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能够绵延流长，是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新的思想境界上给传统民族精神以催发和升华，使之熠熠闪烁时代的光芒，照耀着前进的路程。产生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的西柏坡精神，蕴涵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永葆其青春和活力。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运用和发挥，并不是给以简单的套用或延伸，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分析、批判地继承，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前人创造的文化，相反，是积极地吸取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民族精神首先来源于民族的文化，必须用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本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从人类所建树的一切之中去汲取养分。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以最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气魄继承、汲取、消化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铸造崭新的民族精神文化。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代表，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空前广泛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之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以发展和丰富，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以致西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中国化了、民族化了。这种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自近代以来，没有谁比毛泽东更通晓中国历史的精华、深谙中国的国情，他以非凡的创造智慧和务实能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甚至连田野村夫也喜闻乐见。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却只用中国语言“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加以高度概括而为人所理解和运用。这种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对于革命战争年代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中共党员、干部，乃至士兵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投入革命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民族精神在各个革命时期不断光大发扬，终成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柏坡精神，就是中国革命处在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新境界、新高度的产物。
（二） 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
1．对古代“实事求是”内涵的改造
我们说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是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就是说，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仍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大决策，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
“实事求是”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最精辟的表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这四个字出于何处？毛泽东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彻底的改造，赋予它全新的内涵呢？
“实事求是”原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学方法，《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指的是刘德研究和收集古文献采取尊重事实、务求其真的态度。原文中的“好古”就是注重“知古始”，意即寻找道理的头绪，以便进而探讨其“是”，求其真。我们理解全句话就是：治学就要对儒学字义给予充分考证，明了经义的真意，反对牵强附会、不甚了了的治学态度。
有现代学者研究，“实事求是”一词又源于老子的求道思想。中国哲学奠基人老子，在探索世间各种道理时，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概念---“沕望”。“沕”（音“密”）即深入探索之意，就是对事物内部本质进行深入的考察；“望”，即比较、搞明白的意思，就是对事物考察中的意象、现象进行比较，从中得出可信的道理。整个意思就是：从实际出发，运用积累的知识去分析考察实际问题，先探知事物的原本，理出求道的头绪，然后掌握其来龙去脉，获知一种道理。这种得道之法，应该说是合理的、正确的，历来为诚实的学者所褒奖。汉朝学者立为信条，并概括为“实事求是”一词。[1]由于它反映了一般的治学规律，成了至理名言，宋朝时，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大门上就书有“实事求是”四字。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与学友蔡和森、张昆第等研讨宋明理学，尤其对宋儒朱熹、程颢、张载、周敦颐等深感兴趣，认为宋代学术思想富有创造性。毛泽东还游览过朱熹的讲学遗址，到过“岳麓书院”。以后，已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毛泽东，在延安就把“实事求是”四个字书写在中央党校的影壁上。但是，这四个字的含义已经完全改变了古人使用它的范围。1941年，他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指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研究。“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2]陈云曾反复思考过“实事求是”的含义，悟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意义，这可以算是当时一种简明的解释。“实事求是”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式表达，在延安时期还是一件新鲜事，是一种创造，而且为人所接受。
汉人、宋人书写“实事求是”和毛泽东书写这四个字，二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古人提倡“实事求是”，不过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局限在文人研讨学问的领域，这学问也仅指经义之学。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古人讲“实事求是”精于繁琐的考证，从书本到书本。毛泽东哲学思想讲究“实事求是”，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即人类的认识来源于生产活动以及政治生活、阶级斗争、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是社会实践。因此，必须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原则指导下，从具体事实材料中，引出事物的客观规律，求得中国革命的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
“实事求是”的全部含义就在这里，这是对古人原意的一种彻底改造。毛泽东青年时代就精晓中国古典哲学，但通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他能够做到学古而不泥于古，消化汲收，为已所用。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象“实事求是”这样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一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来源，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就有一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来源。西柏坡精神蕴涵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次生动体现。
1． 对古代知行说的科学总结
进入西柏坡时期，革命历史发生转折。我们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知道，毛泽东在当时提醒一些“糊涂同志”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些问题的产生就与哲学上的知行问题有关。毛泽东在知行问题上对中国古代有关种种观点在《实践论》一书中曾做过科学的总结，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
知行问题，自古就有多种看法，形成不同观点。如宋朝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明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等等，这些命题和观点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1939年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这篇著作中，从字面上看，并没有大量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或记录，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批判地继承古代知行说的体会。如《实践论》批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观点，这句话原型是老子语：“不出户，知天下”。老子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把认识完全看成是一种主观自生的东西，甚至说“圣人不行而知”。毛泽东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4]。毛泽东强调只有通过亲自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才能得到真知。他在批判唯心主义认识论时引用了《后汉书·班超传》里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书不是哲学著作，但毛泽东却赋予它哲学的意义，他说：“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5]这里对古代文化的借用，仍然意在批判唯心论的知行观。
《实践论》通过系统地对古今中外认识论的剖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6]毛泽东在这里把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予了中国式的科学总结。
2． 以“相反相成”表述辨证唯物论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熟读过“易经”、“道德经”等这些体现中国古代朴素辨证法思想的著作。老子的《道德经》有丰富的辨证思想，他列举出许多对立的矛盾范畴，它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如高下、前后、远近、正反、福祸、生死、兴废、进退、是非、有无、攻守等等，莫不是相反相成，而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强调了万事万物之间永恒相互转化着、发展着。
《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完成的哲学专著，在阐述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时，举出了《汉书·艺文志》关于“相反相成”一语。《汉书》原文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这里从诸子十家“各引一端”的言论中，指出既对立又有同一性的现象。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辨证法的，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7]毛泽东在这里，对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原本精通中国古代富有辨证因素的思想材料，在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能动地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使两者浑然一体，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民族化；一方面是中国朴素的传统辩证法得到升华，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无一不体现了辨证思想的光辉，特别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又发展又限制的策略原则，把“相反相成”的哲学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用得十分科学、准确，因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很快取得了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柏坡精神所体现出的崇高道德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对过去一切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都植根于民族的传统道德之中。
中国的传统道德具有两重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换言之，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给予分析批判，加以鉴别，做到继承、发扬、汲取其有益的部分，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充分体现了道德传统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西柏坡精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再次展现了它们的历史价值，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1．继承忧国爱民的爱国精神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帮，尤重个人和群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人应该对社会尽自己的职责义务，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8]；孟子说：“生吾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9]。这些说教都表达了一种看重精神价值的思想取向。凡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国家，“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0]。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情操，一直为历代志士仁人所推崇恪守。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国运衰微之际，“哀民生之多艰”，“恐皇舆之败绩”，自己虽已被贬黜流放，但仍然心忧国民。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达了以天下忧乐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数百年来传为佳话。元朝初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篇，激励着有志报国者为民、为国而捐躯献身。历史进入近现代，爱国斗争更加激烈，鉴湖女侠秋瑾誓言：“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11]，表现了何等伟大的社会责任感！历数中国爱国志士千千万，令人深感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图强自立的精神支柱，这种宝贵精神经代代传承，深深扎根于华夏民族的沃土之中。
立志许身报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而且给予光大弘扬，赋予它新时代的意义。革命进入西柏坡时期，在人民即将获得对敌全胜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数代爱国先辈的遗愿和未竟事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爱国思想感情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其精神得到更充分的光大弘扬。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由于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从而使中华民族爱国传统得到最光辉的体现。
2． 继承谦敬、勤俭的美德
“满招损，谦受益”[12]，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古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易·谦》说：“谦，亨。君子有终”，就是说：谦虚以待人，终有好的结果，必致亨通。反之，“骄淫矜绔，将由恶终”[13]。一个人“志自满，九族乃离”[14]，骄傲自满会导致众叛亲离的。为了个人的事业，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就要提倡“克骄防矜”的美德，这是十分必要的。儒家强调“不自是”、“不居功”、“自省反省”，是经世治国之谈，自古认为是君子应具备的道德思想。
艰苦创业、质朴勤俭是一种关系国家兴亡的道德品性。唐朝李商隐曾深刻地说：“历阅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5]。就是说，历代王朝的衰亡，都与上自皇帝、下至群僚的骄奢淫逸、享乐无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古人以史为鉴，大力提倡崇俭反奢，鼓励人们以质朴俭约的道德陶冶自己的精神情操。象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父子“以俭率民”的故事，东晋广州刺史陶侃搬砖、力尚节用的故事等等，都被视为中华民族勤俭美德的典范。那些只知道奢侈享乐之徒怎么会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呢？！《列子·汤问篇》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已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象征，充分反映了那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进不息的创业精神。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内容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革命优良传统。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既要心怀远志、永不自满，又要不畏艰难、奋发战斗，两者是统一的。从实践上看，它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奋发上进的自觉行为；从观念形态看，它又是实现党的崇高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是高尚的道德文化。
优良的道德品质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当政者的身教作用尤为重要。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6]因此，“正人先正己”已经成为古代一种道德品质，如果在位者，光说不做，就是可耻的品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首先是对党的、对领导干部的，毛泽东说：“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要求施政者带头做起，就是“正人先正己”的意思。这一做法是高尚的，也是继承古代优良道德之风的体现。
（四） 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兵书战策的精华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兵法。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们，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灵活运用古今中外的兵法战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是集大成者，他的军事思想冠绝古今，其独特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喜爱古典军事小说，如《三国演义》等，研读过《孙子兵法》之类军事专著。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都曾出色地运用那些军事知识，与具体战争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游击战的原则、战略战术。到延安后，他连续撰写了数篇军事专著，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在这些著作中，都引证了古代兵法要言，如孙子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列举了许多古代名战，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毛泽东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提取其精华，实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西柏坡时期，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三大战役，以及解决其后百万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也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兵法战策的继承和发扬。如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为了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加速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八十万人民解放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从东北入关，会同华北部队完成了对傅作义兵团的包围，开始了平津战役。这种发扬勇敢作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正如《孙子兵法·势篇》所云：行兵如“鸷鸟之疾”，象凶猛的飞鸟，以闪电般速度去搏击猎物。其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就是说，用兵的态度象张满的弓，其节奏快如扣引弩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天津、北京、绥远三种方式，也可隐约看出《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影子。《兵法》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城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所谓三种方式就包含不用交战而屈服敌军、不靠硬攻而夺敌之城的古代兵家谋攻之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们，学兵法、用兵法已经达到“得意忘言”的境地，在不同时期不同作战环境中，能够熟练掌握古代兵法战策的精华，而运用自如。中国古代兵书约略估计有二千种以上，现今尚存者约三、四百种（据《中国兵学现存书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古典来源何止《孙子兵法》一书，因此内容十分丰富精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内容之一，它首先是一种革命精神，其次，它又生动体现在对敌的战略战术之中。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它来源于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武德，如《国语·周语》说：“夫战，尽敌为上”，就是不畏强暴，彻底地消灭仇敌以匡扶正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作为一种具体的军事行为，它源于批判地继承古代诸家兵法。这两个方面，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就离不开对中国历代兵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并且有所创新，中国共产党也所以才能指挥导演了象三大战役那样威武雄壮的历史转折之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是批判、继承、改造、创新的关系，其成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历史、科学、教育等各方面，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意境深邃。因而，西柏坡精神是需要进行长期潜心研究方能不断地深化而得其真谛。“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个大题目，这里只作略述，不成规模，仅可从中概见一斑。
（五）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华
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处在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的同时，也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华。在毛泽东一生的文字著作中，诗词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善于采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运用古典文化遗产，或顺其义，或反其义，画龙点睛，艺术地表现出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所特有的伟大革命思想和豪情壮志。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诗词突出地体现了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西柏坡精神。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全国革命胜利在即。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派遣来访的邵力子等人，就国共和谈达成非正式协议。但是，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最终于4月20日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因此，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二十余年反动统治的覆灭。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获悉这一捷报，精神格外振奋，提笔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感慨而激昂，寓意深沉，气象宏伟，格调崇高。占领南京，是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方针的最伟大的战果之一，充分体现了西柏坡革命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意即：人民解放军应该将余勇追剿走投无路的敌人。《后汉书·皇甫嵩传》：“兵法（指司马兵法）说，穷寇勿追。”毛泽东一改其原意，力主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不要留下后患。“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使用了我国人民熟知的典故。秦末，项羽、刘邦同时兴兵反秦。汉王刘邦先得秦都咸阳；项羽歼灭秦兵主力后，调兵四十万进据咸阳。但顶羽为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借机消灭刘邦，结果，垓下一战，项羽反被刘邦所灭。毛泽东告诫人们应该从中得到教训，不可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卷土重来。当时，中央军委将这首诗用电报拍发到前线，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的激励，鼓舞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南、西北进军，消灭残余蒋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里，毛泽东将伟大的革命时代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艺术地体现了西柏坡精神，给人以无穷魅力和美的享受。
西柏坡精神要求全党坚持民主原则，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参政议政。毛泽东身体力行，以诗词艺术形式和柳亚子交流感情，启发他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佳话。柳亚子本是著名爱国诗人，与宋庆龄、何香凝同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他不以蒋介石“整理党务案”为然，而对共产党表示了同情与担忧。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柳亚子敬佩毛泽东不畏艰险、大智大勇的气魄，称赞毛泽东有“弥天大勇”。毛泽东后来以《沁园春·雪》相赠。1949年2月，柳亚子应邀离开香港来到北平，但他因种种原因表示了苦闷和退隐之意。4月29日，毛泽东写成《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先回顾以往的交遊和友情，后半阙说：“牢骚太甚防肠断，风宜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读后，为毛泽东不遗余力的真诚所感动，以“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表示接受毛主席的劝说：“昆明池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柳亚子终于欣然担当重任，为国出力，先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1950年建国一周年庆典，毛泽东邀柳亚子同观歌舞，又一次以文会友，毛泽东写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既歌颂胜利，又歌颂友人，运用和诗、填词这一古典文化遗产，作为他们之间传递思想感情的媒介和真诚团结的彩带，这种真挚的友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体现了西柏坡时期那种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的思想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50年11月，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有“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研”的诗句，以“捷音联”，“战旗研”，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一派生机。毛泽东写了《浪淘沙·北戴河》，后半阙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中人物魏武，指曹操，他作为汉末群雄之一，自有个人的宏大抱负，曾在《观沧海》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种吞吐宇宙的诗句，其气魄之大，令人叹服。但曹操毕竟是少数统治者的领头人，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仍不可免地陷于个人的苦闷、阴暗的情绪中，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心常叹怨，戚戚多悲”的感叹。而人民领袖毛泽东，由曹操的诗句中引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赞叹，极其深刻地批判了旧社会，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新社会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国泰民安，政府廉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真是“换了人间”。1956年毛泽东写的《水调歌头·游泳》，1958年毛泽东写的《七律二首·送温神》，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歌颂。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些脍灸人口的诗句，艺术地反映了西柏坡精神在新中国发扬光大，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表现了毛泽东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西柏坡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形式得到再现。上面提及的几首毛泽东的诗词，是代表伟大历史性转折要求的西柏坡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精华的完美结合，是西柏坡精神的艺术载体。
（六） 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地位
西柏坡精神是在革命发生转折的复杂形势中形成的，它在中国革命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光辉地位和深远影响，决不是可以用一两句话能够概括清楚的。《实践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矛盾论》又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静态也有动态，是辨证的。因此，我们考察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地位，就必须从多方面、并以发展的眼光作分析总结。
第一，从革命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分成两大部分。从1921年到1949年建国止，为第一部分，即民主革命阶段。二十八年中，大致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里程碑，西柏坡精神是在民主革命中形成的最后一个革命精神，它具有是否能够彻底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可以说，西柏坡精神是夺取民主革命最后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从国史上看，西柏坡精神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巩固国家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最有指导意义的革命精神之一。进城后，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必须预防”的事还是发生了。1951年，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同志的复信中说：“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17]。“三反”“五反”运动就是西柏坡精神的发扬，有力地促进了建国后形成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保障作用。
第三，从中国社会主义史上看，西柏坡精神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密切联系和直接关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中国特殊的经济情况作了基础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仅仅七年时间，即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实现了，而且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途径和方式，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道路作了最初的成功探索。
第四，从与党的建设的关系上看。西柏坡精神丰富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例如：“两个务必”的思想作风就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两个务必”一直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指导方针，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思想作风建设的座右铭。
第五，从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上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开始第一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有益的营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事。历史表明：民族文化的精华对革命事业的兴衰有不可小视的意义，例如谦虚是传统的美德，违背了这一道德规范，犯下骄傲的错误，其结果在党史上是有教训可查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给予总结。西柏坡革命精神对历史转折的贡献，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的又一次检验，它证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是无产阶级用以促进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六，从对当代两个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上看。西柏坡精神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对当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仍然有着鼓舞、动员、激励的巨大作用。因下面还有专章论及，兹不赘述。
[1]
罗尚贤：《老子的大和哲学》，载《新华文摘》1996年第11期。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3]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92页。
[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87页。
[5]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88页。
[6]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97页。
[7]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 版，第333页。
[8] 《论语·卫灵公》。
[9]
《孟子·告子上》。
[10] 《礼记.·儒行篇》。
[11] 秋瑾；《致徐小淑绝命词》。
[12] 《尚书·大禹谟》。
[13]
《尚书·毕命》。
[14] 《尚书·仲 之诰》
[15] 李商隐；《咏史》。
[16] 《论语·子路》。
[17]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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