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进行战略决战，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建立新中国，并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正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建设一个新世界、开始新的万里长征的新视野和新境界，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进程中各种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西柏坡精神极其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胜利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独具的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和塑造着伟大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精神风貌，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开辟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一、从中国的实际憎况出发
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与进一步阐发，充满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这里面深深地蕴藏着中国革命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新鲜经验，凝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邃的集体智慧。
1．革命胜利的根本指导原则
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指出：“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原则是经过了20年的革命实践才找到的。”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曾发生过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个错误的发生，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搬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来直接论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是有一定联系的。特别是30年代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照搬照抄，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损失，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对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与阐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过程中实现的。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备了理论雏形。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全党而言，在经历了1927年和1934年的两次失败后，开始普遍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的态度，无论思想理论上还是战争实践中，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民族解放之路联系起来。他认为，唯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走向解放之路。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反复阐述发挥了这一思想，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阐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确立，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西柏坡精神之所以成长为一种时代精神，其最深厚的时代底蕴，正存在于党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之中，它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反思，从而使实事求是这一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指导原则在各方面工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在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精神，西柏坡精神又是一种超越。这种精神的最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中国革命胜利转折的历史关头，及时而准确地抓住并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性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方向。这种以指导思想呈现出来的求实创新精神，之所以具有其它任何历史时期所不曾有的对人们思想、观念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因为它已不仅是一种思想原则，而是已经转化为我们党创建新中国的蓝图和方针政策，并广泛作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激发了全党空前的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带来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和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
2．一个特别崇高的任务
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创建人民自己的国家？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卷人世界发展大潮之后，一直就是先进的中国人苦心思索和艰难探索的主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又是一个特别崇高的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同一般资本主义有着千差万别，远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联系。其天生的软弱性，使他们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在于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个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第二个标题则响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中国”的概念，非同凡响之处是一个“新”字。其一，它是新时代的产物，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二，这种共和国虽然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建立的，但它植根于中国的大地上，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治学说，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演进元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只能基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和原则。具体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爆发的革命及革命胜利后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解决办法。毛泽东从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高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他明确了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奋斗目标的具体含义：“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同时又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要使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这既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又取决于历史主体对这个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这个规律的革命首创精神，没有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能动的首创精神和长期的实践奋斗，任何宏伟的蓝图都是无法实现的。
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现象到本质、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这一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发挥的过程，它是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完成全国革命胜利的崇高历史使命；党从4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极其艰苦的努力，这个由理论到实践的奋斗过程，为西柏坡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精神的迸发，创造了基本的历史条件。
第一，使党的理论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特别是要让党的干部掌握。从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占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党的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的召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毛泽东对延安整风的作用，曾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战胜目前的困难，迎接未来的光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第二，以理论为依据，制定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理论通过政策的实施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西柏坡时期，党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土地改革政策、城市政策、经济政策、干部政策等等，要求全党加强纪律性、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从而把党的全部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以发挥革命理论对实践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第三，用理论的旗帜，激发全党自觉的能动的革命首创精神。党从唯物史观出发，坚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要求全党坚定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人民群众从党的历史中也逐渐认识到，什么时候党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革命就受挫折，甚至失败。正是在这种切身体验中，党的思想路线渐人人心，构成党的全部社会活动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随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更加自觉地把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贯彻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之中。这种以求实创新为特征的革命精神，便形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从而呈现为一种时代精神。西柏坡求实创新精神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必然。
3．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党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其重要而辉煌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历史性大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已经确定无疑。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柏坡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它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在胜利转变的历史关头，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作出了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无疑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但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可能一蹴而就。早在1948年8月，毛泽东在准备九月中央会议时，即已开始考虑关于建立新中国的理论问题。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开始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并指出，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性质的分析还要考虑。1949年1月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的方针，这次会议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进一步准备。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国的国情首次进行了全视野、全方位的分析阐述。从生产力状况看，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第二，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同古代生产力没有多大区别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同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状况看，则存在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1）现代性工业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原先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现在已经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2）现代性工业中，第二位的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3）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而又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是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除了这三种基本的经济成份，还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这样两种经济成分。“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应当指出，建国前夕党做出了两个重大决定：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到1949年国营经济已经拥有了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3％，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现代运输事业。另一个是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方针。这两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现代产业最主要部分的社会属性，从整体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西柏坡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远见卓识的精神。它不仅使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包括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也包括一些长期抱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幻想的人们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而且为新中国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二、历史性的伟大创造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在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的途中，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这样说过：“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厂中国共产党人为“进城赶考”，进行了28年浴血奋斗，牺牲了2000万烈士。毛泽东为“进城赶考”，已经准备了一张答卷，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突破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上只有两种类型国家的传统论断，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新学说，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性的伟大创造。
1．坚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方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大踏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建国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我们党的面前。
按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模式，革命成功后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再由共产党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争取在革命形势到来之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党的历史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显然包含了对这种模式的机械搬运。然而，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并成为广大农民的组织者、教育者和引导者；二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掌握了人民武装这一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使这支武装力量置于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之下；三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已经通过统一战线联合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并且通过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四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已经有了拥有众多优秀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核心。正是由以上诸种原因所决定，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追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然而，中国社会这一根本发展方向，要为革命队伍中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反对资产阶级力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的企图，又要克服农民小生产者力图把中国纳入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成为党在开国过程中遇到的两大艰巨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往往会产生一种政治幻想，要以国际资本主义为模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多党议会制。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共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更加激烈，代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提出走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即资产阶级中间路线。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第三条道路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党的正确政策，加速了第三条道路破产的过程。在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后，党中央一方面领导人民在许多大中城市开展对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和批评；一方面制定了适时而具体的各项政策，教育和争取中间阶层的广大群众，促使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党派迅速向两极分化，少数党派如青年党、社会党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走向灭亡，大多数党派则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转而寄希望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表示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的最后彻底破产。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并有悠久的农民平均主义的传统，农民一方面作为劳动者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劳动者或小私有者，本能地倾向于平均主义。1947年9月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一度发生的扩大地主富农面、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排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乱打乱杀等问题，集中反映了这种倾向。1948年4月，党中央从陕北来到晋绥，重点调查蔡家崖行政村土改情况后，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种倾向都会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来，或得到党内一些人的支持。在党内，前者往往表现为一种“右”的政策，后者经常表现为“左”的政策，它们都会对党的建国事业造成重大破坏。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主题报告明确规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的第一个“转变”，是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后一个“转变”则明确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方向。
怎样坚持这一根本方向和目标呢？毛泽东的回答是：
第一，新中国建国后还要利用和发展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但不能长期和始终依靠这种资本主义来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力。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分为两个部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处于夹缝中生长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终究不能弥补其先天的不足，直至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的近10年间，民族资本已濒临破产倒闭的境地。实力较强的官僚资本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国营经济只要在数量上有一定的规模，从而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命脉，占居主导地位，那它就能规定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加之对已被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自己来管理企业，这就堵住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可能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从封建生产关系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仍是落后的生产力，没有国家的支援是很难走向现代农业的〕那么，能否让农村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呢？这不仅是一条极其漫长和痛苦的道路，而且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力的基础，它既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中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也不能等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未定稿上，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经济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事实上，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恰恰不是等生产力发展之后再搞社会主义，而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井进的过程。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的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的思想，即“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与“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必须“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却不能不经过必需的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性抉择，照亮了历史转变中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2．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制度
关于新中国的国体。1945年底毛泽东一度考虑重新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时“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但这个提法的明显缺陷是不能反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西柏坡“九月会议”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1949年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宣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谈话，强调胜利后的新政权，“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这一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同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得到了系统的理论发挥。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城赶考”所准备的一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考卷，是新中国的建国总纲。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个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任务，是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党的纲领很快付诸实施，并构成了后来共同纲领中有关政权部分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已经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民民主的宣言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开始转变成了现实。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人民共和国，意味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集团组成的中国人民，开始以民主的国体与政体来管理国家了。”这是一种既同封建专制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制度，又同康有为、梁启超追求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要建立的中华民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蒋介石统治下沦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国家制度。
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按照“人民”与“敌人”这两个基本范畴去规范和分析社会政治集团的方法，依照他们各自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由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解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依据这两部分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政治表现，把前者归人敌人之列，把后者归人人民内部，这样就把国家政权的专政面大为缩小，民主面则大为扩展。这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精彩表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毛泽东的这份“进京赶考”答卷之所以经受得住长期实践检验的深刻原因。
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之一。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这一统一战线达到了空前广阔的规模，并已集合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随着党的人民民主阵线的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已集合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以及台湾自治同盟等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西柏坡时期，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由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促进和多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中绝大多数人，迅速脱离了第三条道路的影响，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间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建国的道路，从而演变为拥护人民民主主义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并以新政协即后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革命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正是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的结晶。由于新中国政体已经确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着重强调的是如何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乙他说：’’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但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向周恩来交代，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7位正副主席中，就有3名是民主人士；在56名政府委员中，有25名民主人士；在人民军事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有1名非共产党人士；在政务院5位正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2名；在21位委员中有11名是民主人士；在政务院下属的30个部、委、署的93位正副部长级干部中也有4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的基本阵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政党制度。二方面，它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欧美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即不搞各主要政党或政党联盟的“轮流坐庄”。在这种政党制度下，各参政党并无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这种政党制度中，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在全国范围内，这种领导已不仅限于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它还包括了组织领导；这是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的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把国号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在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的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肝胆相照，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形成了西柏坡精神的又一鲜明特征。这种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宝贵的民主传统。
4.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中共中央试探，表示愿意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党中央开始从建立新中国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1月召开的西柏坡政治局会议，开始制定党的外交政策，并在会后制定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又明确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继续存在；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薄弱，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4月3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中，第一次公开点明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著名的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倒”政策。这一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环境的精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点是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捍卫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政策打破了美国孤立、遏制新中国的企图，在经济上争取了当时可能的外援（主要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促进了新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增强了新中国的经济力量，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并且在世界上树立起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迈开了新中国的步伐。
三、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其间经过了28年的革命战争，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极其丰富，任何中外反动势力都奈何我们不得。这一点，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以后，如何建设好新国家，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一是全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由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二是由战争转移到建设。城市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从夺取政权变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毛泽东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在全国，在“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的一切地方，“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里进行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党在实践中面临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革命战争行将谢幕、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历史已经无情地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新起点上。
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整个西方世界和反动营垒中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失落之余，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纷纷断定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人民还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美国的文奇逊当年断言：“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偌，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对此针锋相对地批驳道：“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么？”毛泽东认为，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失业问题，一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预言：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只需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问题。党在西柏坡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丑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党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未知领域，还有许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还有3亿人口的广大地区需要进行土地改革，以推翻整个地主阶级。这件事，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反动势力反对我们。台湾、西藏和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地主阶级反对我们。在城市，工商业萧条，不少私营工商业减产甚至停工倒闭，失业人口激增，造成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紧张，失业者也不满意我们。要彻底解决民生问题，根本之路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检验伟大历史转变过程中党的干部是否是一个清醒的、完全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早在毛泽东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的途中，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就这样对广大干部说：“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报告的第六点提出：在全党要提倡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这个任务必须解决。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第二、第三野战军，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它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这个电报编人《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要求全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2．紧紧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
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就已提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论点。1944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这样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解放战争后，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力发展生产力，其根本内容和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的地位上去”，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并不只是要使生产力恢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也不是只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低水平的发展，而是要解放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也就是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任务，努力建成一个“工业化的中国”，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任粥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发言也讲道，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尽管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分析与党的工作中心的规定还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从实际上看，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上改后的农村，党始终坚持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的中心任务的规定，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1948年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插话中曾提到，对资本主义，“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革命胜利后还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计民生”来决定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自然经济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却数量很少的国家里，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不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必定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定会显露出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和惟利是图的剥削阶级本性。如何解决这一复杂矛盾？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后来，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毛泽东是站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争取社会主义光明前途这一历史高度；来阐发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3．人民是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没有按一般常规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而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突出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到底什么是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这样讲过：“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就是“全国各阶级各民族都要有人权政权财权，都要有说话的机会。”1949年2月，三大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预言，“一小撮死硬派没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了近代以来为人民民主而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在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
在理论上，到1949年为止，党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最高成就，就是系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化方案。一百多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在追求政治民主化时，受唯心史观、英雄史观支配，或寄希望于开明君主，或寄希望于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辛亥革命建立的基本上是模仿西方代议制度的共和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党成立后，从改变旧中国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人手，对人民民主的不断探索的过程，也就是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方案的过程。其基本点就在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最有效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力量来组织和实施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的伟大事业才可能拥有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比较充分的条件。
在实践上，党在民主革命中，通过制定和贯彻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启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确立了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找到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深厚的社会力量。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党进行了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启蒙教育，努力使人民的共和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了解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地方的民主建设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采取由地方军管会和政府邀集各界代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形式来实施民主。以后，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较好的过渡形式。中央还决定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对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由工人选举与企业行政人员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参加工厂的民主管理。这一措施使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广大私营企业，中央要求资本家按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要求发展生产，明确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既是在农村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确立农民在农村的主人翁地位的重大措施。废除束缚个性解放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等等。这一切充分表明，新中国在确立人民民主地位的方向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井激发了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空前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涣散的黑暗的旧中国迅速走向团结统一和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扬，从而转化成为振兴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与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空前伟大的推动力量。
4．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
早在抗日战争还处于鏖战之时，毛泽东就明确宣告，不但要把中国“变为一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还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当中国革命伴随着隆隆炮声迎来了一个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一个具有伟大的思想文化的时代，却不会随着革命的胜利即刻到来。当新中国建立之时，如何以科学的现代化的文化掌握人民，振奋民族精神，创造新文化，必然成为党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了。
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即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了迎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提高全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水平，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1949年建国前夕，即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作为第一步学习内容，接着掀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农民身上的传统文化习俗的改造，还不是那么强烈和迫切；那么，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则及时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历史性课题。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要奠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仅是一个方面，还必须同旧社会遗留下来彻形形色色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党坚持反对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和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无耻的中国人提倡的奴化思想的文化，反对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半封建文化，包括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和旧思想的复古文化。同时，主张吸收大量的外国进步文化，包括外国古代文化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吸收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吸收其中民主精神的精华。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八大前后，随着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党的理论和主张，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渗人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这无疑为构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
历史证明，新社会的新文化新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只能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构造，只能从已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检验了的毛泽东思想出发来建构。我们党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处于极其复杂的状态下，能够自如地驾驭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流向，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文化，同时又能辩证地继承和吸收中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20世纪中叶以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开辟了光辉的前景。正如1949年9月毛泽东批驳美国艾奇逊之流的著名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宣告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伺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柏坡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个伟大的新起点。
四、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
马克思在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这当然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列宁也曾对东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做过这样的预见：“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元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问题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做出自己的创造。
“千里来龙，结于此穴。”我们对于西柏坡精神实质与精髓的历史考察，不仅是为了把握这一精神的来龙去脉并把这一精神升华到时代精神的高度。更重要的，还要探究这种精神怎样在新的万里长征中，在不断回答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生机与活力，保持其长盛不衰、万古常新的品格，从历史的大视野看问题，应当说，西柏坡精神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两条有中国特色的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折处形成的，它既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思想结晶，同时又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所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思想胚胎和“基因”。正是由于这两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属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范畴，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基因”所决定的，造成新民主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血脉相连的关系。尽管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但它却不能掩盖西柏坡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思想光芒，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这一精神显示出了更大的光彩。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的宝贵思想精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从本来的意义上讲，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就其全部理论的精髓和核心而言，追根溯源，却可以从西柏坡精神中找到基本的思想胚芽。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西柏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说来，比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的党进城后中心的任务是生产建设，尽管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样高，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提出来的，但其思想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今天我们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个“一贯”的起点应当说也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全党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最初的概括。关于改革，虽然没有今天所讲的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思想，但从广义上讲，当时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进行了各种社会变革。七届二中全会还明确表示，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说：“生意总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开放意识。
当然，由于社会实践是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所以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变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那样，不可能“纯粹”、“笔直”地表现自己，而要通过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在曲折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始终是我们党达到成功彼岸的灵魂。从思想认识路线来看，革命和建设两条成功之路是一脉相承的。
2.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坎坷，饱受风霜，在艰辛的探索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的胜利的道路，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西柏坡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处于这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交汇处和衔接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同一轨道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又把毛泽东思想向前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它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般性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带有突破性、创造性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要从解放思想中去贯彻实事求是，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就达到了创新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泽东而成于邓小平。西柏坡的求实创新精神起到了伟大变革的先导作用，它将永远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进入新境界、新天地。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华民族终于做出了最佳的成功的选择。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西柏坡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必将显示出更大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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