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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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党中央领导集体与“两个务必”

半个多世纪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始终倡导全党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断赋予“两个务必”新的内涵，使“两个务必”作风不断地得到保持和发扬，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身体力行“两个务必”，而且不断赋予“两个务必”崭新内涵，始终倡导全党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两个务必”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使“两个务必”作风不断地得到保持和发扬，鲜明地体现了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成为我们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一)坚决贯彻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同志这样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退回来！”这充分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执政以后领导人民建设好国家的必胜信心，也形象地表明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个务必”、拒腐防变、警钟长鸣的坚定决心。

把反腐蚀斗争提上重要日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短几年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医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初步显示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几条办法，主要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这时，东北局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觉察到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做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毛泽东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关于“三反”“五反”斗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中央又发出在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三反 ”、“五反”运动成为党执政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

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据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指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195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宣布：“ 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干部会议，薄一波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深入普遍地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1月1 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 （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阶段。2月，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对7 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三反”运动是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起点，对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对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产生了积极影响。

党开展“三反”、“五反”斗争基本上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和完成的，这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新政权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崇高威望深入人心。

坚决揭露和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要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并预言有些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典型。刘青山、张子善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倒买倒卖非法经营活动；破坏国家政策；盘剥民工；腐化堕落，拒不改悔。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3.7亿元（旧币）以上，其中刘1.8亿元，张1.9亿元。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300多张。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当时有人给刘、张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正义的枪声响彻神州上空，结束了刘青山、张子善罪恶的生命，震惊了世界，振奋了国人，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再一次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 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旧币）。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二）树立执政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崭新风范

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典范。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和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整风的方法“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可是，有些党员干部进入城市以后好逸恶劳，不愿与群众同甘苦，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脱离了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必须克服并加强教育。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毛泽东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清廉政风。针对沈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毛泽东1950年5月20日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铜像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总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9月20日，他致信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毛泽东还把人事关系上的廉政作为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走出新路的重要步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为共产党执政开创了新的政风。他严格要求亲朋故旧，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还专门写信给湘潭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他说,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他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和党内的整党整风运动，使全党同志从中受到了警醒与教育，保持了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毛泽东同志曾说：“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她的形象。周恩来总理率先垂范，用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感染着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广大工作人员继续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甘为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人民政府始终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周恩来同志常说自己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他在人民面前，没有一点官气，没有一点特殊，没有一点特权。他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他和蔼可亲，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他的衣食住行都很节俭，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几十年一直没有变。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绝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提高〖BF〗了行政效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良好政府形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都在为限制干部特权，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而做着不懈努力，其示范作用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整风作为重要形式，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整风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基本解决了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在这个运动中开展了正确的、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培养良好党风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深入人心。加强了执政与防腐的教育，学会领导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以整风、党内生活会、谈心交心、定期检查汇报、在报纸上登载批评与检讨文章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形式,以期达到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解决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目的。事实证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就无法割除肌体上的脓疮。这些做法对于搞好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升华为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执政以后，党的性质和宗旨都没有变。因此，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崇高境界和本质特征。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我们党贯彻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特别提倡艰苦奋斗，认为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1957年3月，他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批评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比较吃穿，比较享受，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应当说，建国后较长时期内，党的作风基本上是好的，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三)坚持立党为公，实行人民民主

早在西柏坡开始筹建新中国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建国大计广泛地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到北平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广泛地同各界代表(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性群众团体的代表)谈话，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1949 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共同纲领》，选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整个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国事作为国家的公事，而不是看做一党一派的私事。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一切国事都由代表们协商决定。定国都、定国旗、定国歌，甚至新中国采取什么纪年都要由代表们讨论商定。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看，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做出这样的安排，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党与党外人士的真诚合作。毛泽东同志还非常重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在这些民主实践中，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充分地表明我们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

总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两个务必”，反对各种腐败现象，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作为极端重要的大事来抓。党所以能够胜利地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一是由于在艰苦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崇高政治威望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二是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抑制了各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三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严厉打击各种腐败行为，对搞腐败的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但是，实践证明，采取连续不断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容易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伤害干部群众，让一些坏人钻空子，引发社会动荡，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曲折甚至灾难，教训也极为深刻。

二、邓小平：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新的实际，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不仅号召全党同志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继承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提出要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保证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的新思路和新理论。

（一）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针对党的优良作风遭受严重破坏的现状，邓小平同志决心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他要求全党：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面对新时期党面临的执政与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特别是“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的严峻现实，他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邓小平十分赞成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科学论断。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结合新的实际加强党风建设，十分重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他重申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的一段话：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整党的任务之一就是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的官僚主义。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尤其需要强调艰苦奋斗。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0年初，他把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保证条件提出来，强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定要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1989年，他在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他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很重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总之，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二）端正党风的关键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HT〗邓小平一贯主张，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风建设必须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风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面貌，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前提，也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

党风建设的实质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制定并坚持执行代表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不能变，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如果改变，老百姓不答应。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政策的依据。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他强调：我们执了政，掌了权，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他说：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平等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针对党内存在的滥用权力等现象，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办任何事情都得走群众路线。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没有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没有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相反，如果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反复强调：做出正确的决策要走群众路线，把人选好用好要走群众路线，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要走群众路线，无论办什么事都得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必须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好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三）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预见到反腐倡廉的长期性。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坚决刹住这股风。80年代初，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1986年1月，他又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他强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对党员干部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加强新时期的党风建设，必须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

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决不能手软。邓小平反复强调：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抓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必须严厉制裁党内不法分子和腐败分子。他指出：盗窃国家资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错。所以，现在刹这股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处理要及时，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针对有的地方有些领导干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手软的状况，邓小平一再提醒要加以纠正。他说：“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做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反腐败“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对克服反腐败中的软弱状况讲得更多、更深刻。他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 “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他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指出：对腐败、贪污、受贿案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BFQ〗一律受惩罚”。他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党员，党籍、军籍、公职都应该开除。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判处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反对腐败与搞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统一的，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我们前进的步伐就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是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不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困难。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说：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要惩治腐败，就是要充分体现出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要先从领导干部抓起。端正党风、反对腐败要先从领导干部抓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是重点。邓小平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力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他反复强调：端正党风，反对腐败，先要从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抓起。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对端正党风，推动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指出：群众对领导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领导干部严于律己，在廉政勤政上做表率，才能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好风气树起来，也才能解决好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党中央在推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制定了许多制度和规定，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主要领导成员不仅要管好自己，而且要带好领导班子，并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面负责。领导干部还必须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问题上，尤其要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支持和配合查办部门的工作。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

加强制度建设，巩固和确保思想作风建设的成果。强调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党建理论中最具特色的思想之一。明确地把党的制度建设提上日程，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党建理论发展和实践的结果，反映了改革开放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实践，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和新要求。

在党的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从这样的高度来论述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党必须加强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多方面的建设，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党的制度建设，包括党的根本制度建设，党的组织体制和活动机制的建设，党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总的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基础，而党的制度建设又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成熟程度，对于巩固确保和不断发展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成果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制度建设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条大思路和新途径，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个务必”，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二、江泽民：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无论是我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盛衰兴亡，都向我们昭示：要将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只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既重视思想教育，又重视制度建设，使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党坚持“两个务必”和进行反腐倡廉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 “两个务必”继续成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只要牢记“两个务必”，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91年9月21日，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江泽民同志来到西柏坡考察。江泽民仔细观看纪念馆的每个展室、每件展品，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尔后挥笔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江泽民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描绘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下的丰功伟绩，继续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总书记动情地对大家说：我到西柏坡来，最感动的就是，我来到了毛主席当年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地方。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搞和平演变，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演变自己，关键是自己！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 两个务必”，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01年11月，江泽民同志来河北考察，再次强调指出：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精心谋划得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好事，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违背群众意愿的强迫命令，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在全党大力开展党性党风教育。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大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出全面部署。十四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五大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目标，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大力改进党的作风。他指出：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否则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希望全党上下要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主要任务。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带领群众不断开创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这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的经验，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全党大力加强党性党风教育是13年来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对党员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员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在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国有70万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在农村广泛开展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与此同时，中央制定了许多制度和规定，大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了领导干部拒腐防变意识，使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坚定不移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HT〗党的作风优势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重要力量。处在执政地位条件下的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继续保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强调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指出：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好了，领导干部仍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他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全党同志始终警惕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目的是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他还要求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等革命精神。江泽民同志提出并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六十四字创业精神”和“抗洪精神”，还号召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之成为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坚持从严治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切实体现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充分表明，腐败问题已成为威胁我党生存的主要因素，已成为影响党群关系的最大问题。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实际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把反腐败斗争摆在重要日程上。1991年，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近年来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严酷斗争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十四大以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议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要求，做出了部署。1993年8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工作重点。在中纪委第三、五、六、八次全会和十五大以后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又分别就密切党群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问题做了重要讲话，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给予了具体指导。

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经验。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重申了这一方针，这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基本方针。江泽民同志指出：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13年来，党中央一直重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从党的十五大到2001年底，中纪委、监察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制定的党风廉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就有2340余件。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相继做出了机构改革、反走私斗争、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向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等重大决策。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突破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认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从源头上预防、遏制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郑重地向全党提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向全党指出：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坚决查处以权谋私案件，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买官卖官的案件。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中的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