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一个执政党，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变为现实。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革命胜利和全面执政的严峻考验，我们党不负民族和人民的众望，经受住了历史性的挑战和考验，胜利地实现了伟大转折，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西柏坡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党在执政条件下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永远保持其先进性、革命性和纯洁性，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研究和弘扬西柏坡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受住新的考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万里长征第一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他向全党提出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说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面对历史转折时期的严峻考验，头脑是非常清醒的，并向全党指明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要求。
1．第一步胜利是伟大的
夺取全国胜利，这一步是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在于：
第一，这一步胜利来之不易。夺取全国胜利，这一步是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搏斗取得的。在28年的革命斗争中，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2000多万革命者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革命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给我们。据统计，全国有案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战死在沙场上的，仅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就有76万；在敌人刑场上壮烈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5年间至少有100多万；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仅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伤亡的人民解放军就达24．2万多人；在党内的斗争中，“左”、右倾错误路线也使许多革命者遭受了迫害，甚至牺牲。这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胜利之路。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这第一步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珍惜它，决不能把它丧失掉。
第二，这一步胜利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车轮。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蹂躏和压迫。打着“民国”旗号的蒋家王朝，就是集专制、独裁、卖国于一体的反动集团，在它的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处在被愚弄、被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彻底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这一步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彻底崩溃了，标志着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在一个世界大国的胜利。它不仅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而且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这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
2．巩固第一步胜利需要很大的力气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根本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它不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深刻的伟大变革。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关系到能否沿着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选择的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问题。巩固这一步胜利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
第一，我们党面临着胜利和执政的重大考验。当时，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我们正在接管大城市，我们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即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能否继续保持在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继续保持过去那种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被金钱、权力和地位所左右，特别是不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腐蚀，这是对全党及每一位党员干部提出的严峻课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此，毛泽东同志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两个务必”的要求，为走向执政的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那时，全党在思想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力戒骄傲，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1948年12月，刘少奇同志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可见，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自身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把党的建设作为巩固胜利、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第二，一切反动派都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派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会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国民党残敌还盘踞在西南、华南和台湾等地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实行封锁、禁运，伺机进行侵略和颠覆；在新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肃清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反对中国人民的任何一项阴谋诡计。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捣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在政治上丝毫没有解除武装，从而，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有利地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成果，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我们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迅速荡涤国民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战争创伤，全面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旧中国千疮百孔，教育文化落后，工业破产，农业调敝，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物价飞涨，投机猖撅，市场混乱，民生困苦，百废待兴。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党要从事的建设将是多么的艰难。敌人算定我们只会打仗，不会建设，他们盼望着我们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充满信心。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和政府深知，如果搞不好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上不去，不能使生产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不能使人们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努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迅速争取国民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和政府精心规划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花费了很大力气，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新中国各项事业都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事实证明，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普照华夏大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使国内外那些怀疑我们党和政府建设能力的人们不得不表示敬佩，叹为“奇迹”。
3．今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国共产党向来是旗帜鲜明的。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显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全国政权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即第一步胜利只是为新的征程即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尽管中国民主革命费去了中国人民整整100年工夫，这也仅仅是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准备。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因此，要实现我们的理想，完成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夺取政权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第一，我们是在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底子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建国前夕，我们的家底十分薄弱。拿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解放前的最高年产记录来看，钢90多万吨，原煤6000多万吨，粮食2700多亿斤，棉花1700多万担。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掠夺和战争破坏，到1949年，钢只有15万吨，原煤只有3200多万吨，粮食只有2100多亿斤，棉花只有850多万担。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生产只占17％。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连同手工业只占30％。许多工业品都要靠进口。1954年，毛泽东同志讲：“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就是当时的基本状况，这就是我们的底牌。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大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谈何容易！正是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党毫不气馁，以巨大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毅然朝着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的探索是艰难复杂的。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复杂得多。虽然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虽然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党非常明白，正如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样，中国的建设也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决不能简单模仿和照搬苏联。我们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并详细分析了“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的原因。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阐述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我们的公式，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和我们的主要纲领，等等。
第三，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产主义，道路更漫长，任务更艰巨。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即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被消灭，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社会成员的能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挥，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等等。可见，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是极其漫长的。虽然由于我们党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繁重的全面建设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毛泽东同志已经预见到：夺取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从我国近5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我们既有错误和挫折，更有成功和发展；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既有蓬勃发展的高潮，也有遭受重大挫折的低潮。我们共产党人深感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深感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更是艰苦漫长的。因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干部都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都必须永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二、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兴致勃勃他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同志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广“不要退回来！”这充分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行使执政的职责，对领导人民建设好国家充满着信心，表明我们党在和平建设条件下一定能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定能够把党建设得更好，一定能够把新中国建设好。
1．我们经得起执政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就在于她具有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所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作风优势。到1949年，党已经走过了28年的革命历程。“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我们党所独有的优势。
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党最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能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在政治上更加坚定，也标志着我们党能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夺取全国胜利，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们党有强大的组织优势。党顺应历史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逐渐集中了那么多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组织得十分严密和广泛，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强大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尤其是以1945年党的七大为标志，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中央到西柏坡后，五大书记都集中到了这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坚强有力。从全党的组织状况看，到1947年全党已有276万党员，1949年底达到448．8万党员。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党的各级组织和组织制度不断健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
我们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得到了锻炼。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走向成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锻炼、培育并形成了自己的革命风格和一整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担负起执政后更为重大的历史责任，能够经受住更为严峻的考验。
2．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各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和人民群众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能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风的根本保证。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我们党通过整党整军，克服了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下被敌人分割、进行游击战争而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解决了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最值得称颂的是，党中央和领袖们为全党、全军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作出了表率。
在工作上，党中央和领袖们充分体现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到西柏坡后，为筹备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他们深入当地农家、田间地头，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少奇同志伏在一个从老乡家借来的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就在村口召开。露天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散坐在棚前。这个关注中国亿万农民生计的大会竟是这样朴素！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的。吃饭时作食堂，开会时作会场。没有麦克凤，更没有录音机。会场前面放着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每个人就从自己家里或办公室带来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了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谁就到前面那张长桌旁边站着向大家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同志亲自记录，并不时插话。领袖和代表近在飓尺。那时，领袖们经常参加机关举办的舞会，和同志们一起跳舞。领袖们和老百姓也是亲密无问。西柏坡有稻田，毛泽东同志就在工作之余挽起裤腿和农民一起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粥时同志全家人睡在土坑上，坑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就是这样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自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之中的。
谋划和指挥三大战役是相当艰苦的。五大书记总是通宵达旦地办公，书记处几乎天天都开会，反复研究、处理全国各个战场发来的战报，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部署。当时的工作量之大、工作效率之高是惊人的。据统计，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同志亲手写了190封电报。拿淮海战役来说，在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们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进行调整部署，作出慎重决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总是非常虚心地重视井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在淮海战役的重大战略决策定下来以后，粟裕同志向中央打了一份长达3000字的电报，阐述了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打几个大歼灭仗的建议。刘伯承、邓小平在同一天也发去电报。毛泽东同志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到中央，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研究，中央同意了粟裕同志的建议。这是中央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变动。这件事足见领袖们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
在西柏坡，党中央已经着手筹划召集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信，起草电报，征求许多知名民主人士的意见，邀请他们到解放区。民主人士到达平山县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在大决战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在百忙中多次抽出时间会见他们，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平津解放后，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心转到了北平。中央专门派林伯渠从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汇集北平后，中央又电告北平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共产党人的这种博大胸襟和谦虚品格令人备受感动。
党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时非常谨慎。如，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当时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决定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当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还不成熟。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中央要求“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在对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时，中央强调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等等。
在生活中，领袖们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五大书记都穿着灰布棉制服，都住在简陋的民房里。毛泽东同志住的是一间平房，又矮又小，没有通凤的窗子，夏季温度很高，很憋闷。九月会议以后，领袖们特别忙，书记处的会议几乎天天都在这间小屋里进行。后来，周恩来同志说：“毛主席在一个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领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同志对警卫员说：“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顿红烧肉，我肯定能打败蒋介石。”我们的领袖竟以吃红烧肉为奢侈品！那时，大部分中央重要机关都在西柏坡或附近几个小村庄的普通民房里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中央军委的作战室是一问普通的民舍，大约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来自全国各战场的情况都汇集到这里，歼灭蒋家王朝的战斗指令也从这里发出。在同敌人进行大决战的艰苦岁月里，党中央和领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成为全党的宝贵财富，鼓舞着全党全军向着胜利的目标奋斗。
3．我们一定能够把党建设得更好
在西柏坡，我们党即将进入大城市，走向全面执政。党所处的环境、所肩负的任务，与战争时期将会有很大不同。环境将更加复杂，任务将更为艰巨。这时，我们党更加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否则，“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他提醒全党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郑重地要求全党同志要坚持“两个务必”，并号召全党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为了搞好党的建设，从制度上保证党的优良作风的坚持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中，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强调“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做。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议还作了6条规定，作为进京前的约法，即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党的纪律的严肃性，还规定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如，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送，必须事先或事后说明理由。党中央发出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进城前后，全党上下的纪律观念是很强的，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党依靠严格的纪律，顺利实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有力地保证了党在那个时期能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
从严治党，严防腐蚀，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原则。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保持了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1951年底，鉴于党内有些人被资产阶级腐蚀现象的严重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注：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在“三反”中，刘青山、张子善是进城后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典型。毛泽东亲自下令处决他们。当时有人给他俩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三反”运动对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我们也比过去健康了。”在“三反”斗争的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铲除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这一斗争再次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代专制统治者包括蒋家王朝都无一例外地重蹈着一条始兴终亡的历史覆辙。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找出一条新路，来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满怀信心地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这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忠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继续保持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决不能做官当老爷；搞官僚主义；决不能贪图安逸，腐化变质，违背人民的意愿。我们认为，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思想是我们党探索和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党的基本经验是：
1．必须实行人民民主，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 。
历代反动统治者都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无论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他们的专制统治不可能解决少数人同绝大多人的根本利益的矛盾冲突。因此，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我们党多年以来不懈奋斗的一切目的全在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在可以设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选出的政府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因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这样的政府和国家才是代表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这样做，才是真正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开始筹建新中国。党在1948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受中共中央的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建国大计广泛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九月会议上，组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妄灭亡。”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继续进行繁忙的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性群众团体的代表）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这时，新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大会。新政协筹备会经过6个月的紧张准备，一切就绪。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共同纲领》，选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整个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国事作为国家的公事，而不是看作一党一派的私事。这充分表明我们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一切国事都由代表们协商决定。如定国都、定国旗、定国歌，甚至新中国采取什么纪年都要由代表们讨论商定。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看，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作出这样的安排，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进一步奠定和加强了我们党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非常重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他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有利于发扬民主。”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会上，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功，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几天之后，他还表扬了太原解放后不到三个月就召开了五次各界代表大会，并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将各地召开各界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中央。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和国家，为更好地实行人民民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实践，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坚持“两个务必”，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要条件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些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而要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真正有效地实施民主，使民主具体化，把民主落到实处，这就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革命者骄做自满、贪图享乐、腐化堕落、丧失民众、最终丢掉政权的教训大多了。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以史为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总结过我党历史上曾有几次大的骄做、几次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让全党同志引为鉴戒。他还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多次谈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要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我们建立的政权是人民民主的政权，我们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代表好。这就要求我们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如果掌握国家政权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骄做了，贪图安逸，甚至腐化了，做官当老爷，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建立的政权就保不住，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民民主！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和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可是有些党员干部进入城市以后好逸恶劳，不愿同群众同甘苦，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脱离了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必须克服并加强教育。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他说：“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他亲自领导的“三反”运动就是一次普遍和深刻的整党运动，全党同志从中受到了警醒与教育，保持了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这样做，我们的党员干部才能够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正确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才能不违背人民的意志，做到对人民负责；才能站在民众之中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永不脱离人民群众。
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她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尊重群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搞官僚主义，只顾个人享受。毛泽东同志曾说：“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她的形象。周恩来总理率先垂范，用他的崇高思想和优良作风，感染着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广大工作人员继续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甘为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人民政府始终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周恩来同志常说，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他在人民面前，没有一点官气，没有一点特殊，没有一点特权。他严于律己，勇于作自我批评。他和蔼可亲，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他衣食住行都很节俭，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几十年一直没有改。他经常表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良好的政府形象。这一切表明，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做到“两个务必”，我们就一定能够代表人民执好政，就一定能够为人民服好务。
3．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是坚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坚定他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党在不同时期的整党整风中，一贯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特殊方法。著名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基本解决了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我们“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的时候，更是特别重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在辽沈战役拉开序幕时，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提早南下作战，而林彪却迟迟未动。中央军委就严厉批评了他们。电报指出：“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第二天，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承认了他们的错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王明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批评了王明所说的“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的论断。毛泽东同志还说，王明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批评了我党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错误路线及其代表人物，他指出：“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人与进步分子合为三分之二，中间与右翼占三分之一。后来，人民政府建立时就吸收了不少党外人士参加政府，这样做便于我们党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使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这样有利于保持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事实证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就无法割除肌体上的脓疮，就无法夺取胜利和开拓前进。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的武器，对我们党来说，绝对必要而且永远必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检讨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就能够有效地防止不良倾向、有效地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就能够始终坚持“两个务必”，不断地巩固我们党、壮大我们党。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尽管还是初步的，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近半个世纪以来，党所走过的历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历史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道路是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史周期率的考验也将是长期的。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认为也不要说这样的话。
四、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描绘的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继续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毛泽东同志当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只要我们照此去做，我们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同志还为西柏坡纪念馆题词：一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的这些思想和他的题词，我们的理解是：
第一，能否坚持“两个务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陈云同志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总是把党风问题提高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培育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作风优势成为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重要力量。在夺取革命胜利之后，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继续保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否坚持“两个务必”，这是对我们党的严重考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向全党敲响警钟，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多次向全党敲过警钟。近来，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所以，反腐败要警钟长鸣。这些话都是分量很重的。这些话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这样，我们党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风险和挫折的考验，才能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永慕党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我们党夺取胜利的基础。执政以后，党的性质和宗旨都没有变。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是共产党员的一种崇高境界和高贵品质。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我们党坚持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多次倡导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教育要常抓不懈。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党员干部认为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比过去富裕了，没有必要再强调艰苦奋斗了；有的干部讲排场、摆阔气、挥霍公款；有的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一派官僚作风，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尽管是少数党员干部，但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和形象。作为共产党员，不论是在艰苦的环境还是在优裕的条件下，都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甘为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两个务必”。这是党的事业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内在要求。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艰巨的。尽管这些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人口素质低，综合国力还不够强，而且还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仍面临着不少困难。现在全国还有58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全国有几百万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下岗待业的人员正在不断增多等等。面对这些情况，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逐步实现现代化，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都离不开全党同志的艰苦奋斗，都需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我们事业的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需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是坚持“两个务必”，能够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是又一次伟大的创业。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进行伟大的创业，必须具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江泽民同志曾提出“64字创业精神”，其中就含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伟大的创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只要广大党员干部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我们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