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延续和继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精神的升华和结晶。伟大实践产生伟大精神，而精神之花，可以育出物质之果，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政治优势，至今仍有独特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革命大转折时期凝结而成的西柏坡精神，对于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民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和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主旨和内涵，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及其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解放，推翻旧世界，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二是求富强，彻底消灭贫穷和愚昧，求得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强盛。而建设新世界是一个不停止的前进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为振兴中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就必须充分汲取优秀传统的营养，并把它融会到构建新的时代精神的过程之中。这其中就包括西柏坡精神。由此可见，西柏坡精神至今仍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历史条件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就其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来讲，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并没有过时，仍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时代需要弘扬西柏坡精神。我们要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离不开坚定的理想信念，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不开正确的基本路线，离不开党建工作的加强，一句话，离不开有着丰富内涵的西柏坡精神。
一、坚定的革命信念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1．彻底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是人们所向往、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信念是指人们确信正确的看法并乐意为之奋斗。坚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革命信念，是西柏坡精神的一个显著特色。在西柏坡时期，我党我军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在西柏坡这块土地上，党中央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勇气，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破坏了旧世界。同时，又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后，由于人民解放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了1948年8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我军的装备进一步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质量和军事技术；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已拥有23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68亿人口，分别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和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解放区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后方更加巩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等等。这一切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攻击敌军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大军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已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分析，毅然抓住这个战略决战时机，“运筹帷幄西柏坡，决胜千里辽、津、淮”。以敢于向人民负责、敢于打大仗、敢于组织战略决战的胆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之后，敢不敢于粉碎敌人“和谈”阴谋，一往无前，渡江南进？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又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举推翻了蒋家王朝。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来自于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必胜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在关系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西柏坡时期，我党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总决战的胜利，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他们坚信黑暗的旧社会一定要灭亡，光明的新中国一定会诞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而西柏坡时期的大决战，就是把崇高理想信念变为社会现实的伟大革命实践。这充分说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解放事业获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开拓未来、不断前进、取得改革和建设新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2．取得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也必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首先就应该有坚决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椎向前进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毅力、意志和勇气。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最后战略决战中所体现出来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一种最可贵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光辉结晶，它在今天已越来越显示出可贵和重要，对于搞好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在国际风云变幻中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
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首先，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取得改革开放胜利的思想保证。在20世纪的数十年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伟大革命。这次革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标志。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讲：“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旧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而西柏坡精神，作为我们党最成功、最辉煌时期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实践的结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目标是过去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代人所渴望达到而没有能达到的目的。在中国大地上终于能实现这一切，就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党面临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成熟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开展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第二次伟大革命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就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这次伟大革命的鲜明特色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两次伟大革命之间，既有继承和联系，又有区别和不同。第一次革命为第二次革命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政治环境。两次伟大革命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改革是如此地重大、广泛和深刻，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因为改革虽然不否定第一次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则是第一次革命的遗留物。这场新的革命是在第一次革了旧制度的命的基础上再革旧体制的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以便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革命又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因此，它是在第一次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搞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革命”意义！它引起的社会变革同样具有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不过，搞现代化建设主要是“革自然界的命”。正是这样一个包括改革和建设、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革命，组成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潮流。在我们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西柏坡精神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时刻以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还是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坚韧不拔、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三年解放战争时指出：在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一往无前的胜利行进，主要靠的是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奋斗。战争时期如此，现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如此。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去说服人、教育人、团结人。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这一理想，又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一代代人脚踏实地的奋斗，要经过若干个依次发展的阶段。过去进行的战争是革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深刻的革命，将来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消灭三大差别、最终使国家消亡的事业同样是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历史就赋予了它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彻底革命，不断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向着共产主义大目标，扎扎实实搞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和每个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结合了起来，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因此，这一理想能够起到空前的精神动员作用，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既胸怀共产主义，又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第二次伟大革命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其次，坚定的革命信念是我们克服和战胜“怀疑论”与“动摇论”、抵制和平演变图谋的锐利思想武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讲：“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正是在这样一种坚定必胜的信念下，我党我军发扬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始终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推翻了旧世界，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从总体上讲，是能够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矢志不移地为之不懈奋斗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确有一些党员和群众，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经不起考验，共产主义的理想淡薄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动摇了。有的同志不能正确认识苏联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动摇。苏联东欧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他们的变化，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带来的，不是马列主义的失败，而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历史表明，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着牺牲和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历程。对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的严重曲折，我们共产党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必胜的信念。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就此失败了，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被否定了。根本没有那回事。应当承认，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我国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且一经建立，就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前30年的平均速度，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没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那么，如何战胜困难去实现民族振兴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他在谈到中国作为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时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新情况，他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埋头苦干，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动摇了我们的理想。他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不要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而放弃了我们的理想，“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总之，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决定了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局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曲折，都能够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离开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可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华民族的振兴就将化为泡影。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讲过的话。40年后，邓小平同志又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第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首要内容。理想和信念要解决的是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人是要讲精神、讲理想信念的。在西柏坡时期，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敢于斗争和牺牲，勇于开拓和创造。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取得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新胜利，也离不开这一条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中，就包括有理想的内容，而且有理想被认为是“四有”中最重要的。这是因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共产党员，有了共同理想，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党的基本路线才能长期坚持，党的事业才能真正发展。邓小平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总之，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仍必须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只要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就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战胜的，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二、实事求是，尊重实践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1．西柏坡时期是我党实事求是，尊重实践的典范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有着决定作用。长期革命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它是由20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和30年代五次反“围剿”等一系列血的教训中得来的。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我们党从井冈山以来，经过多次曲折反复，终于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鸟写的《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中（后改题目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文中还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伟大真理。可惜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和它所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由于王明教条主义的阻挠，没有形成党中央的共识，反而被一些人讥讽为“狭隘经验论”，遭到了指责。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所导致的失败和血的教训，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在碰得头破血流这个最大的“实际”面前，开始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有了清楚的认识，自觉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实事求是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使党的实事求是军事路线得以正式确立，为以后延安时期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铺平了道路。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央党校建成后，副校长彭真问校长毛泽东：中央党校以什么为校训？毛泽东答：校训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他为党校大礼堂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1942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他强调指出，整风运动一定要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做到“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这次整风运动，对于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重大的意义。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指导思想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延安整风和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活的灵魂。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又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呢？“实事求是”四字，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是弄清事实，求得确切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赋予这四个字以新的时代内容和科学涵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春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概括地说，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便是对实事求是的科学概括。
西柏坡时期，我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决战，坚定不移地向江南进军，并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土地改革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纠正。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实事求是地选择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建设新中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所有这些科学决策，都是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典范。正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说，实事求是、勇于创造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关键。
2．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石
研究探讨西柏坡精神，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这条路线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四化建设。虽然我们今天的实际，与西柏坡时期的实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变化，以过去的“实事”求过去的“是”，以现在的“实事”求现在的“是”，以将来的“实事”求将来的“是”，则是必须永远遵循的。“实事”在发展变化，“是”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第一，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贯穿中国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主要精神遗产。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把生活的、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演进中始终贯穿着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始终是一个认识和实践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动态过程。列宁当年没有囿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设想，得出了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结论，表面上看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恰恰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同志突破俄国革命采用的从城市到农村的方式，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独特战略思想，同样是从中国这个东方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从而领导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今，我们正在进行以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伟大历史性转折，面临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次伟大转折，同上次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折，在性质上和内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找出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一条坚持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新成就。因此，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是我们事业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的根本保证和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创造性事业，没有现成的固定模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发展的历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我们每一步前进，都是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结果。面对迈向21世纪的新形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极好机遇，面对前进道路上以往未曾遇到过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以科学的态度继续大胆地进行探索，尊重群众和基层的实践与创造精神，并善于总结，善于提高，这样才能不断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继承发扬西柏坡精神，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探索，勇于创造，开拓前进。必须像西柏坡时期一样，在全党形成务实创新、真抓实干的作风，形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作风。西柏坡时期，中央五大书记密切配合，亲临一线，亲自调查决策，亲自总结经验，亲自部署安排，取得了辉煌胜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实事求是地研究制定了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刘少奇同志跋山涉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对土改中出现的失误及时地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纠正，为开好全国土地会议，起草《中国土地法大纲》，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朱德总司令亲自视察冀中部队和冀中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业及教育等情况，指挥了解放石家庄战役，并亲自总结了这次攻坚战的经验，取得了组织战略反攻的主动权，等等。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当前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
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是胜利的保证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基本路线代表的是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条基本路线，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是现阶段我们做好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政治路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选择。这其中，也包括党在西柏坡时期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研究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我们当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源于西柏坡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薄一波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富强和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相继承的连续性。二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尽管由于晚年的失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但毕竟为日后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框架。尤其是在西柏坡时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明确了我们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并且为如何建设新世界、如何搞社会主义规划了宏伟蓝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柏坡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探索之源。
如前所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道路正式形成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历史不能割断，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说，这条基本路线的最初胚胎是形成于西柏坡时期。比如，“一个中心”。现在我们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那么在西柏坡时期，是不是有这样的思想内涵呢？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早在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解放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后来在1948年9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必须“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等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已经蕴含了“一个中心”的思想萌芽。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内容，在西柏坡时期也都非常明确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没有问题，早已明确。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七大决议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认可的，所以这一条也没有问题。可见，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作了这个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个“一贯”的起点可以说就在西柏坡时期。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也可以到西柏坡时期去探索其源头。当时进行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等等，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都是改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经济工作时，指出“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种特殊的国情，指出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可以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这些论述可见，当时虽没有明确提改革开放，但这个思路是清楚的，制定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要敢于同外国人做生意，等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内涵所在。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井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两个文明的共同繁荣昌盛。5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曾经规划了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蓝图。社会主义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而来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道路。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有关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思想和措施，有些在今天仍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在1957年后的失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动乱，而且拉开了同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正是由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使我们克服了困难，站稳了脚跟，取得了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只有按照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才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党的基本路线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想变也变不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我们都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在正确把握其基本关系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遇到困难，以至发生某些失误，都是难免的。有困难就克服，有失误就纠正，但绝不允许否定改革。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坚决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只有使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四、搞好革命和建设关键在党
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室。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50年前，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顽强奋战，推翻了旧世界，迎来新中国的诞生。5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但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有很长的路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最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仍然离不开党的建设这一大法宝。
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像西柏坡时期那样，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革命战争年代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现阶段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我党建成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同志把这一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壮举，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正是在这支队伍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现在，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离不开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面前，我们党要想不负于人民的重托和希望，要想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要求，“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要按照这一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像西柏坡时期那样，充分发挥思想政治优势，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我们一贯重视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党依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每当党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党中央都提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把理论武装作为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基本前提。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号召党的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有了邓小平理论，在十五大上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其目的在于运用这一理论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做好我们的工作。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学会学懂；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学以致用。学习中要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按照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学习中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善于求实，勇于创新，努力形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振奋起全民族首先是全党创新的勇气。这是我们加强思想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建设，也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像西柏坡时期那样，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加强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西柏坡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坚持得最好的时期，是党内团结的鼎盛时期。中央书记处是一个十分和谐的战斗集体，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统帅部，五大书记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彻夜工作。在重大决策上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每一个胜利都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既要有充分的民主，又要有正确的集中。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更要抓好制度建设，通过认真研究和探索，努力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具体化为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制约、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制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期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很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的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了组织建设的新任务。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号召广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担负起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像西柏坡时期那样，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临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提醒全党不要重蹈胜利后骄做的覆辙，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等6条规定。这些论述和规定，发人深省，令人沉思，对于我们搞好新时期的党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加强党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把人民群众是否高兴、赞成、拥护，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在工作中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要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要坚持标本兼治，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抵制侵蚀，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我们党就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