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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波
西柏坡时期，党不仅使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卓有成效的保持和发扬，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就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作出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因此，无论是从党的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扬程度上，还是从党的优良作风的内容丰富上，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都可堪称得到了新发展。
西柏坡时期党的优良作风获得新发展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倡导党的优良作风同做好各项具体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获得新发展独创了一条有效途径。
由于党的优良作风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是互为联系、互为促进的，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反过来，党的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又会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党的优良作风的发展。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自觉地把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同做好战争、土改等各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二者在互相促进中各自得到有效的开展。
一是把党风建设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能否继续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就成为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毛泽东依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将不骄不躁，特别是不躁这一优良作风创造性地运用于战役的部署当中，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而当时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人，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兵力上装备上居绝对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战机，各个歼灭敌人，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之后，我西北野战兵团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急不躁，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巧妙地与敌周旋，寻求歼敌战机。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青化砭设伏，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27师第31旅，取得了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4月14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又利用敌人移动的机会，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第135旅4700余人，首创了西北战场我军一举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为了彻底粉碎胡宗南军队的进犯，就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中，将不骄不躁、忍耐等候的作风具体化为“蘑菇”战术，并强调指出：“这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②在这一战术方针指导下，
1947年5月4日，西北野战军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集中四个旅的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胡宗南重要的补给基地蟠龙镇的敌第167旅及地方部队发起进攻，全歼敌6700多人，取得了蟠龙镇大捷。这样，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5天时间内，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地区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西北解放军的狂妄计划，稳定了西北战局，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山东，国民党吸取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采取了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同它决战。敌人的战略布置为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指导华东人民解放军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中指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5月6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再次强调：“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1947年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抓住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仓碎冒进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盂良崮战役，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取得了孟良岗战役的巨大胜利。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打乱了敌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使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无法组织像样的攻势，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根据地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不仅将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有机地运用于战争这一中心环节中，而且将这一作风运用于对军队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中，并以此统一全军的行动。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如何对付敌人的主力部队，“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钓，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进行战争，在这一一过程中，中共中央把不骄不躁这一优良作风创造性地运用到组织战争这一中心环节中去，不仅有效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反过来又有效地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战争的实践中保持并发展了党的优良作风。
二是把党的作风建设同土地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13日——9月13日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认为党内组织不纯、党风不纯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根本原因，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顿党的队伍，即通过解决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借以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为了使这次整党得到有效的开展，中共中央在实施“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这一整党步骤过程中，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作风，并就如何发扬这些优良作风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指出：在已巩固的解放区进行整党，应采取“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
各个解放区的整党工作从1947年冬开始，到1948年秋结束，历时一年，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为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1949年6月，在拥有2亿7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中（内蒙和华南不计在内）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方约有1．5亿人口。与此同时，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有了根本好转，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除了把作风建设同战争、土改工作紧密结合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干部建设、城市接收等工作也日趋显得重要，为了加强党风建设，也为了促进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共中央也自觉地把作风建设同这些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使二者在互相促进中得到了各自的开展。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制度建设，为这一时期党风获得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要使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要使党的作风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单有一条发展的途径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保障。
194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原来许多各自分散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许多城市获得解放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也大为提高，形势的新变化客观上需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中，由此产生的“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入这五种“恶劣作风”与党的优良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存在既严重影响了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又严重影响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为克服这些“恶劣作风”，代之以党的优良作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重新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入骂人；（六）不损坏庄稼；（六）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训令指出：“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颁布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自觉地运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指导和加强部队建设。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强调指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947年10月31日，朱德总司令在安国参加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上强调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规定两条纪律：一是民兵不入城；二是野战军不住城。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勉励我军“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准则，也是党的工作者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严格执行，对党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我们党正是依靠这样的纪律，保证了由乡村到城市的顺利转变，保证了党在那个时期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
二是健全了报告制度。党的优良作风能否获得发展，关键在于党的广大高级干部能否自觉地、创造性地把党的优良作风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为了使中央及时了解各地的情况，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也为了提高党的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自觉性，1948年：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超过两千字”。“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中共中央建立报告制度，不仅能够促使党的广大高级干部自觉地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而且为党的优良作风的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写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对广大干部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具有重要作用。1948年3月14日，毛泽东指出：“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和政策的规定、策略和政策实行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你门的自我检讨，向我们作报告”。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地领导机关的指示中，进一步阐明了执行好报告制度有赖于广大干部自觉地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错误缺点，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其次，执行好报告制度，不仅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相联系，而且同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有密切联系。1948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接到林彪的综合报告后复电林彪指出：“对于写作此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
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干部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这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毛泽东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写作报告在提高高级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水平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在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严格执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随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按照中央要求召开会议，使这项工作得到有效的开展。请示报告制度在实际工作中的严格执行，为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新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是建立健全了党委制。为了帮助各级党委在贯彻执行中央备项决议和工作任务时，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领导职能，毛泽东于1948年9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健全党委制是党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新的形势下，克服干部骄做自满情绪、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又一有力保障。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如何克服骄做自满制定了只体制度，毛泽东指出：“力戒骄做。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为克服党内骄傲而制定的这些具体制度，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了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从而为这一时期全党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综上所述，由于西柏坡时期党独创了一条以做好实际工作来推动党的优良作风发展的有效途径，由于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的保障，才使党的优良作风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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