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伟大精神的产生，往往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其时代底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8年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全部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全国的统治，使中国由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西柏坡精神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实践铸造中形成的：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奋斗牺牲，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转变关头，是否敢于不失时机的发起战略决战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是否能够避免历史上胜利者骄傲的错误,以及怎样按照历史前进的方向能动地把这个革命转变到崭新的阶段上去
, 构成了这一精神形成的丰富而又确定的历史内涵。
我们把西柏坡精神界定为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是因为这种精神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时期，它回答了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如何适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应当说，西柏坡精神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既有历史的普遍的根据，又有其现实的特殊的条件。深入探讨是什么条件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伪峰巅上形成了具有如此神奇魅力的伟大精神，发掘这种精神之所以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历史的现实的因素，是研究西柏坡精神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历史行进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到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国共两党伪对峙和斗争决定着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如何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敢不敢于争取这个胜利？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这些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被实际地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从而形成了西柏坡精神产生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1．国尺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从此走上和平与民主建设的道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都要求实行民主，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冲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提出了和平民主的奋斗纲领。蒋介石慑于这一民心，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把戏，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谈判，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通过这次谈判，我们党不仅保卫了8年抗战取得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极为有利的地位，揭穿了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既要内战、又要嫁祸于人的阴谋，教有了全国人民，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一再背信弃义，在撕毁协议、不断向解放区进攻之后，捍然发动了全面进攻，内战爆发。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制止和应付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准备，使蒋介石妄图、在三至六个月消灭我军的野心，一开始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毛泽东即坚定地指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7月，毛泽东在其起卑的一份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再次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胁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8月，针对党内外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存在的种种疑虑，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俗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了我们党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了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迟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胜利的信心。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且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蛮横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言，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与现在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正调集193个旅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80％）大举进攻我解放区，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当日下午即下令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延安。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三年以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把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人民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
2．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1947年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6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奇迹。不要说我们的敌人感到震惊，就连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想到。可对毛泽东来说，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月，人民解放军7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平幸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6月30日强度黄河，尔后越过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与此同时，陕北我军攻打榆林，调动敌人北上，山东我军展开胶东攻势作战，将敌人引向海边，实行两翼牵制。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陈庚、谢富治集团，在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后，挺进豫西、陕南和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后，先在鲁西南尔后挺进豫皖苏，实行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歼灭了大量敌人，创建了中原解放区。处于内线作战的部队也先后发动了攻势作战。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并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即：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废除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国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这一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要求，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团结自救；1946年11月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开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194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预言的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迅速地到来了。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社论《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9月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了举行全国性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基本方针，强调在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两个关键：一是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二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高潮的形势下，为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党中央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说明了在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思想、组织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3．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春，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前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与先“赴这里的中央工委汇合。5月27日，毛泽东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辉煌的西柏坡时期开始了。
当时，全国战局已呈现出这样的局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敌人在总兵力数量上仍稍占优势，而其它各方面我军却都占有绝对优势。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领导的中央军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地把我军发动的1948年大规模秋季攻势发展成为就地歼灭敌人重兵团的震惊中外的伟大战略决战，适时地组织并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党中央、中央军委首先巧妙地把决战的首战方向选在东北战场。因为东北战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100万人；而敌人只有55万人，又被分割包围在以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的3个孤立地区内。在东北战场取得胜利，可以使我军获得巩固的战略后方，进而推动全国战局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毛泽东针对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采取了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克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将东北敌军就地全歼的战法。淮海战役，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击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以总兵力60万人，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55万5千人。平津战役，鉴于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决走迅速完成打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切割包围，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使敌不能决策南逃西窜，达到稳定敌人的目的，然后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仅用4个多月时间，歼灭敌人154万人，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948年12月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渡江作战和向全国进军的部署。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就要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
二、伟大的历史性转查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胜利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使中国革命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迅速到来了。西柏坡精神正是在这样的伟大历史转变关头形成的。战争将向和平转变，革命将向建设转变，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向城市转变，落后的农业国将开始向先进的现代化的工业国转变。这种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中国国情特别是在解决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变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是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创造精神、民主精神和整风精神等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表现，是处于伟大胜利转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宝贵精华。因此，具体地研究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的、时代的条件，就尤为必要。
1．中国革命处在历史性转变的关头
自从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一大也没有间断过，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曲折道路，终于迎来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曙光。早在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就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并预言：这个享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必须彻底摧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这是结束中国一百多年战乱历史、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最重要的基础。国民党蒋介石22年的反动统治，
搞得天怒人怨，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它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同中国人民的愿望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其政府和军对内部的黑暗、腐败和相互倾轧，抗战后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连帮助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代言人也不哀叹：国民党政府“这些失败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和单要”，“它的部从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样一个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下去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于彻底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其实质仍然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生死斗争、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事上继辽沈战役失败后，淮海、平津战役败局已定，外交上向美国求援被拒；开始施展和平阴谋，同财制定上至6个月完成编练200万新兵的扩军计划，妄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大力扶植国民党反动派以实现独占中国目标的美帝国主义，忽然也表示热心中国的“和平”来了。苏联显然也要求中国革命适应其对美国妥协的政治需要，“表示对国共和谈以期望”。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
对蒋介石反动本质有着最深刻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1945年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协会议上人民要求的国内和平最终被蒋介石所破坏的历史事实，深刻指出，如果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将“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党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号召，这一决策顺应了百年来中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由战争转变为和平的关键。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把革命胜利成功地转化成持久的政治胜利、使党成功地走向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条件之一。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时，就指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的纲领，它包括：1．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2．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推翻地主阶级。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十二月会议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的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27年蒋介石统治中国以后，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日趋合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买办主义。这一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及其以后，发展到顶点，垄断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毛泽东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它使得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成分，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截至1949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已经没收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达2858个，拥有工人75万人，使原来解放区发展起来的微薄的公营经济一下子壮大起来。
对旧中国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就已展开。1947年7月至9月，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原则上采取平分土地的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民群众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了纠正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些“左”的偏向，党中央、毛泽东集中全力研究土改和其它各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规寇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到1948年春，“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地改革取得了伟大成果。截止1949年6月，全解放·区有1亿农民分得了3．75亿亩土地。
全国范围内民主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几十年伟大革命斗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49年3月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还强调，城乡工作必须密切配合，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要学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并使其它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从而开始了由革命到建设、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的历史新时期。
2．政策和策略已成为争取全国胜利的关键
当大批地解放和接管城市已成为全党的中必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及时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方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土地改革政策。1947年12月中央工委发出《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和1948年5月党中央作出《关于1933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之后，基本上澄清和纠正了在划分阶级、定成分问题上的各种混乱现象，纠正了对待地主富农的过“左”政策。毛泽东在1948年1月发表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间题》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党规定了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应采取的不同策略方针。1948年2月党中央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中，进一步把新区的土地改革规定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级，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土地在内”。在《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依据土地改革彻底与否的实际情况，把老区半老区划分为土改较为彻底、上改尚不彻底和土改很不彻底三种不同的地区，并提出不同的工作方针。正确的上改政策和策略，使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时期，约有260万翻身农民参加了解放军。此外，翻身农民还积极支援前线自动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保证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在辽沈战役中，有1.38万副担架、3.67万辆大车、9．6万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中。200多万民工执行各种战勤任务。平津战役中，15万东北民工随军行动30多万华北民兵和民工直接为前线服务。翻身农民的支援，为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反动本质的日益暴露，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逐渐抛弃了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依附于中国共产党，右翼依附于蒋介石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我们党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因此，党中央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1948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应当预防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贷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挤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邓小平当财也指出：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因8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党的上改总路线、总政策的贯彻，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使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中农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使统一战线有了最为可靠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程度和规模空前巩固与广泛，这与党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分下开的。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翎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巨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中周的民主党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党一方面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积极争取他们和各界人士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鼓励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另上方面，又对他们的消极方面进行适当的斗争，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之在斗争中逐步觉悟到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历史条件下，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党对包括教员、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工作者等在内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保护政策，给他们以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进步，伺结他们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和新式整军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基层组织有很大发展，从1945年到1947年，党员人数由120万发展到270万。党的队伍的迅速扩大，壮大了党的力量，但也给党带来了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他们把持了一些地方的党、政、农会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一些党员干部阶级立场动摇，或以权谋私，窃取上改斗争果实；还有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引起群众不满。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解放区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活动。经过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党内团结，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在全党进行上改整党同时，人民解放军也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式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增强了全军的革命意志和政治热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土改、城市、工商、整党、统7战线等一系列政策策略已经正确制定的情况下，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就成为具有头等意义的事情。1948年，中共中央西柏坡“九月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元不胜。”会议提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形式过渡到正规作战形式，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中央还决定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等。所有这一切，力争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历史性的新考验
当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在握、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已经到来的时候，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鉴于党就要从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由残酷的战争环境转到稳定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党敲起警钟，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历史性转变中，必须预防“因为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对于党内可能出现腐化堕落现象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险性，毛泽东早就有完全清醒的估计。延安时期，党内曾印发过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就此多次全党不要重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胜利时骄做的错误。他认为党内腐化的危险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的侵袭、腐蚀和破坏。七届二中全会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延安以来形成的全党统一的优良作风，为之增添了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防止腐化变质，怎样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当完整而光辉的奋斗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正反经验，拥有”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适合中国国槽的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的领袖群体，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客观历史条件有着相当清醒、深刻、全面的认识。这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变时期之所以形成西柏坡·精神的深刻的主观条件。。这种精神一旦产生，它在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价值及其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能动作用，都是极其巨大的！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准备。
三、建设人民的新中国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庄严宣告：“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霖以求的建立一个人民的新中国的理想，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走伺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要求，就要变为现实了。
1．把筹建新中国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根据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开始着手思考并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已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30日经他审阅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年，在中共中央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明确了新中国政权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问题“，创造了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完全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并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居于领导地位的性质，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光明前景。10月10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强调，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固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周恩来同志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作了重
要的组织准备。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基础。194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中，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建新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建设新中国，也要实行统一战线，那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
1948年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从而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到1949年春，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元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同志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共商建国大计，要求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代表，由新政协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央1948年“五一”口号中第五项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134人组成。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两个决议。会议结束后，为了进一步阐明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前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这一切，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全面铺开了。
2． 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建立新中国准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而它的起草准备工作则早在1948年8、9月份在西柏坡时期就开始了。中央的“五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一个规模巨大的、催动新中国诞生的新政协运动在全国兴起。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和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原城工部所管的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统战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为筹备新政协和拟定共同纲领，做了大量工作。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原称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明显带有宣言性质，第二次起草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根据新的形势需要重新起草，开始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后考虑到“新政治协商会议”已正式走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而共同纲领的名称最后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从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共经过七次讨论，于1949年9月17日为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首都所在地北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序言、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七章。它是全中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纲领。它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卜导的政权；目标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广泛的民主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表明：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已被集中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的建设篮图。
3．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百年来受尽苦难和屈辱的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成立，在世界面前树立了一个可供历史评判南界碑。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建国前夕华北大地上西柏坡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取得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极其辉煌的胜利，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做了最清醒、最充分的准备，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这里，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锻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时代精神，这就是西柏坡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彻底摧毁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热情和献身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所以才有1949年到1956年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更加辉煌的胜利年代。在这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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