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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的本质：
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
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本质。这里，既包含适合国情实现革命的转变，也包含适合国情进行经济建设。如前所述，这是由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特定的历史主题或时代主旋律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这一特定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根本问题。从方向、道路的高度，深刻理解和把握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对于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将宣传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活动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适合国情实现革命转变的精神
1．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
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建设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结束过去，开启未来，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作为当时历史发展的主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要求，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的主题，也是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没有现成的答案，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走什么道路问题，马克思、列宁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有明确的结论。马克思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思想。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2]并根据俄国的历史情况，指出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这些经济成分的性质不同，这些阶级的利益不一致，他们彼此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合作社，把广大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时，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马克思、列宁的论断，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原则问题，这对中国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历史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同，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走自己的路。不仅中国革命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而且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的建设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但是直到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并未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而是处在长期准备的阶段上。
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胜利前进的。这一理论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酝酿，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自一大起即把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和确立的长时间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的不断探索，提出了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思想。毛泽东在开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斗争中，即提出了必须经过“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的观点[3]。1937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责任时，明确地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4]。同年12月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现实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轻易谈转变。”[5]两年后，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历史必由之路”。[6]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1945年4月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在全党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
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确立和发展，毛泽东逐渐构建了革命转变的理论体系：（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8]（2）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恰如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才有可能争取不流血的和平转变。（3）两个革命阶段“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9]；第一个革命阶段的直接目标，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4）我们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10]。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
上述革命转变的理论，为民主革命胜利后，适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还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还远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还完全停留在理论探索的阶段上。
第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成为紧迫的实践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民主革命时期，重点是改造旧中国，但改造中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重点是建设，但建设中也有改造。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主要是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问题和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毛泽东发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经过了近十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和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有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才在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真正统一。从此，中国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发展，1949年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如此艰苦，如此伟大！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后解决新中国建设的方向、道路问题，更艰苦，更伟大。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劣势、被动的地位，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中心只能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只有走完第一步，才有可能走上未来的第二步——社会主义。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指挥战略反攻和大决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为掌握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业已在即，这就为建立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只有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才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革命转变才由理论探索变成为紧迫的实践。这里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防止党执政后腐化变质。这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可见，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开始转换的时期，如何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问题，已经成为革命实践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一方面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国内外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决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筹划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项政策，以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要在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继续改善和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腐化下去，从而，保证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不用流血”，“而可能和平解决”[12]。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而展开的。面对这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性转换问题，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最崇高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和基本政策，并就适合国情、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开始了最初的科学探索。这是关系实现革命转变，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成果，开创社会主义伟大基业的根本关键。
2．实现革命转变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在革命转变的关头，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其探索和思考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如何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和晋绥干部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转变的思想理论，阐明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基本经济纲领。1948年下半年以后，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及纪念七一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对革命转变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和深刻的阐述，奠定了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其基本精神，主要是：
关于基本国情。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异常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3]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基本国情做了阐发和论述。这些论述，科学地阐明了新中国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办法，而必须在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后，紧接着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同时也阐明了党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国情依据。
关于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一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准备由乡村向城市转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深远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方面的斗争；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14]二是实现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标志着革命战争的结束与和平建设的开始。革命战争是破坏旧世界，和平建设是创造新中国。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以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两大转变，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备的政治前提和政治环境。
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目标。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5]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论述了革命胜利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6]。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革命转变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生产力标准，以及发展生产力与革命转变同步前进的构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主要途径。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首次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长期的，是和平的竞争。又提出“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18]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的提纲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并提出：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在这次讨论和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政策。
关于革命转变的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0]并认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标准。刘少奇对革命转变问题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工业化了，重工业大大发展了。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为访问苏联所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提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1]二是资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并愿意和平转变了。刘少奇1949年5月6日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互相脱离，“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22]他在同天津资本家谈话时又说：社会主义怎样走法？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如果不从现在想办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就要革你们的命。和平转变，就是你不反对社会主义，并让你发挥作用。不减薪，还加薪，股东的股票由国家有代价的收归国有。刘少奇这些阐述，虽然还不够规范、精确，但已经比较具体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关系变化两个基本条件，并实际上提出了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关于革命转变的时间估计。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23]1948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问题时，强调首先要努力发展经济，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24]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也说过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刘少奇在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时，在1948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25]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考察期间，又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指出：“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26]
上述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讨论和探索，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确实形成了一种适合国情，经过一段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科学探索精神。这对于当时实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这样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力量。
（二） 适合国情进行经济建设的精神
1．对新中国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随着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结束，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摆在新中国缔造者们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走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建设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关系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在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集中精力钻研经济工作，围绕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问题，深入地从宏观到微观做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做了原则的阐述，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着重阐述了具体纲领，提出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和吸收外国资本的思想[27]。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阐明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第一次作为重要议题，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性质、特点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毛泽东还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请刘少奇继续考虑，草拟文件，以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
这时，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也在探索这个重大问题。他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的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提出：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并认识每一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乃是正确地决定我们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毛泽东、刘少奇对张闻天起草的提纲作了认真的修改，写进了许多重要内容，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特点、主要社会矛盾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以及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等，都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并将这个提纲在党内印发，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刘少奇认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28]1948年9初，刘少奇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手稿，经过九月政治局会议和对张闻天起草的提纲的反复修改，深入思考，到年底，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构想。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作了《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应将新中国经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新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等问题，还初步论述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及发展商业的重要性。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集中全党的智慧，总结已有的探索成果，阐明了适合国情进行经济建设的道路和基本政策，为新中国从整体上勾画了清晰的蓝图。
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论述了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和对内对外政策。其间，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4月初至5月初，去天津考察指导工作，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释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解决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刘少奇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充实和发展了新民民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基本矛盾、发展趋势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在上述讨论和探索的基础上，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建设的共同纲领。明确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相、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29]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纲领，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走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精神源流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在指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决战的同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开始形成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建国初的实践检验和调查研究，又使这一思想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这是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精神源流。其基本精神，包括：
关于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任务即提到全党工作的首要地位和中心地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即提出：我们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城市工作就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30]刘少奇在建国前夕也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31]“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32]建国初，中南地区全境解放后，毛泽东1949年12月18日致电林彪，强调：“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此后，又致电饶漱石等，指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提出了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统筹外贸、安置就业、生产救灾和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等一系列渡过暂时困难、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表明：在建国初随着革命战争结束，全党工作中心即已开始转入经济建设。当时，经济建设是与社会改造并行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有条件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关于建国初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变。建国初全党工作中心开始转入经济建设，同时与社会改造并行，这是同中共中央对当时社会的错综复杂矛盾及主要矛盾转变状况的深入探索和思考相联系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肯定了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在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3]这是观察和处理建国初期复杂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基本指导思想。会后，刘少奇在天津考察时，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具体实际出发，指出：今天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34]。建国初，毛泽东在领导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复杂社会矛盾中，敏锐地看到很容易出现一种倾向，即：被逐渐突出起来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吸引，不能从当时复杂阶级关系的全局看问题，而误以为这种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急于把反对资产阶级当作主要任务。因此，在1950年4月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这种倾向，在批语中强调：“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35]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次全会上，精辟地分析了建国初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明确地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指导思想，指出：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在目前紧张的转变时期，“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36]要求合理地调整工商业，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少数民族，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以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地主阶级。到1952年，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镇压了反革命，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毛泽东于6月间在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才明确地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的这一科学判断，适时地指明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也表明建国后最初两三年内主要矛盾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53年，毛泽东在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过程中，对建国初这样错综复杂矛盾及主要矛盾的转变，做了如下总结性的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37]上述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变的观点，是在中国过渡时期审时度势，抓住主要矛盾，处理错综复杂问题，搞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锐利思想武器。
关于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政策。中共七届二中会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建国后应采取的基本经济政策：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一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忽视或轻视这一点，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二是对占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所决定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计民生有害而是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几个方面被限制。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的观点，或者认为应当限制太大太死、很快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观点。三是对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采取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政策。可以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四是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刘少奇在解释“四面八方”政策时，指出：“这四面八方统一观点，那一面或者那一方照顾不到，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如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必须实行劳资两利”。[38]周恩来也解释说：毛泽东确定劳资两利的方针，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关于“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构想。这一战略构想是在探索中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准备“一二十年时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提出：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刘少奇1949年也曾写道：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的民族资本国有化，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周恩来也说：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到1950年，毛泽东讲要“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开始把国民经济的好转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个前景相联系起来了。由于建国后一年多工作进展顺利，已经确有把握三年完成恢复的任务，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点，第一条即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39]这一战略构想，不再提“三年五年”、“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而强调“还有二十二个月”，这就把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个前景更迫近地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面前，使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明白当前从各方面加紧工作，是直接为着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作好准备，因此，成为全党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同时，把“十年建设”作为一个阶段，又显示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某种规划意图，使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对这一过渡的时间表较前有了更具体的思想准备，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周恩来称这一构想是党的“总方针”。刘少奇认为这一构想是党的“总计划”，十年建设，是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准备进入社会主义。[40]刘少奇还论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步骤，指出：“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41]。这是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要依靠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还指出：我们要重视农业，重视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商业组织得好，有刺激生产的作用，这三者是有机的配合，缺一不可的。但不久，鉴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及对其经验的争论，鉴于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8月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法，与过去的设想是大体相同的，即三年准备，十五年有计划的建设，共十八年，进入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是如过去的设想，经过十年、十五年建设，条件成熟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当时即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完成。
中共中央上述关于新中国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当时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理论探索和思考所体现的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精神，今天对于我们提高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仍是一个宝贵的精神力量。
（三） 从本质上把握西柏坡精神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对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和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从中国经济文化异常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坚定地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选择了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途径，阐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思想和一套“四面八方”政策，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造的方针和同一切国家做生意的主张。同时，作为革命转变和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鲜明地提出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适合国情，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是西柏坡精神区别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其他中国革命精神的特殊本质。只有从本质上把握西柏坡精神，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柏坡精神，持久深入地弘扬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有其灵魂和躯体、根干和枝叶。把握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这一本质，就是掌握了灵魂，抓住了根干，由此深入下去，拓展开来，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和弘扬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就会触及西柏坡精神的方方面面，总揽西柏坡精神的整个体系。人们不是说要找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吗？不是说要在这样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吗？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贯穿于西柏坡精神诸项内涵及其方方面面。把握西柏坡精神的这个本质，就是找到了西柏坡精神与现实实践的最好的结合点，就会使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更紧密地同人们的当前实践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扎根于当代的肥厚土壤，方向端正，主题鲜明，又生机蓬勃，丰富多彩。这样，西柏坡精神就会随着实践而前进，而发展，永葆青春，永放光芒。
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反映了西柏坡精神在本质上同邓小平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本质上把握西柏坡精神，对于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提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自觉性，也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起于1956年中共八大，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就其直接精神渊源而言，的确在西柏坡时期，西柏坡精神包含着、孕育着它的最初思想胚胎。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实现伟大转换的开端之处。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成功探索，取得了一些极其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领导党和国家顺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这是一个成功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毛泽东在后来长期的探索中，由于种种原因，一步一步地离开中国实际，一步一步地失却中国特色，逐步地偏离西柏坡精神的正确方向，也离开了他本人的初衷，而误入了“苏联模式”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成功的开端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之后，走了一段很长的曲折发展之路，甚至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43]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最初始于毛泽东，但最后成于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指引党和国家真正走出了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理论构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从本质上把握西柏坡精神，有了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视野，就会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世纪之交，用邓小平理论指导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会给西柏坡精神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赋予它以新的时代色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充分发挥其推动历史前进车轮的伟大精神能动作用。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的5月第1版，第21页。
[2]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84页。
[3]
毛泽东：《井岗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7页。
[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9页，第263~264页。
[5]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60页。
[6]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59页。
[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5页。
[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51~652页。
[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85页、第686页。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7页。
[1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60页。
[12]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62页。
[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0页。
[1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7~1428页。
[1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1页。
[16]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75页。
[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7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61~162页。
[19]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45~146页。
[20]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
[21]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30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08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3页。
[2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46页。
[25]
刘少奇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
[26] 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27]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08~709页。当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工业问题”一节中，原稿有如下一段文字：“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时，这段文字被删掉了。
[28]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13日。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
[30]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9月21日。
[31]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26页。
[32]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8月28日。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3页。
[34]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15页。
[35]
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纪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
[36]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页。
[37]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953年12月。
[38]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08页。
[39]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
[40]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41]
刘少奇在高级党校作的《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报告，1951年7月1日。
[4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3页。
[43]
邓小平：《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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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来源:
《历史转折之魂——西柏坡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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