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柏坡精神是井冈山
精神、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西柏坡精神作为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其精神渊源是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独特风格，在中国革命精神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三个里程碑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有三个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即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三个革命时期分别形成了井冈山革命精神、延安革命精神和西柏坡革命精神，它们充分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民主革命时期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所铸就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产生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一新。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认真探索民主革命的规律，逐步弄清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若干问题。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等革命领导人不断发表文章和演说，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这些论述，正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然而，方向虽明确了，但用什么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这还需要用血的实践来换取智慧和真知。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工农运动得到大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但是，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按照蒋介石“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旨意，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地屠戮。共产党员人数由六万人骤减至一万余人，大批优秀领导骨干和群众领袖如李大钊、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向警予、澎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英勇牺牲，血沃中华。
    革命志士的血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从中深刻懂得了一定要掌握枪杆子，有一支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建红军的历史新时期。其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一条崭新的民主革命道路，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的决定，1927 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率领以工农革命军为骨干的五千人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受挫。是继续强攻大城市长沙、以卵击石，还是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暂时保存自己，另谋远图，成了当时问题的焦点。毛泽东力排众议，从敌大我小的实际出发，说服部队向敌人力量弱小的边僻的农村转移，取道苹乡，沿罗霄山，向南进攻。自文家市放弃打长沙的计划，到9月29日永新村三湾改编，一系列决策和行动表明，这支红军力量实际上已经开始踏上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独特道路。10月27日，部队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开到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的边陲之地，边界数县高山丘陵起伏连绵，远离中心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鞭长末及的地区，而便于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边界自然条件有独到之处，气候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条件良好，可以为部队提供一定的物资给养；这里还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边界党组织曾获得过发展，农民协会力量壮大，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风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大小十余次战，在这一带安营扎寨，完成了事关革命大局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残部与毛泽东会师，两军计万余人，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巩固扩大红军力量，建立湘赣边界工农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一个立足点。毛泽东说，井冈山地区的“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1]              
    独特的革命理论是井冈山革命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告诉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从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而且还要经过实践的证实这样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井冈山根据地这样小块的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围绕这些革命队伍内部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1928 年10月5日，也就是红军在井冈山经过整整一年的实践之后，发表了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一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一部分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重要内容，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此文之所以有这样的价值，是因为毛泽东说出了马克思、列宁都没有说过的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其他人没有总结过的经验。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分析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它们主要是：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绝大多数，自给半自给的地方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侵入中国广袤土地的帝国主义又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从而造成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混战。红色政权“就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2]毛泽东的分析说明，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不曾产生和存在的革命方式。其独特性的业绩奠定了开创性的历史地位。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深深根植于湖南、广东、湖北、江西数县，这种情况是小块红色政权首先能够在这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第三，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小块红色政权并非孤立存在，全国革命形势必将向前发展，干柴火种遍及城乡。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为红色政权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政策不错误是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对自己创造的业绩充满自信和力量，与一年前登上井冈山时相比较，在取得对中国式民主革命真理的认识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对坚持用俄国式中心城市起义的经验于中国的错误观点是一个有力地批判，也给那些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工农革命军以极大的鼓舞和行动上的指南。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发表后两年，毛泽东于1930年1月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那种在全国范围内运用合法讲坛，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作法，于中国革命实情绝无相同之处，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部丝毫没有民主制度可言的国家，因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文章把以农民斗争为主体的红色区域作为全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中心加以肯定，从而就否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观点。文章还批评那种把发展农村红色政权仅仅看作是用来“帮助城市斗争”而已的歧视论调，同时为人们树立了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扩大人民武装的、使红色政权“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扩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观点。
革命的真理必定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得到发展，凡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考察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共产党人，都会在中国式民主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得到共认。如1929年3月和9月，周恩来分别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两个文件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周恩来的真知灼见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不谋而合，完全符合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论述，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已基本形成。它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程中第一座历史丰碑。与此相应，通过艰苦奋斗，开创中国式民主革命道路的革命精神就是井冈山精神。
    2． 以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
    中共六大以后，土地革命如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红军先后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十多省的三十余县。其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就是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长达四年之久，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当敌人第五次围剿扑来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实行阵地战、堡垒战，致使反围剿完全失败。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军八万六千人开始长征，实施战略大转移。
中国红军被迫长征表明，中国革命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的时期应该结束了，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实际来进行，应该由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谙中国国情，并善于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家担负领导责任。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在1935年实现了。这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特别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问题的会议，它的成功对今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陕甘，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以延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进入了抗日时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在这个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物质基础。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慑于国内外压力，才就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改制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全军直属共产党独立领导。因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战争中，接受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经验教训，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坚决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走独立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道路。在1937年8月的陕北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游击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六项游击战作战方针，他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知，中共中央对于独立自主的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十分重视的。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其强调“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道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如果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还指出，建立根据地是有条件的：第一，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第二，要使用武装部队去战胜敌人；第三，用一切力量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抗日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条件逐渐具备之后，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3]
    通过抗战，红军和根据地不断获得显著发展。到1938年10月，抗日根据地遍及华北、华中及华南广大地区，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十八万余人，共歼灭日伪军五万四千余人，牵制日军四十多万。到1940年底，敌后根据地已有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十九块，人口近一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五十 万，民兵二百万，共产党员由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抗击着百分之五十八至百分之六十二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绝大部分伪军，敌后根据地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又有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余万，解放区遍布十九个省区、面积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二千多万，共歼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六千余人。经过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华民族觉醒起来，团结起来，战斗化了。这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统一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延安，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之为“革命圣地”，这与毛泽东这位巨人和毛泽东思想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1939年到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深刻阐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标志着以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有力地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和根据地政策的统一，推动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进程。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思想从此正式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
    延安时期十三年间所创造的一切，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弘扬爱国精神，雪洗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民族的耻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里程碑。与此相应，形成了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以爱国和革命相统一为特征的延安精神。
    3．体现历史性转折时代要求的西柏坡精神      
    抗战以后，民族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时就说过：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薄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毛泽东的预见果然被历史事实验证了，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中国民主革命已进入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与二、三十年代相比，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最锐利的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所拥有的武装力量、经济实力也有很大发展，但相比之下，仅仅在这一方面，蒋介石反动集团还占着一些优势。因此，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靠自己的政治优势，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1946年8月，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访问延安时亲耳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分析：“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4]毛泽东在和美国另一名记者斯蒂尔谈话时坚定地指出：“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5]这令人振奋的科学预见，又在很短的时间得到了证实。
    经过一年作战，到1947年7月，各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一百二十七万上升到一百九十五万，而国民党军总兵力由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三百七十三万，其中正规军从二百万下降为一百五十万。在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对这一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6]。号召全军指战员：“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7]蒋介石妄图把祸水引到解放区的阴谋计划是被彻底打破了，余下的二三百万国民党军队收缩在一些大中城市，与其说是固守战略要地，不如说是等待最后的崩溃。
    事实证明，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胜负，不以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共产党继战略进攻，又乘势展开了大决战，大大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此次中共中央由延安东行千里至西柏坡，是中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战略转移，与1934年红军由闽赣向西北那次转移有着显著的区别。从转移的形势上看，一个是被迫向西，朝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区转移，一个是主动向敌人的战略要地大城市东移；从敌我力量对比上看，一个是敌强我弱，红军只占领小块红色区域，一个是已拥有成百万的军队、占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的国土、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的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九的城市[8]；从目的和意义上看，一个是先向西，后向北，为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去争取抗战胜利，为全国解放作准备；一个是为与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1948年11月，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中，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9]当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布这一伟大政治目标的时候，国共间的第一次决战——辽沈战役，已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了，第二次决战——淮海战役，也正在向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着。据统计，到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而人民解放军，则由6月份的二百八十万，到11月增至三百余万，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优势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急速直转的变化，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告中说：“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7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到这一目的。”[10]事实上，人民解放军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达到目的。在淮海战役进行中，平津战役又开始了，这是国共第三个大决战，先后六十四天，于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至此，三大决战共历时一百四十一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已基本上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蒋家王朝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11]。
    但是，敌人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当用军事手段不能阻止人民胜利的时候，就换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更准确地说是政治阴谋手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失败以后的另一个阴谋手法就是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这一虚伪的和平姿态，马上得到美国的赞扬，也开始热心中国的“和平”。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组织国民党残余力量凭借长江天险企图顽抗人民解放军南下，另一方面是企图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即使阻止不成，也力促革命带上温和色彩，以免革命过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但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得逞。毛泽东著文《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揭露敌人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和言论，一方面告诫人们务必不要忘记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人民决不应怜惜毒蛇一样的恶人。文章说，可以断言：敌人的各种政治阴谋将和他们的军事进攻一样遭到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敌人军事的、政治的阴谋都失败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即将过去，和平将肯定地来临了。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表会议，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促进历史转折的强大精神支柱。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报告，提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制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确定了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方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次会议把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总任务，标志着西柏坡时期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换点上。西柏坡时期创造的业绩，是民主革命发展到最后胜利，也是最辉煌阶段的里程碑。与此相应，承前启后，不断探索，创建新中国，走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种适应历史性转折需要的革命精神就是西柏坡精神。
   （二）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革命的领导者，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而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但是，在这个长达二十八年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时期内的矛盾情况有所不同，于是有了若干小的历史阶段。这些不同的具体矛盾都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或者说是个性和共性。所以当我们研究井岗山、延安、西柏坡各个时期的历史时，就要发现它们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两方面及其相互的联结，发现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的个性和共性。西柏坡革命精神与井冈山革命精神、延安革命精神三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呢？这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认识的问题。
    1．  坚持“事实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它体现着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就是唯物主义；“求”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达到“是”，即其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辩证法。马列主义要求我们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精神。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民主革命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三个鲜明标志，它们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以俄国为师，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因此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应该象俄国一样，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目标，革命的道路也将与俄国相同，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迫于白色恐怖，揭竿而起，城市、农村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城市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取得教训最深刻的一次。实践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希望先占领中心城市后带动农村，以扩大革命势力的作法，是行不通的。此时，最先在实践上作出区别于俄国式道路的革命家就是毛泽东。他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进驻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这种作法与俄国式道路绝然不相同，把中国革命武装力量扎根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建立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环境之中，而不是无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这就难免引起教条主义者的责难甚至攻击，毛泽东则在边区党“一大”、“二大”上详细阐述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道理，接连发表文章演说加以说明解释，呈现给人们的思想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最初成果。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为实现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变，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民主革命今后在全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1934年，由于王明等人坚持教条主义的领导招致红军惨重的失败，党内、军内要求摆脱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呼声日高。1935年，终于通过遵义会议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革命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实事求是开始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延安时期的一切辉煌成就从根本上讲都源于此。
    和长征相比，延安是红军大本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古今、国内外各个时期的哲学著作，是毛泽东首选的书籍，他边研读边进行哲学教学活动。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曾给红军大学讲授哲学课，以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通俗形式宣讲辨证唯物论原理，后来经整理出版，就是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专著。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熟。他思考问题的直接出发点，都是为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他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而不能从马列既成的经典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在延安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要的都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尝试过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靠这样一条途径发展成熟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就是以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作深入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因而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推动了革命的健康发展。抗日战争是严酷的民族斗争，还伴随着蒋介石反共磨擦式的阶级斗争。面对现实，延安决不允许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存在。从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展起来，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文章指出，在相当一部分干部中盛行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不注重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是共产党的大敌。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延安整风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基本结论，为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中共七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作好了准备，也为克服困难，争取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时期，西柏坡精神是中国人民希望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的根本要求的体现。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在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现实基础上争得实现，它明显有别于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国情，特别强调了中国存在一个广大的分散的农民个体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构思了各项经济方针政策，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整个西柏坡时期的革命精神和理论思考的一条根本原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典范，报告所阐述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在深入调查和广泛的尝试、试点，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1948年9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是在对东北经济状况进行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又经过毛泽东、刘少奇的反复审阅修改。《提纲》分析了东北地区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情况，阐述了对各种经济成分应采取的基本政策，认为党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要保证其社会主义的方向，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以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提纲，充分体现了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是符合全国基本情况的。这些地方性局部成功经验的总结，事实上就是中共中央深入的调查研究，它对于党中央制定建国后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是中央经济政策形成中不可缺少的必要过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的各项经济方针政策不是任何人杜撰的，也不是从马列经典出发编纂的，而是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规律的科学总结。
    2．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一股巨大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和英雄豪迈的爱国事业，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奇迹。进入近代，中国落伍了，面临一次又一次民族危亡的关头。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每每西方列强入侵、要求割地赔款，都激起中国人民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斗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广大人民展开的伟大革命实践，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最集中、最光辉的升华。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爱国思想、爱国激情与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紧密联系起来，与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实践其爱国救国的诺言，并取得了前人不曾有过的最辉煌成果。井冈山时期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破败落后的现实，中国的各个阶级阶层不乏爱国志士，他们或者发表激昂慷慨的爱国之词，或者象谭嗣同那样见之于行动的爱国之举。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了一条真正的爱国救国之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之外，有一批既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不赞同共产党主张的爱国志士，他们也在按照自己党派团体的主张探索救国之路，结果如何呢？当时，大约有几百个爱国团体在中国农村先后进行社会调查，他们甘于清贫的生活，为的是寻求一条改造乡村、拯救中国的方案。其中，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的乡村建设计划最为闻名，他们积极实践自己的主张，积累建设新农村的点滴经验，但是都最后失败了。虽然他们在一地普及农村教育、改良农业技术、推广卫生常识等方面作出一些成绩，也引起了国内有关人士的关注，然而，这些农村改良运动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在实际行动中，丝毫不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无疑也不可能解决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反而人为地去调和农村阶级矛盾，客观上巩固了现存的农村生产关系。梁漱溟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走上了一条站在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作者注）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其结果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们这些后来的认识不能不说是比较深刻的。我们还注意到，晏阳初创建的“平教会”在定县（今河北定州市）的实验中，农民教育课本里有“日本维新运动史要”一课，说明外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平教派”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
    上述史实对比说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只有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道路，救国才真正有了希望，看到了曙光。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新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国家却总是山河破碎，国仇难报。抗日战争则不同，整个中华民族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投入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胜利，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特点之一是把抗战与革命统一起来。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他接着分析说：“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12]。①毛泽东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精神的精辟论述说明，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条件下，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就是坚持革命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就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百年以来，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中国没有主权，任人宰割；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之下没有丝毫人权，任人压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最终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个主权国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进行了最宏伟壮观的战斗。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13] 正是经由西柏坡这样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国家，再也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屈辱百年之后，从此站立起来，无数革命先烈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西柏坡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新的境界。
    3．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的价值取向
井冈山时期，革命力量扎根于偏僻的山区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里虽然有较为丰富的物产资源，但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制度，加之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低下，亩产仅二百斤左右。边界人民生活困苦，以不挨饿为侥幸，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革命斗争，如果没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并甘于为之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红军的战斗、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敌人的经济封锁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战士每日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五分钱大洋的油盐柴菜金，食不饱腹，就以南瓜野菜充饥，夜间盖的是“稻草被”，天气渐寒，还只穿夹衣。边区党组织为改善部队给养，展开了反封锁斗争，同时加强对战士的新思想教育，以坚定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念和艰苦奋斗精神。“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4]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身处逆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远大理想，没有忘记党纲规定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中国现实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15]这种理性认识和坚强的革命信念代表了当时党内和红军中最正确的思想方向，尽管革命势力还比较弱小，但他们心怀远志，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开创基业。
    毛泽东说过“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这样的话。如何理解“政治本色”的含义？毛泽东的话是深刻的。在生活上能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这是重要一方面。艰苦奋斗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独具的品格。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不论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都是寄生的、腐朽的，农民阶级虽是小资产阶级，也难以摆脱剥削阶级的影响。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劳动者阶级，特别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压迫剥削最深，也最不怕吃苦、不避艰险，能够勤劳创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大生产运动在延安首先开展起来，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也同群众一样，亲自动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带动全解放区实现了“劳武结合”，充分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第二，艰苦奋斗的政治含义还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远大共产主义理想相联系。论未来，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人类追求的大同世界，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在延安召集的党的代表会上坚定地说过：“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16]然而，要实现它，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不断前进，每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都像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无产阶级就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曾把有无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原则区别之一，他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7]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共产党、社会主义、艰苦奋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18]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通过艰苦奋斗才能赢得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历史发展到西柏坡时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把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二者并列提出来，这是由于革命战争已让位给和平建设，要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才能在建设中作到真正会干、干到实处，否则艰苦奋斗就成了一句空话，徒具形式。
    我们论述一脉相承性，是指在包括革命领导者、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性质等这些根本问题之上，于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历史革命精神有若干的一致性、连续性、继承性。以上三方面是重要的内容，离开了它们，革命就会出现曲折、就会倒退，甚至失败。如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须臾不可没有的，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曾占据领导地位，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压抑，没有得到发扬，革命事业就险些被全部葬送。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精神的一脉相承，就意味着革命事业不间断地胜利发展，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不仅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而且对于后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 三种革命历史精神的特殊性
    1．井冈山精神的特质
    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处在首求生存、次求发展的阶段。经过大革命，中国的革命性质虽没有改变，但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表现为：一方面，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利于反革命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退出了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倒退到脱离革命；国民革命军也由一支革命军队蜕化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工具，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的工农群众惨遭迫害。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急转直下，一大批骨干栋梁之才英年牺牲，一些不坚定分子或脱党或叛变。毛泽东当时曾忧戚地说：“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19]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革命低潮时期，唯一的出路是实行土地革命和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而唯一的正确方法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此，革命力量才能求得发展。这种小块红色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也是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首创，是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理论的新成果。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新鲜经验，把民主革命力量由农村扩展到全国去，这就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因此，没有现成的、丰厚的革命家业可继承，而必须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去开辟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井冈山时期革命精神的本质特征。
    我们注意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左”倾教条主义之风却愈演愈烈。这种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之所以有时能左右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导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言听计从，俄国革命的模式还束缚着中国革命者的头脑。在根据地内部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等，这些思想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逐渐肃清。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革命事业正在经历着艰难的磨练。全面了解这些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困难，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大规模围剿所形成的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的精神之伟大和深沉。当知，井冈山事业仅仅是个开端，距离革命的成功还有遥远的路程要走，这与后来有了大本营的延安时期和处在从一个胜利转向另一个胜利的西柏坡时期有着鲜明的区别，因此，井冈山革命精神具有史无前例的、独特开创革命勋业的特质。
    2．延安精神的个性
    延安时期是处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前期最直接、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20]
然而，延安时期不等于只有一个抗日任务，抗日战争仅仅是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长远的根本任务是取得反帝反封的彻底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延安时代已不同于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主义式的指导帮助，也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的干扰，既有毛泽东思想作理论指导，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运筹帷幄，已经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去解决抗日和建国这两大问题。从1936年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起，凡涉及国共合作以及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制定的和执行的。特别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彻底摒弃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那种陈独秀式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强调独立自主。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批驳说：“如果想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那么，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21]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这一方针政策，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是党成熟的表现。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特别是对自己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所以国民党掀起几次反共高潮都屡屡遭到挫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这对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执行独立自主政策需要以实力作后盾。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立足的地盘，当蒋介石、汪精卫反共时，只好任其枉杀，或四处流散而无立锥之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22]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两年前，1937年组建八路军时，红军只有四万五千人，如此微薄的力量怎样夺取抗战和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恢复、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困死”八路军、根据地。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主张：“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3]因为有了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空前大发展，到1945年时，主力部队达一百二十余万，是1937年人数的二十九倍。毛泽东高度评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24]
    从井冈山时期到西柏坡时期，近二十年之间，延安时代是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渡阶段。从革命业绩上说，延安时期是井冈山时期斗争的发展壮大，同时，又为西柏坡时期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当进入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革命力量已经逐渐超过了反革命力量，革命面临解放全国的前夜。历史的主题已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延安时期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西柏坡精神的独特性
    第一，西柏坡时期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是继往开来的时代。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1948年5月26日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北上赴京，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举行三大战役，二是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两大盛事标志着中国历史已推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即由以农村为中心转移到以城市为中心，由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既是转折点，就不是中断，而是继往开来，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所谓“继往”就是继承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和伟大的民主革命精神；所谓“开来”就是开拓社会主义之业，发扬弘大勤奋创业的精神。
    第二，西柏坡时期又是一个需要探索如何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折的时代。这次转折不同于以前历史上其他转折，新中国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需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特殊时代。特殊在哪里？一是中国和苏联情况比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先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阻碍中国进步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25]这条必由之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二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前，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与苏联历史不同。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比较充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现实的革命阶段，是为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另一个不一般的情况，即“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6]。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证明，这一分析是科学的，中国确实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三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还保留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中国还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复杂性也是特殊性。
    以上中国政治、经济的这些特点，俄国革命和建设中没有发生过。自然，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别国的经验可供直接借鉴。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经济建设之路，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折。这个历史主题决定全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扬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坦途，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个光荣使命，经过长期历史的发展，似乎骤然间降临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相对而言，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时间短暂，历史的进程突然加速了，原来五年的任务只用三年半就解决了，历史发展一下子被浓缩了。因此，西柏坡时期虽短，但西柏坡精神却是极其丰富、深刻的，它的影响也必将是更加深远的。
    西柏坡精神是民主革命经过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进行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阶段而形成的最后一个伟大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上，面对结束用武力手段去推动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来推进中国历史前进的新时代，西柏坡精神成为全党成功地转向这个全新时代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1]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页。
[2]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7页。
 
[3]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07~419页。
[4]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95页。
[5] 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02页。
[6]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3~1244页。
[7]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9页。
[8]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58页。
[9]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59页。
[10]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西柏坡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667页。
[11]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72页。
[1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0~521页。
[1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14]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页。
[15]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7。
[1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9页。
[1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48页。
[1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52页。
[19]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页。
[2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60页。
[21]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0页。
[22]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0页。
[23]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16页。
[24]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19页。
[25]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59页。
 
[2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7、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