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中国三十年弘扬西柏坡精神的历史经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三十年间弘扬西柏坡精神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中，西柏坡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一方面发扬西柏坡精神，继续探索适合国情的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另一方面有时也背离西柏坡精神，脱离国情，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搞“大跃进”、“公社化”等“左”的一套。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西柏坡精神被扭曲和被破坏了。总结这三十年间弘扬西柏坡精神的经验和教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西柏坡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建国初期西柏坡精神的发扬光大
    1．发扬西柏坡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论证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和建设应持的方针政策，其要点之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国情问题。在报告的第六部分，毛泽东指出：在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之比是九比一，“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虽然前途是社会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现代经济基础，而只能在一个几乎全部使用原始的工具、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来说，无疑，中国具有特殊性。
    第二，农业经济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既不要忽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是“分散的个体的”这一实际，又要适时地、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方法是通过“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等形式来实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认识问题、不采取这样的途径引导其发展，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2]。
    第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城乡民族资本主义是“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的”，但是不能任其泛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如果不加限制或者限制得太大太死，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特殊的问题，采取的是一项独特的政策。
    以上三个问题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迈步的大问题。西柏坡精神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推进了这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着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能不能立即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如果按照苏联的模式，那就只能等机械化之后，再搞合作化。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耕地少，时有灾荒，经营方法落后，小农经济劳动生产率低，积累有限的特点，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农业机器“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的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4]。不先搞合作化，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要想从小农经济作文章，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是不可能的。因此，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并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即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实现这条道路，党中央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实行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的阶级路线，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其中参加高级社的为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合作化道路。但手工业与个体农业不同，绝大部分是商品生产，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对它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根据手工业的特点，从供销入手，首先组织手工业供销小组，进而发展为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最后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最早提出一种设想，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办法，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进行这种和平赎买的政策和方案的轮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和平赎买的设想没有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用赎买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之后，对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要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就必须使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得到保护和发展。而在现代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人物，在民主革命中又曾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过，并且在建国后愿意同党继续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和俄国资产阶级不同。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民族资本的这种特点，中共中央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就是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改造，就是逐步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提出利用、限制、改造的完整方针，这是马克思、列宁不曾提出的，是对马列主义和平赎买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还创造了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从低级到高级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加工定货，包括加工、定货、统购、包销、收购，是工业方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委托经销代销，是商业方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这些初级形式，是国家与私人工商业的外部联系与合作，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发展了列宁关于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实行国家“统计与监督”的思想。通过这些经济上的联系，不仅实现了国家“统计与监督”，而且加进了社会主义成份，而不单单是行政上的管理和计划了。
    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公方代表领导下，公私双方共同负责经营管理，生产和销售均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表现为定息（年息五厘），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生产资料使用权分离，生产经营按社会主义要求进行。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即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教育的方法，以改造人为目的，把对企业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做不仅团结了资本家的多数，消弱了反抗，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而且创造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最好方式。
    1956年底，中国私营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和私营商业的百分之八十二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表明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马克思关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得到完全实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一种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独特方式走向消灭，而他们个人则获得了新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创举，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过了二十五年，邓小平评价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5]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成功的”，“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的方式”，我们理解，这是邓小平对建国后贯彻和发扬西柏坡精神，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给予的充分肯定。
    2．发扬西柏坡精神与执政党的首次考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一个代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执政党。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革命本色，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在从落后的农村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防腐反贪是比战争更严峻更复杂的一种考验，可能由于经受不住权力和物质享受的考验，而不能摆脱“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完全可以避免重蹈农民起义军的覆辙，“跳出”这种周期率。但少数党员经不住权力和物质享受的引诱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胜利和执政的情况下，“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个别党员甚至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而蜕化变质。[6]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状况如何关系着革命能否成功；那么，当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共产党状况如何，就直接关系到党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加强执政党建设，克服各种不良倾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对此保持清醒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围绕着执政党建设这个新课题发扬西柏坡时期提出的那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经受住了胜利和执政的考验。
    建国后的整党、整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纪律的情况。1950年5月，针对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内部滋长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问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用半年多的时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建国初期的这次大规模整党整风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相比较，在时代背景上、内容上和目的意义上有显著的区别：四十年前那次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开展的；整风的内容是整顿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通过整风形成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51年这次整风运动与延安整风相距十年。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是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此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新中国。其内容是在全党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通过这次整党，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本色，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显然1951年整风与延安整风的目的意义因时代的前进而截然不同。两相比较，可以看出，1951年的整党整风运动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规定的方针是相符的，与西柏坡精神关于坚持两个“务必”的号召是相一致的。1951年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实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诺言，这正是全党在建国初期发扬西柏坡革命精神的一个伟大成果。
    贯彻防腐蚀方针，开展“三反”斗争。“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扬西柏坡精神，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又一成功实践。
1951年冬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7]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开展了“三反”斗争。
    通过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特别是严惩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特大贪污案，震惊全党全国，引以为戒。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情况下，继续地保持党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贯彻反腐蚀方针这一长期斗争的初战胜利。“三反”运动对于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把各级人民政府建设为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在总结这一段党史经验时说过：“‘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败、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8]
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整党整风运动主要从思想作风上，使西柏坡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而“三反”运动主要从行为上、实际措施上清除背离西柏坡精神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这就表明，一方面同自己队伍内丢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精神的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同资产阶级的腐蚀作斗争，这是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的一条主要历史经验。  
   （二） 五十年代中期发扬西柏坡精神的启示
    1．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光辉篇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发扬西柏坡精神，继续探索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不过，怎样开端、如何体现，则是依当时具体情况而定的。
    1956年三大改造相继完成，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成熟了。但是，就在同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波冲击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一年可谓“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接连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这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建国、治国方略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上：一方面提出以“苏联为鉴”，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子，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另一方面，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接受教训，认为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以苏为鉴，探索走自己的建设道路作为第一个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探索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取得了重大成果，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改革思想和政策。这些积极的东西充分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泽东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光辉著作和文件中。
    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有些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以创造精神和科学求是态度去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目的是以苏联为鉴戒，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更好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从仿效苏联模式转变到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进行新探索的一个良好开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二十年的艰辛探索。这期间，形成了不少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主要是：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
    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中共八大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提出了要正确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和相当长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又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而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提供了原则性的思想借鉴。
    关于经济建设方针。中共八大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探索的实践中先后提出了正确处理建设的规模与速度，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正确关系，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实践证明，这些理论观点，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经济体制。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点，即以公营经济、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济、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其后，毛泽东、刘少奇提出了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思想。1956年12月，毛泽东就这一问题同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讨论，提出这样的意见：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有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也曾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中共八大确定的国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即进一步考虑：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在国家领导下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这些考虑和设想，虽然后来长时期被搁置起来，但是的确应该看作是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可贵的思想。
    关于管理体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不赞成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指出不能像苏联那样统的过死，要改变过分集中的倾向，适当扩大中央和企业的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共八大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以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1958年开始执行《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性。这三项规定的执行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曲折，但改革方向是对的。
    关于政治体制。中共八大确定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也有别于苏联实行的一党制。
    关于发展文化科学事业。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之前的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党的建设。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加强执政党建设，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
    所有这些思想理论和基本政策，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取得和积累的积极成果。历史经验深刻地表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才能开辟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是西柏坡精神所昭示的。
    2．曲折探索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作为第二个方面，从阶级斗争上接受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内滋长了“左”的倾向。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的指示》，进而发展为反右派斗争。1957年10月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决议。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失当，未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扭转了方向，违背了初衷。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只要不发生象世界大战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们就应该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那样“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中共八大规定的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决不能动摇，必需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建设。
    此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日益严重，加上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意志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忽略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离开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追求高速度，急于过渡，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五十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严重失误，究其原因，其中主要一点是党内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这些思想作风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大相径庭。历史的教训促进我们进行思考，西柏坡精神一个本质、四个内涵是浑然一体的，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就不能虚心地学习、不能发扬民主，从而作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决策，导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生扭曲。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表明：深入了解国情，是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必备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对失误有所纠正，仍要旧病复发，甚至促成更大的危机。
    在1959年至1961年严重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又进入全面恢复发展时期，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多年努力，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后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力量，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外交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发展。但是，危机因素一直潜伏在党内，至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它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进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步入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误区，以致发生了动乱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灾难。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确确实实的中国国情。“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完全错误的。发扬西柏坡精神，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对此，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引以为戒。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0页。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2页。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2页。
[4]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82 页。
[5]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313~314页。
[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7]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3 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