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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冬梅
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党的历史上，是随着革命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地看，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民主集中制搞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而西柏坡时期又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民主团结精神发扬最好的阶段。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是一个和谐的战斗集体，工作中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
首先，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五大书记，彼此信任、团结，其他书记有不同意见总是向毛泽东直言相陈，作为书记处主席的毛泽东也总是能虚心听取并采纳其他书记的正确意见。
在1947年底和1948年底轰轰烈烈的上改运动中，由于康生等偏离了党的阶级分析政策，晋绥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康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还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任粥时发现这些问题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直陈己见，鲜明地提出要纠正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成效巨大的“右”倾错误。听了他们讲话，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提出：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由此以后，毛泽东开始注意反“左”。1948年1月，任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报告，对该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亲笔批示新华社，将此报告迅即向全国广播并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而在此前后，毛泽东自己针对土改问题已写了大量文章，尤其是他花费很多心血精心起草的《中央一月决定》，已获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但在即要发表时，他认真比较了《一月决定》与任的报告后，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粥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粥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由于当时党内浓厚的民主气氛，任弼时同志敢于坦诚宣言，提出不同意见；作为第一把手的毛泽东，虚心接受，从善如流，使土改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很快得到纠正。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央领导核心实行集体办公，工作中的民主气氛更浓了。据阎长林等人回忆，每天晚上8点左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会议一般由周恩来主持，他们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各诉己见，互相补充，共同商量，集体决策。
毛泽东不仅在书记处开会时而且在诸如签发军事电报等事上都注意听取并集中大家的意见。平时，五大书记各有分工，毛泽东直接负责军事，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为了便于和毛泽东共同切磋、指挥作战，周恩来在西柏坡也改为夜间办公，他们在西柏坡住得很近，一有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共同解决，决定不了的，再召集其他书记商量，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据张清化的回忆和现有军事文电档案，当时签发文电有三种情况：一是书记处集体商量后再签发。二是阅后发。如果军事紧急，就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文电上写上批注，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三是发后阅，如果军情刻不容缓，为了不误军情，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报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民主团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民主团结精神不仅体现在五大书记之间，也同样体现在中央书记处与下属组织的关系中。
1947年底1948年初，为打破蒋介石对我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的围剿，书记处决定派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为慎重起见，毛泽东特致电粟裕，征求其意见，并要其“熟筹见复”。三天后，粟裕等回电，同意中央的部署，并就渡江时间、路线等问题提出己见。毛泽东又复电粟裕，同意他提出的方案。这样，经过反复磋商，一个涉及全局的重大计划就定下来了。
但是到1948年春季，中原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原解放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这一变化，引起了粟裕的新思考。部队南进后的目的地因水网密布不利于装备较重的三个纵队机动作战，且南进部队远离后方，战役配合及后勤补给均很困难。而据国民党军队此时的情况看，他率三个纵队南进后，虽可以调其一部回防江南，但对中原战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相反，若留在中原打大仗，对从根本上扭转中原战局更为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比较、思考，粟裕最后决定致电中央军委详陈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看了粟裕的电报，顿觉事关重大，立刻电示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详陈其想法。同时要求书记处对粟裕的想法进行认真研究。1948年4月，中央书记处城南庄扩大会议郑重地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听毕，毛泽东说：“粟裕司令员是前线指挥员，比我们更了解情况，对他的意见要好好研究”。经研究，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
这一决策对推动整个南线战局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线指挥员的粟裕，在深思熟虑后，敢于大胆对中央已决定的重大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而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甚至不借收回成命，新调整部署，这是中央领导核心良好民主作风的突出表现。它与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行形成鲜明对照。
西柏坡时期，在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战役的准备阶段，在作出决策前，毛泽东与书记处往往首先提出初步方案，甚至几个方案，反复征求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在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时，经常与邓小平、习仲勋、彭真、薄一波等通电交换意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分析，便是吸收了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中的某些思想。在中央军委与一线指挥员往来的大量军事文电中，也常有：“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盘考虑电告。”等语句。在战役进行阶段，党中央更特别注重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如在淮海战役中，中央不仅四次听取粟裕的建议，而且让前委“临机处理一切”，“一切由陈、刘、邓临时处理”。在包围黄伯韬兵团后，毛泽东电示粟裕：“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高度民主作风！
为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除了在实际工作中率先垂范，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48年初，毛泽东指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报告制度时，特别指出，为防止压制不同意见，不仅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要报告中央，而且下级向上级所作报告凡涉及重要政策及策略也要告知中央。毛泽东还说明，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军委会起草了加强军队内部民主运动的指示，要求军队内部要实行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体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为党内、军队内的民主建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实行集体办公，为全党树立了集体领导的榜样。为使集体领导在为各级党组织自觉遵守的一项制度，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到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当然，“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要发展党内民主，他说：“党内是有辰主的，但是不足、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决议。不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具体提出党委工作的十二条方法，进一步充实了党委制的内容。
这些政策、措施、制度，是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在实践中民主精神的凝结和概括，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宫了党的民主制度理论，使党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同时，它反过来又指导了我党当时的实践，“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作用”，使西柏坡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具有民主团结精神的时期之一。
西柏坡时期之所以成为党历史上民主团结精神发扬最好的时期，有着主客观因素。
首先，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正处于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最后决战的关键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异常复杂而激烈。单就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斗争来讲，尽管人民解放军已展开战略进攻，但国民党军在数量上装备上占据明显优势，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下决心决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战略决战开始后，因三大战役战场之广，规模之大，组织指挥之复杂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要求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必须建立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不出大的差错，否则，梢有不慎，都会有全盘皆输的危险。
西柏坡时期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前夜。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革命战争、农村工作之外，接管城市的任务愈来愈繁重而紧迫。这就要求我党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精神，调动全党的积极性，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曾说：“现在咱们再一起打一段疲劳战，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复杂、重要，少数人作不了主呀。”
由此可见，大决战的历史背景是该时期中共中央民主团结精神发扬最好的客观条件。
其次，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使党中央毛泽东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在我党的历史上，民主团结精神是随着革命进程而不断发展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党的不成熟及共产国际的过分干预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内曾出现严重的“左”、右倾错误，使革命事业屡遭严重挫折。遵义会议后，我党开始逐步认识到党的民主建设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不仅带头发扬民主团结精神、注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搞好党内团结，而且领导抗日根据地全体人民建立了具有广泛民主性的抗日政权，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中间阶层心悦诚服他说：“共产党讲民主，决不包办”。基于对以往民主团结精神意义的深刻认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不仅继承了过去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团结精神，而且部分地克服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或处于地下状态而存在的民主生活、民主制度不健全的状况，逐步扩大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从而从理论到实践都进一步丰富了民主团结精神的内涵，使西柏坡时期成为我党最具民主团结精神的时期之一。
再次，党的领袖率先垂范，团结自律，为全党树立了楷模。
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五大书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始终保持着廉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1948年8月，吴玉章曾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得知，直接去电，坚决反对这一提法：“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说这种说法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学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人谦虚他说：“我也是个普通人”。不仅毛泽东这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都如此，他们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不搞特殊，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他们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大公无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浓重的公仆意识，充分显示了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风范。这种风范，这种高尚情操是党中央同志之间相互理解，精诚团结的基础，是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民主团结精神得以充分发扬的内在原因。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的民主团结精神，是保证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民主团结，集思广益，使一些重大军事、政治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三大战役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城南庄会议经广泛研究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调整原来渡江作战的重大决策为中原作战，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在部署辽沈、平津战役时，中央军委也是反复和前线指挥员进行民主磋商，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随时调整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使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指导均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又由于中共中央群策群力，虚心听取各界意见，在统一战线工作，城市接管工作，反对敌人和平攻势的政治斗争等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从而把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从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蒋介石，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
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核心模范地发扬民主团结精神的胜利。这种民主团结精神的充分发扬，不仅保证了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的正确性，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党心民心，把全党及各界人民群众凝聚成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从而迅速推翻了分崩离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在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充分发扬民主，注重发挥集体智慧，博采众议，许多同志畅所欲言，提出宝贵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当时，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同志，在解决土改、统一战线、城市工作、革命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时提出许多宝贵思想，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另外，粟裕等人多次就军事问题提出自己的正确建议，周恩来就财经、统战工作，刘少奇就城市接管问题，任粥时就土改政策及知识分子政策等都提出过许多正确思想，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宝库。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民主团结精神和优良作风，作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同志早在1962年就指出：“如果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精神，才能防止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精神，广大党员、群众才敢畅所欲言，党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精神，才能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也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充分发扬党的民主团结精神，才能把全国人民凝聚在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相反，如果忽视党的民主建设，忽视党的团结统一，党的集体领导就会受到削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党的决策也可能出现偏差，从而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损失。这就是江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维护安定团结”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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