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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之一：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辉煌灿烂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已经处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高潮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比以往更激烈、更残酷，形势瞬息万变。敢不敢于抓住时机，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大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将中国带入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历史新时代，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课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要历史课题面前，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接受挑战，决战决胜的革命进取精神的光辉写照。
（一） 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战略大决战的伟大斗争中所形成的一种最宝贵的革命进取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线和平的曙光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于这个盼望已久的胜利，全国人民欣喜着、兴奋着、激动着，幻想着从此能够摆脱被奴役、被压榨的专制、独裁的黑暗时代。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无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专制、独裁和卖国的方针，积极准备打内战。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有洞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向延安干部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时，即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的反动政策，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中共中央告诫全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并指出：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我党可能作出一些有条件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并特别强调：有来犯者，则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1]。
重庆谈判，经过四十三天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在10月17日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讲了一段很精辟的话，很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精神风貌。他说：国民党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同时，他告诫全国人民，对于困难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2]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识破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对即将到来的国内战争有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树立起压倒困难、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凭借美国优良装备的支援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当战争乌云密布的时候，毛泽东即坚定地指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1946年7月，毛泽东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强调“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教育全党不要被敌人暂时气焰所迷惑，应当树立起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人民解放军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战役。同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对国内形势和整个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澄清了当时党内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种种疑虑。并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了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胜利的信心。毛泽东指出：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且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蛮横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言，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与现在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3]这些论断，高屋建瓴，一言中的。就像黑夜中的明灯，拨去了压在人们心头的迷雾，在内战爆发、局势错综复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能够正视和把握革命形势，使全党全军树立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战胜强敌的信心和勇气。
历史的演进恰如毛泽东所预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1948年底，蒋介石又一次玩弄起了“和谈”的花招，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回击，在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的同一天，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庄严的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是，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国民党政府对和谈毫无诚意，拒绝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再一次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面目。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解放军百万雄师挥师南下，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统治的覆灭，而后，进军西南，展开战略追击。
总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驾驭形势，运筹帷幄，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始终满怀决战决胜的壮志豪情，抓住机遇，顶住压力，排除万难，夺取革命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
（二） 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之所以成为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首先在于它使革命者在战略上拥有一种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和美国的支持，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同人民解放军比较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当时的形势的确特别严峻。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于面对强大的敌人，用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能不能够打败凶恶的敌人，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将失去取胜战争的政治基础。中共中央根据对革命形势的科学分析，坚定地指出：中国人民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面前的敌人，胜利最终将是人民的。这是因为：其一，蒋介石所进行的内战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战争。而我们进行的则是正义的、进步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和平而战。同时，我们有千百万解放区的人民大众作后盾，有全国各阶层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就有了取之不尽的胜利的力量源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蒋介石集团所无法比拟的。其二，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历程，已经成长为成熟的无比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敢于斗争、敢于面对凶险的敌人，敢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越是凶险越向前”，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始终高举民族解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信任和支持，人民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军队已达一百二十万人，民兵有二百多万人，解放区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因而，人民军队和革命人民敢于斗争、艰苦作战的精神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高昂。这同蒋介石军队的人心涣散，无心恋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她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是国家的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毫无个人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她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优秀特质。而蒋介石反动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独裁统治的私利，其阶级基础的狭隘性，决定了其反动军队的极端脆弱，根本无法同人民解放军队和人民大众共同筑成的铜墙铁壁相抗衡，最后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毛泽东对此曾严正的指出：我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4]而“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5]这是“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这些论述可谓一言中的。其四，尽管国民党蒋介石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表面上看来其势汹汹，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骨子里却是十分虚弱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我们终有一天要胜利，而敌人终有一天要失败，“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这就揭穿敌人外强内虚的假象，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时候，他拥有总兵力达四百五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只有部队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国民党军队拥有大量的炮兵、坦克、飞机和舰艇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人民解放军拥有的只是缴获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以及少量的山炮、野炮，没有飞机、坦克和舰艇。蒋介石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和全部工业，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而中国共产党只占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全党全军牢固树立了人民必胜的政治信念，并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策略方针，因而，使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过一年的作战，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一百九十万人，歼灭敌军一百一十二万人。随后，人民解放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战阶段。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是：敢不敢于抓住时机进行决战、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因为从当时情况看，人民解放军虽然由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了二百八十万人，装备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了炮兵和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解放区面积和人口分别上升至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和百分之三十五点三，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人民和士气高涨。国民党军队由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但仍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并且占有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总的态势上仍是敌强我弱。在此情况下，能不能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果断地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组织歼灭性的攻歼作战，适时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确实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严峻的考验。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地提出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会议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守防的大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战略决战，不单单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的较量，智慧、意志、信念和勇气的较量。除此，决战还要选择恰当的地点和时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个世界最小的指挥所里导演了一场世界上最为辉宏壮阔的战争史剧。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地把决战的第一仗放在东北。因为东北具备了战略决战的两个最基本条件：一是人民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能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二是敌人内部矛盾众多、士气低落，难以形成协同作战。在辽沈战役中，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官兵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实行“封闭蒋军在东北，各个歼灭”的战略，先取锦州，而后关门打狗，最终实现战役的全面胜利。此役，创下了中国近代以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记录。经此一战，人民解放军由二百八十万人上升到三百万人，而国民党军从三百六十五万人降至二百九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队而占了优势。这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全国战局的急转之下。连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惊呼中共占领东北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随后，淮海、平津等大战役相继拉开。淮海战役，是一场人民解放军在战役总兵力上劣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展开的大歼灭战，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个战役。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此役，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挥军事指挥的高超艺术，采取将敌军重点集团层层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使敌人在战役的每个局部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人民解放军以前所未有的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以六十万对八十万，经过六十六天艰苦战斗，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受到严重威胁，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属战争史上的奇迹。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五十二万人，和平解放北平，使华北全境基本获得解放。三大战役，短短四个多月时间，紧紧衔接，环环相扣，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扬“勇于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敢打敢拼、一往无前，解放区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并肩作战，展现了中国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那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夺取最辉煌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的最光辉典范。
（三） 迎接未来挑战的精神财富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新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革命胜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满怀信心地迎接这一挑战，把建设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肩上。
面向未来，首先面对的是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思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胜利后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作了系统回答，驳斥了某些“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再次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它将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将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1947年10月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在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明确提出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即将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的时候，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及时地解决了如何最终打倒国民党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关于建立新中国，这次会议确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包括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以及包括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将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毛泽东明确讲到，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同反动政权的根本区别。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光辉思想。提出：“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6]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人民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强调了人民大众的当家作主地位和对敌人的专政的不可分割性。这些思想最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立下来。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利得到确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如何在经历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把人民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困难之大、问题之多、任务之艰巨，更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它推进历史不断前进的一个精神动力。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由乡村到城市、由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必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号召：全党要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会一切我们不懂的东西，以“比帝国主义生活的还要好些”为目标，激励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建设自己的美好国家而付出艰辛和努力。并按照中国的国情，确定了一整套恢复发展经济事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描绘出一幅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宏伟蓝图。这样，就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同建设新中国的科学精神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解放全中国，而且能够建设新中国这一伟大命题。建国之初，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党努力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克服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人民生活安定，生产迅速发展，为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用事实回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所谓
“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建设”的预言。这段历史，处处闪烁着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迎接挑战、百战不殆的精神风貌。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的具体写照。
[1]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16页。
[2]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56~1163页。
[3]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95页。
[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9页。
[5]
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17页。
[6]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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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来源:
《历史转折之魂——西柏坡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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