，你一定要带着。这是组织命令。”
华北局的马车，是铁裹的木头轱辘，走在路上，咕隆咕隆响，自然也颠得慌。但比自行车的颠簸还是轻多了，她好像由硬座车换成了软卧那么舒服。她蹬了几天车，腿都肿了，力气也用尽了，幸亏让她换乘了这华北局的最好的交通工具！
郭苏镇到西柏坡,由东向西10华里。实际上只走了9华里便到了，因为中央妇委住在东柏坡，她要先来这里报到。她下车之后，迎见她的是妇女界的领导人：帅孟奇、李培之和杨之华等几位大姐。
韩启民在东柏坡住一夜,次日上午,中央妇委的罗琼送她到西柏坡来见邓颖超。邓大姐像接待自己回娘家的女儿似的，她对待妇女干部总是这样，使这些人也真像回到了娘家那么温暖。在罗琼给她介绍启民的情况时，她接上说：
“知道，知道。我在报上早就看到启民的文章了。”
原来是韩启民在搞土改工作中，将献县一个村庄里的事，写给《冀中导报》发表，后《晋察冀日报》转载，让邓颖超看见，便记住了韩启民的名字，并对她进行了了解，邓大姐总是关怀着妇女工作者。她询问了启民献县的工作，又问她家里的情况：“你们夫妻俩都要出远门儿，留下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在家，能行吗？”
“家里的事，我都安排好了，请大姐放心。”
然后谈到出国的事。而且问了她这样一件事：
“启民，你身上有虱子吗？”
时间要是再推后几年，到了建国以后，要提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女性，怕是户种很大的不礼貌，被问者也会不好意思，甚至不高兴。可在这个时候，决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几乎人人身上都长虱子。有位领导人就说过：“凡革命者身上都有虱子。没虱子的人，怕不是革命者哩！”
不是人们愿意长虱子，而是环境和条件造成的。到了冬季，每人发一套棉衣，就贴身穿，里外都没套的单衣，还经常穿着衣服睡觉，穿一个冬季，能不长虱子！就是有人套了一身破单衣，替换不了，又不能洗澡,也还是照样。
韩启民并没有不好意思，倒觉得邓大姐的亲切与关怀。她照实回答说：
“早先有，长过好些年呢。现在身上没有了。因为环境好了一些，天热了，衣服也洗勤了。”启民是干净利索人。
“头上还有吗？”邓大姐又问。
“基本上没有了。就是还有虮子。”
“虮子也要消灭掉。出了国可不能给咱中国妇女丢脸。”
“嗯。”
“你知道怎么消灭吗？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先往头发上洒一些酒精,再用开水泡过的热毛巾裹住，要裹得严实一些，捂一个小时，就会把虮虱都捂死的。你回到住处后，就办这个事，不能把那个东西带着出国。罗琼，你要帮着启民办这件事。能不能找到酒精?”
“能找到。我会帮着启民办好的，大姐放民。”罗琼说。
朱总招待吃黄瓜
邓颖超是在她的办公处与住处接见的韩启民曾并谈了一上午有关出国的大大小小的许多事情。
邓颖超的住处，当然也是周恩来的住处，即西柏坡的村东头第一家。她的办公室在哪儿呢?就在她寝室的一头，有半间那么大的一小间房，跟寝室有门相通。
谈完了话，邓颖超就让罗琼带韩启民到中灶食堂去吃午饭。这个食堂位于少奇住处西面，隔两家农户，盖起三间西房，北头一间做厨房，南头两间是饭厅兼会议室。除了毛泽东有个小伙房，其余四位书记，都在这中灶跟干部们一起吃饭。有时顾不着来吃，警卫员就从这儿打回去，送到他们的办公室。
韩启民盼望着能在这儿见到几位领袖，这是个最好的机会了。不然，她可能就要白白来一趟“首都”，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却又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都那么忙，我这么个县干部，根本不会接见我，更不会允许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拜见。再说我也没有重要事情要事说，只是想见见，哪里可以去耽搁他们指挥决战的大事。所以也只能趁这吃饭之便，在旁边看上一眼，也就一生不会遗憾了。
没料想他们几位谁也没来。因为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或者是几个战役同时开始，或交错进行。每个战役的部署前要制定方案，打响了更紧张，要时刻注视战场的变化，随时可以给前线指挥拿出对策，是了关键的时候是连饭也顾不得吃的。
从眼下(1948年的5、6月)开始,正在进行的即有宛西、兖州、开封、涟水等七个战役。今天上午，他们这“五巨头”就是为了研究这些战役的事，耽误了中午饭。
韩启民在食堂门口遇上了帅孟奇、杨之华等几位大姐，便随她们一起走进食堂。中灶的午饭是两菜一汤，一个炒黄瓜，一个炒豆角，主食是馒头。韩启民坐在帅孟奇身旁，悄悄问：
“咱们的领袖们也吃的这饭吗?”
“他们也是两菜一汤，还经常吃粗粮呢。主席虽然有个小灶，也是两菜一汤的标准，只不过为了给他做些湖南风味的家乡菜，比如，顿顿要给他炒个辣椒。他跟我们开玩笑说‘吃辣椒的最革命了！’你要能多住几天，会看到他们吃饭呢。”
“没想到领袖们的生活会这么俭朴。”
“他们跟咱们都是一样的。”
吃过午饭，罗琼带启民到一个房子里休息一会儿，邓颖超便来了，进门就说：
“启民，你见过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吗?”
“我哪儿能见到!我又没去过延安。”
“你想见见吗？”
“何止是想，而是太想，太求之不得了!”启民一时高兴，说了一句“京话”。如果她要是再小几岁，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如今虽然也还正年轻，可已经是县委副书记了，不能丢了身份。
“虽然不用再到延安，在西柏坡就可见，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他们要忙起来，我都见不到。今天下午正是个机会，我可以带你去。”
邓颖超可真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妈妈，她把“女儿”的心都想透了，也帮她帮到家了。在目前,这个看着容易‘实际并不容易办到的事，也帮着她去实现。她心里想：“大姐可真是个好人！”
邓颖超把她先带到了刘少奇住的院子。她们照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正伏在桌上唰唰地写着什么，听她们走进来，忙放下手里的笔，站立起来，给她们让坐儿。邓大姐给他介绍：
“这是我们要参加国际妇联大会的代表，献县县委副书记韩启民同志。”
“原来是百姓的父母官到了，欢迎，欢迎！!少奇少有地说了句风趣话。接着又问邓大姐，”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女县长、女书记？”
“晋察冀边区有两位，除了韩启民，还有个李宝光，在涞源县任县委副书记。”
接着，少奇就间开了韩启民献县的土改情况，有什么问题。她除讲了成绩，还把搬石头搬的过宽，中农划成富农，停止富农子弟上学等许多问题都讲了。刘少奇接着又问：
“献县是个大县，封建势力很强，还有个我国最大的天主教堂，神父很多，而且是从好几个国家来的。他们管着华北地区的所有天主教。听说里边混进了特务，刺探我们的军情，是这样吗?
韩启民听了少奇的话很吃惊。全国有2000多个县，而且交通堵塞，信息难传，刘少奇竟对这么一个无名穷县知道的这么多，好像了如指掌似的。我这么一个县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了解全县所有的村庄。再说，他们几位领袖首要的事，也是日夜操劳、不敢稍有疏忽的事张是与几百万敌军决战胜负的事，这是关系你死我活，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谁知他连地方上的这些小事，也都装在脑子里。最后听少奇问了一句，她才忙把天主教的问题和处理情况，进行了汇报。说完，她已感到耽搁时间不短，本来只是想来看一眼就走的，却说了这么多话。她看了看邓颖超,意思是我们该走了。然后又对少奇说：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没有什么事，却打搅了你的工作，真对不起！”
“你要出国开会，还插空来看我，又向我汇报工作，我该感谢你呢。”
走出少奇住处，从门前小路往东，路过主席与粥时的门口，邓颖超指着说，“"他们两个今天没空，得另找机会。”于是便来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住处，走进了周的办公室。周恩来先打招呼：
“你就是我们的妇女代表，献县县委的韩书记吧?”
“我叫韩启民。”
“我听颖超说过了，你是骑了500里的自行车，来到西柏坡的，一个女同志,太辛苦了!”
又一次使韩启民感到意外，因为她已经听说，周副主席的工作是分外忙的，他管的事情很多，又管的很细。他兼任总参谋长，要帮主席和总司令指挥所有战役，他不仅对几百万解放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对几百万国民党军的部署、指挥、战斗力，也了解的一清二楚，甚至对敌军中师以上所有军官的姓名、性格、任职单位、指挥能力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研究作战部署时，主席和朱总需要敌我双方任何情况，他都可以马上讲出来。因为他知己知彼，还能提出许多最佳方案。这个人的记忆力非凡，责任心又分外强，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辞辛苦，都办得细致周到。
但她却没有想到，她这么一个小小县干部，骑几百里自行车也让他关心到了。她坐在他的对面,有人给她送上一杯茶，可她看见了他面前桌面上写了半截儿的一封电报稿，知道他正忙,就忙表示：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可不能耽误了你的工作。”她说着站了起来。
“不忙不忙，既然来了就不能自来。请你给我讲讲献县的土改与群众生活好吗?”
她给他扼要讲了讲。他又问：
“你们的扩兵工作，有强迫命令吗？是不是有‘熬鹰’的?”
“有。少数村子出现强迫命令现象。多数农民在土改后参军的热情很高。”
“要宣传发动群众，自动报名，不能强迫，‘熬鹰’熬去的也不会巩固的。你可以如实告诉我，你们县发生强迫命令的村庄有多少?”
她把问题回答完了，不敢再耽搁，邓颖超带她从后门走出，沿着柏树坡脚转过山嘴，来到后沟朱德总司令的住处。
朱总的石窑洞前面没有围墙，老远便看到孤立的一处石头房子。康克清正好在房前场坪上，忙迎上前来，一边听邓颖超介绍，一边带她们走进中间一孔石窑洞，这是朱总的客厅。东间是办公室，西间是寝室,都有门相通。康克清请她们坐下后，即到东间请朱总。
朱德很快便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子水灵灵的黄瓜，一边说：
“稀客到了，没有好的招待。幸好刚刚有人给我拿来这盘子黄瓜，我就以瓜代果招待客人。你们可不要笑话我这总司令吝啬啊。”
韩启民早已听说朱老总平易近人，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只是跟她想象出来的外表不大一致，他不像她在歌里唱的“威风凛凛”的样子，也不是她想象的指挥几百万军队的那个大将军的样子，倒像位憨厚慈祥的老兵。更像位和蔼善良的老人。
因为他的和善平易，她竟然细细地观察起心目中敬仰多年的伟大人物。越看又觉得不像老兵了，从他的眼光和谈吐，从他的神情和气质,显然，又跟一个普通老兵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再细细地看，越看越觉得他真像将军了，是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将军！
总司令询问了她们组团出国的情况，也向她问了冀中的情况。
他在不久之前，即指挥解放石家庄的前后，他曾驱车到冀中转一大圈儿，他曾考察了那里的财政、经济、工业、教育各方面的情况。他调查了安国的药材，辛集的皮毛，泊镇的火柴等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今天又向韩启民间了有关情况。最后说：
“你这次去参加国际会议，可能还有人说你是土八路出国。一年以后，我们再要派人出席国际会议，就不会再有人喊我们土八路了!”朱总的话里好像还有很多的话，但他没有再解释。
邓颖超与启民走出来时，朱老总与康克清送出老远。
她又回到东柏坡去住。
毛泽求的“别墅”
出席国际妇联大会的代表陆续来到了“首都”集中。来到的有著名作家丁玲，晋冀鲁豫的著名纺纱劳动模范高升，中央外事办的吴青等。这已是韩启民来到的第三天，天南海北的代表，在这交通堵塞，不能畅通的情况下，一个个也不知吃了多少的苦头，基本上都按时赶到了。
这天中午，她们在中央妇委的食堂里吃饭时，罗琼告诉她们：“下午，谁也不要离开住处，邓大姐要来看望大家。”
她们早早等在妇委的门口。三点整，一辆敞篷车由西柏坡方向开来。随着邓颖超下来的，是位身材魁伟，穿件白色粗布衬衣的人。
陪同代表来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惊喜地嚷叫：“是毛主席!毛主席!”旁边的人推了推她：“不要乱说!”她以为认错了人，才不嚷了。其实，这些代表们都认出来了，一个个也都很激动，也想这么喊起来。可她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不能够这样，才克制了这种感情。
没人介绍这是主席，也没人介绍她们是谁。毛泽东却跟她们一一都握过手，说：“请同志们上车。我们去找个凉快地方再谈。”
车子向东开出村，转向南，停在一个小树林里。树林不大，只不过是一片小小河滩上种了几十棵杨柳。树荫倒是挺浓，树下是干干净净的沙子，也有的地方长起毛茸茸的小草。
树林东侧是条小河，河中流股清澈的山泉。河东是个不高但却很陡的山崖。山崖顶端本来有座高高的石塔，外形像一支尖儿朝上的毛笔，当地人把它叫“文笔”。因为它的目标非常突出，敌机要来偷袭，一下便可寻到这“红色首都”的，所以刚刚把它拆掉了。
警卫员从车上搬下一个行军床，放在一棵大树下面。另一警卫员抱下一堆小板凳，放在行军床旁边。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主席常来的地方，因为车停的地点，床放的地点，已经固定了，并非来后才选择。
这还真是一处好地方，往南、往西，或转过山嘴往东，都是十分开阔的，展平的稻田，穿过稻田向南走出二三里，才是海沱河，河南岸又有山形美丽的钵子尖、奶头山……
毛泽东住的小院里，只有一棵小碗口粗的梨树，还靠在西墙根儿，树帽儿又小，根本遮不住他住的北房。那薄薄的平房顶，受到阳光的直射，比暖气片儿都要烫。夏天，再烧上“暖气”，可就让人不好过于了。
还是他的警卫人员，给他想了这个好法子。寻到了这个好去处。不仅是休息的好地方，还是办公的好地点，每次来都要带着大堆的文件、电报什么的。今天是休息，办公还兼着接见出国代表。这里可以说是他的宿舍、客厅、办公室。也有人说，这个小树林就是毛泽东的“小别墅”。
毛泽东坐在行军床的床边上，对大家说：
“都坐到这儿来吧！”
有坐在床边的，也有的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的。韩启民和高升二人坐在稍远一点的土墩上。毛泽东又一次向她俩招呼：“坐到这边来吧。”启民忙过来坐在一个小凳上。高升没注意是招呼她俩，所以仍然没动。毛泽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伸手把她拉了过来。
毛泽东一一问了她们的姓名、单位和职务。有没回答完备的，邓颖超就补充两句。启民回答以后，邓大姐又说：“韩启民还曾担任过晋察冀边区妇联副主任。”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
“你们这些代表，全都是我们各个解放区妇女界的有名人物！还有我们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他指了指丁玲，"谁是你们的代表团团长呢?”
“蔡畅同志担任代表团团长。因为交通不便，她就不再绕路到西柏坡来了，与那边的几位代表，到哈尔滨集中等候。张琴秋担任副团长。”邓颖超指了指在旁边坐的琴手犬。琴手大站起来了，主席打个手势让她坐下。
“以国际妇联代表大会的地址，又改在芬兰召开。你们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张琴秋说。
毛泽东给她们讲了芬兰的情况。又讲了整个国际上的情况，及国内形势。最后对她们说：
“今天送叫出国是在西柏坡，到欢迎你们回国的时候，或许要在北平呢。”
大家听了，“哗”一声鼓起掌来。
这才是6月份。离开第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开始，还有3个月5离开第三场大决战——平津战役的结束，还有7个多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这样给她们讲了。
在一天晚上，她们三个代表团——还有出席国际青年代表大会，与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团——坐在一块场坪的石头和木头上，周恩来给她们讲了国际与国内形势，讲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最后也是这么告诉她们的。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还有300多万，在数量上仍然超过共产党的军队，最后的“比试”，亦即最后决定命运的大仗还没打，毛泽东便说了这样比较肯定的话。可见他以及跟他一起参与指挥者，对这场战争的了如指掌。
毛泽东这个人并不爱说大话，那时，他说出来的话，没有十分把握，也不能少了九分半。不像日本军国主义者，战争刚一打响，就说“七天占领华北，三个月灭亡中国”；也不像这场解放战争的开
始，对方的主要人物那样讲，“六个月解决共产党的军队飞他即使有了十分把握，也没吹出去，只不过对自己人这么讲讲。
这个时候，正是瞬息万变,胜败难测的时刻。谁敢说打这样的大仗——双方都动用50万到100万的大军，准能打胜？而且，谁敢说，连续打这样三个大仗，都能打胜？如果有一次打不胜，这些出国代表回来,距离到北平会面的时间，可就差得远了。
谁知正好差不多。三个代表团于6月下旬由西柏坡出发，因为山海关里外的道路都走不通，才到了山东青岛，从海上坐船到安东，再到朝鲜新义州，经牡丹江到哈尔滨，再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
因为国际妇联大会,又改在匈牙利召开了。到会议结束,再返到哈尔滨，已是1949年的1月。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亦将结束。她们乘坐吕正操由东北来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一趟列车，到达天津时，是天津解放的第9天。距北平解放，仅差15天。这样大的预计——在4个半月之内，歼敌154万多人的三个大决战的胜利——毛泽东说得也算够准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