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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之四：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它提到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视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证。牢记“两个务必”，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胜利和执政这一历史性严峻考验的重大课题所决定的，反映了继续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本色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铸成了西柏坡精神中最具特色的内涵之一。
（一）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面对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这对于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严峻考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前夕，他又语重心长地讲:“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过好执政关的无比信心和科学态度。
1． 加强党的建设是制胜法宝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肌体的侵蚀，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很不充分，无产阶级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人数很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自身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党要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就不能不从农民及其它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否则就无法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党，也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的大量入党，必然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带到党内来，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而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如果不及时地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错误，势必要影响到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任务。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问题，要求彻底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并制定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详尽措施。注重党的自身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出那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的重要保证。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采用了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整风形式。这次整风，使全党受到了一场深刻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核心的一整套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和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保证。通过整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最成功的时期之一。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了一个党员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发展很快，这就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土改中这些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一些地富分子混进党内，把持了一部分农村基层党、政和群众团体组织；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地主富农思想影响，贯彻土改政策不力，特别是一些干部在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甚至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胜利果实，假公济私，严重脱离农村群众。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村土改和支前工作的开展。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开始结合土改进行整党。这次整党，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查三整顿”为主要内容，比较好地解决了党的成分、思想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改善和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由于西柏坡时期面临建立新中国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别强调继续保持党所一贯坚持的优良工作作风。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帝。胜利后，一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点，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率先垂范，处处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作艰苦奋斗的模范。毛泽东住的院子里有房东栽的梨树，他平时要警卫员好好看管，梨子熟了，叫警卫员摘下来送给房东；院子里的磨盘、猪圈、鸡窝，工作人员多次想拆掉，都被他制止，那个磨盘至今还在。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居住、办公条件都很简陋。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就是在从一个老乡家里借来的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子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的办公室，除一只靠背椅和一张竹躺椅外只有四个革套的单人沙发，在三大战役决战的日子里，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每晚都在这里一起开会，研究作战方针，有时一开就到深夜，甚至连续二三天不能睡觉。大部分中央重要机关，都在西柏坡或附近小村庄的普通民房办公。因此，极大地鼓舞、教育了解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革命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打败处于优势的国民党，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重要法宝之一。
2．执政党建设关键是抓好党风建设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路线和政策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风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也是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阐述了党的优良作风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党风建设显得更加重要与突出，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问题。这是因为，党处于和平环境和执政地位，生活条件改善和不断富裕，党内居功自骄、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倾向，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可能滋长。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也会利用各种机会，采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等各种办法，向党进攻，以使新中国改变艳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党风建设，继续地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作风，相反，让那些腐朽思想蔓延下去，不能有效地防止，势必会侵蚀党的肌体，危及党的生命，很容易被不拿枪的敌人所击倒，最终把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和社会主义事业葬送掉。
基于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的科学预见和正确把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严正地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他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在这里，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所特有的深远目光，把“两个务必”提到了胜利和执政后党风建设的突出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领导核心和根本保证的作用。党必须在提高执政本领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作风，才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本色，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卓有成效地发挥领导作用。良好的党风，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更好地履行领导责任的需要。党风不正，党就难以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使制定了也难以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良好的党风，是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需要。党的执政地位是靠人民的支持得来的，巩固这个执政地位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搞好党风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党风事关人心向背，党风正，得人心，党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从而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优良传统精神和作风的高度概括和浓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性党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也是不断虚心借鉴历史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从而不断前进直至胜利的历史。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与“艰苦奋斗”联系起来，是西柏坡精神的突出特征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要不因胜利而骄傲，不以功臣而自居，要如实地把革命的胜利看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继续地虚心学习，尊重群众，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要不因和平环境而图安逸，不因生活改善而不进取，不因有权而腐化，要继续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崇尚节俭，克己奉公，勤政为民，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只有坚持“两个务必”，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增强党的自身免疫力，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坚决按照“两个务必”的原则，贯彻防腐蚀的方针，从严治党，不断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廉洁从政、勤政为民的本色。从1950年5月开始，全党开展了以克服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目的的整风运动，1951年2月至1952年2月，在全党又普遍进行了关于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的查处，为全党再次敲响了警钟。这一系列措施和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自身建设的积极探索，使党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新中国各项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和不断发展。
（二）
“两个务必”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的这一拒腐蚀防演变的方针，既是总结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经验结晶。面对胜利和执政的考验，毛泽东为避免中国共产党重蹈历史覆辙而发出的这个警示，可谓意义深远，意味悠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暴虐无道，人民奋起反抗，政权更迭十分频繁。历代地主阶级政治家基于“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客观现实，也曾处心积虑地苦苦寻求能够“国泰民安，政权永固”的守成之道，于是便有了诸如“满招损、谦受益”，“劳谦虚已，则附者众；骄倨傲慢，则失者疾”，“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等等治国名言。但是由于当权者与广大劳动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无法也不可能跳出其反动阶级的历史局限，最终走上覆亡之路的命运。
应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王朝、新政权的开创者并不希望自己苦心创建的政权基业昙花般短命，他们也曾痛恨过前代被推翻者的暴虐、腐败，感慨过政权的得来之不易，建业之初某些当权者也能借鉴前朝颓败的教训，留下一段时期的“开明”之治，甚或出现短暂的“盛世”。但一当他们政权的统治根基相对稳固，腐朽的东西就又像毒液一样蔓延开来，使他们又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由上到下的政权腐败成为他们无法克除的致命顽症。
历代封建政权“始兴终亡”的命运，尽管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阶级局限，但如何避免“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却是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慎重对待的历史课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政权的巩固问题，他认为胜利后的居功自傲是导致政权腐败最终走上覆亡之路的重要因素。在整风运动期间，他结合党的历史上八次“左”的和右的思想错误的情况，特别是因为骄傲而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损失的教训，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进行阐述，希望能引以为戒。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3]纵览这几次大的教训，集中到一点，都是党内的同志，在暂时的胜利面前头脑发热，缺乏冷静，因为一时的骄傲自满而导致错误地分析形势，造成路线、政策的错误，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胜利面前有效地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我们就无法突破这种“大胜大失败，小胜小失败”的怪圈，也就很难领导全国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巩固政权，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还多次引用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教训，并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在党内印发，希望全党同志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
1945年7月，毛泽东同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认真探讨了历史上的兴亡周期率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希望在胜利后能够依靠群众对政府实行监督，来抑制腐败现象滋生，为政权建设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1949年，革命胜利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即将建立，历史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地位。面对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极为清醒，敏锐地看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严正地指出：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这个胜利而骄傲是比较渺小的，要使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严防骄傲而导致腐败的产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领导人同马恩列斯并列的六条规定。在这里，“两个务必”不仅是共产党员的个人美德，而且上升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防腐蚀方针，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时刻遵循的政治要求和行为准则。
“两个务必”，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严格标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所有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丝毫的特权可言，因而一切应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同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是最先进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使政府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筑起一道坚固的抗腐防变的人民的长城。“打铁还需自身硬”，政权的巩固关键还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严格自律和优良作风，才能使腐朽思想无藏身之处，永葆党的革命本色和执政地位的长久稳固。
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路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警钟长鸣，始终将“两个务必”作为执掌政权的政治保证和行为准则，就一定能够跳出所谓“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三） “两个务必”与实现革命的第二步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革命胜以后面临更艰巨的建设任务，因此，共产党员应该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既是“两个务必”的着眼点，也是归宿点。
把中国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4]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5]这就是说，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不标志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完成，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还需全党同志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讲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为中国共产党还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奋斗，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在即将离开西柏坡，为进入北平执掌全国政权做准备工作时，还一再强调：我们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即：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达到“要比帝国主义活的还要好些”的革命目标。同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使革命政权得到巩固、避免政权覆亡的必经之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失败。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科学论断。在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共同章程中即提出，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任务“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真正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仅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任务，还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不断奋斗，继续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只是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准备。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走上第二步，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积极创造条件。因此，还要继续地保持“过去那么一种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两个务必”正是适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任务的客观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必备的革命精神和政治品格。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继续开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一，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在革命战争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数前所未有、难以预测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面前，需要不断去认识和解决，许多新课题、新领域等待他们去研究去探索，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能虚心学习各种新知识，增强管理经济、建设国家的能力。社会主义事业是漫长而曲折的，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决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也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与挫折而悲观失望、灰心丧气、丧失前进的勇气。只有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挫折，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充满乐观与自信，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历史是在不断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要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同样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和经验。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才能继承和吸收传统的技术成果和外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因一时的发展而狂妄自大，也不因一时的落后而妄自菲薄，逐步达到“比帝国主义生活的还要好些”的目标。其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依然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要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艰苦奋斗。毛泽东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6]就是将来富裕了，国家强大了，还要艰苦奋斗。这是因为毛泽东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联系起来，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艰苦奋斗也是无限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永远不能改变。根据中国的国情，不艰苦奋斗不行，不艰苦创业不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值得发扬光大的政治本色。其四，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分不开的。毛泽东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正确的政治方向”[7]。这个坚定的政治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阶段，就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这个理想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朝着这个政治方向和伟大目标前进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只要我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其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源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厦只能靠全国人民一砖一瓦、艰苦创业才能建成。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使我们永葆有一种自强不息、团结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就能够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诚如马克思·韦伯所说，在任何事业的背后，必须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与该项事业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渊源。“两个务必”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拉开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出大剧的序幕，牢记毛泽东所倡导的“两个务必”的精神，将使作为这场历史大剧主演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充满活力与激情，上演出一幕幕人类历史的辉煌乐章。
[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2页。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
[3]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7~948页。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9页。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6页
[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00页。
[7]
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见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转引自张美娥
张月霞《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永葆政治本色》，见《延安精神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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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来源:
《历史转折之魂——西柏坡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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