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种革命精神总是同一定时期的革命实践相适应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处在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在中国革命高潮行将到来之际，1947年5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工委先期进驻西柏坡。第二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从此，西柏坡成为“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了通途，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特定历史底蕴。
（一）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1．西柏坡悠久的历史文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产生了体现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史称“西柏坡精神”。这是因为西柏坡当时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西柏坡精神的发祥地。
西柏坡虽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但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它坐落在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有一百多户人家，处于滹沱河畔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流泻的要冲部位，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往东为丘陵平原，俯视着石家庄、保定、北平等大中城市。西部背靠莽莽太行，万山嵯峨，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古长城断垣有多处关口，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宋代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行经此地，曾咏诗舒怀：“走过长江与大河，壁立千仞绝滹沱。”
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称“柏卜”村。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村北有一个高高的圆形山，叫“唐塔垴”，山上曾建有一座唐塔。五代后周时，滹沱河水为患，冲毁了原柏卜村，居民散落各地。直到宋代初年，部分居民才迁回原址北坡岭重新立村，因于东柏卜村隔苇地相对而居，取名“西柏卜”。民国初年，该村的教书先生将“卜”改为“坡”，遂改名为“西柏坡”村。
西柏坡周围一带历史上隶属平山县。战国时平山为中山故地，方圆五百里，武力强盛，地位仅次于七雄而与东周、宋、卫并称“千乘之国”。历来民风淳厚，崇尚至真至坚。
平山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自抗日战争以来，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革命发动较早，群众基础很好。平山一直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党、政、军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半时间。平山是晋察冀边区的模范县，西柏坡是个模范村。在抗战时期，建立了人民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日本投降以后，又实行了土地改革。
这一带人民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很高的政治觉悟。抗战一开始，就有一千五百名平山子弟组成了“平山团”，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中英勇顽强，连战连捷，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这里还涌现出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战斗英雄韩增丰和模范群体“东回舍模范大枪班”。八年中，先后有五万平山儿女参加了八路军，几乎全县所有的青壮年和妇女儿童都参加了作战和支前。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在这里战斗、学习和休养生息，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西柏坡是一个“不平凡的”模范村，1937年冬建党，到1948年已有党员四十名，分布在三十三户，占全村人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三，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八年抗战中，西柏坡每年做军鞋五千多双，军衣六百多套，支援前线；同时，为部队碾轧军粮二百多万斤，派出支前民工七百多人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西柏坡村民在自己六百亩的农田里辛勤劳作，为支前捐粮一千二百多万斤。
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特别是多年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当时，聂荣臻司令员建议中共中央工委留驻这里，很快得到刘少奇的首肯，并获得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
2．中共中央东移西柏坡
1947年5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工委留驻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指挥中心向华北转移的重大步骤；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指挥中心转移到了华北。从此，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这是历史选择和革命胜利发展的结果，是历史造就了西柏坡作为“世纪高地”的位置，这也是西柏坡之成为西柏坡精神发祥地的历史前提。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蒋介石要维护其反动独裁统治，中国人民要求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中国历史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时期。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战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2]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将中国革命指挥中心从延安适时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突变”的判断，作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热、察两省，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毛泽东曾表示：打败日本，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毛泽东等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发展，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曾做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东移承德的动议。但是，由于10月13日，国民党军与苏军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军五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中共中央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大城市已无可能，遂决定放弃中共中央迁移承德的安排。
不久，中共中央又有过南迁淮阴的考虑。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同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经过各方人士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改组案和宪法草案。这在当时情况下对饱受战争创伤，渴望和平的人民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中国共产党也真诚地准备付诸实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认为，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将考虑南迁，以利共商国是。当时，作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要地的淮阴，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优选之地。然而，由于和平之光转瞬即逝，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违反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1946年6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至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之后，转而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面对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分为两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转战陕北，统一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朱德、刘少奇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这次中共中央向华北转移，不仅与1934年中共中央由瑞金向延安转移的情况根本不同，也与抗战胜利后前两次中共中央驻地转移动议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前夕所作出的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4月1日晚，刘少奇、朱德率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向华北转移。途经兴县，刘少奇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这个高潮的前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委，率领部分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机关向华北转移，正是为了适应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需要，为了尽快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从防御转向进攻，为了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条件。[3]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可见，中共中央工委的成立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向华北转移，决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和退却，而是中国革命一个伟大转变时期的开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历史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
1947年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率中共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听取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平山县封城村，随后将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西柏坡村。5月10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共中央工委暂时设在晋察冀而不去太行，以帮助晋察冀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7月12日，中共中央工委常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已到齐，遂于西柏坡村正式组成办公。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到1947年6月，各解放区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首先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歼敌六万余人，部队直插大别山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间，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沟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势态，及时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到外线去作战，以调动敌军回防，粉碎其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彻底破坏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华北战场，在中共中央工委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取得了清风店战役、正太战役、石家庄战役等重大胜利，特别是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市，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为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移西柏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4]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第一次提出了用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设想。
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到1948年3月，历时一年零两天，实现了“不打败胡宗南，我就不离开陕北”的誓言。在一年的艰苦奋战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行程二千多里，先后途经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洄、靖边、安墓、横山、米脂、葭县、吴堡等十二个县境，驻足三十八个村庄。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十万余人，迫使蒋介石放弃了进攻陕北的计划。西北野战军在战斗中由二万人增至七万三千余人。
1948年3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央坚持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迎接全国范围胜利的到来，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3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作出决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于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开始了向西柏坡转移的征程。此前，中共中央后委机关在叶剑英等率领下已先期向西柏坡转移。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聂荣臻陪同下到达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城南庄抵达西柏坡，叶剑英率中共中央后委也同时到达，与中共中央工委会合。5月26日，毛泽东由城南庄进驻西柏坡。
至此，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完成了从陕北向华北的战略转移，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驻地。这是西柏坡精神产生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
中共中央东移西柏坡，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为灿烂辉煌时期的到来，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创造了一连串被世人称为“奇迹”的惊人之举。战略大决战、土改整党、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建新中国，这一切，都为西柏坡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肥壤沃土。
（二）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战略大决战的胜利
毛泽东一到城南庄，即着手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做准备。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外，还有彭真、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陈毅、粟裕、黄敬、罗瑞卿等。会议讨论并采纳了粟裕等人的建议，作出了陈毅、粟裕兵团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研究决定了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和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等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建议。
这时，解放战争已进行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转入战略进攻一年来，共歼灭敌军一百五十二万人。人民解放军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国民党军队已从四百三十万人减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国民党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只有一百七十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不但积累了大规模运动战的丰富经验，而且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解放区的总面积已经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一亿六千八百万，拥有县以上城市五百八十六座，铁路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公里。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将战争推进到战略大决战的阶段。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形成了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蒋介石在1948年8月3日的军事检讨会议开幕式上也不得不承认：“就整个军事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定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外，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贺龙、邓小平、聂荣臻等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杨尚昆、李维汉等十人。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邓小平、聂荣臻等作了重要发言。会议总结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制定了全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即：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从1947年7月算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规定全军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并指出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会议决定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战略任务，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在军事上，决定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战役；重申城南庄会议的计划，人民解放军全部留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放在东北战场；要求解放军进一步进行正规化建设，以适应大规模近代化正规战争的需要。在政治上，会议鉴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已得到一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决定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统治。在经济上，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解放区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要求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从国民党统治区内取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生产，开源节流，反对浪费。会议还提出要注重和加强城市工作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应有计划的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等项工作的干部，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会议还要求各解放区尽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地方财政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供应等。会议还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的某些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强调要进一步切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机构手里，为此，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会议的决议》。会议还决定为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个干部。这次会议，为组织战略决战及夺取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是一次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决战的动员会、誓师会。
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部署，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原、西北战场上发起强大攻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因势利导，把秋季攻势迅速推向就地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9月16日，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集中三十二万兵力，全面展开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全歼守敌十万人（有二万人起义）。由此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展开。自1947年5月13日至1948年3月15日的十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向国民党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攻势，共歼敌三十万八千八百人，收复城市七十七座，解放人口一千八百六十万，扩大解放区面积三十万七千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已占东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经过土改，广大人民支前热情高涨，关内关外，均可支援。人民解放军达百万之众，而敌人只有五十五万人，且被分割在以长春、沈阳、锦州为中心的三个孤立地区内。这些，造成了对敌攻歼战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可以使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取胜东北，人民解放军就获得了战略总后方，便于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争取全局的更大优势。辽沈战役，是毛泽东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而投下的一着好棋。此役，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人民解放军以六万九千余人的伤亡，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的胜利，解放了东北全境。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
辽沈战役后，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5]“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辽沈战役胜利进行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于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11月初，又根据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形势和中原战场情况的变化，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目标和规模。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共同作战，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此役，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中原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经过历时六十六天的鏖战，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南线军队的主力全部被消灭。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长江淮河之间广大地区迅速解放，大军锋威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是在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时展开的。从1948年12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敌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张家口、唐山、天津等重要城市，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回到人民的手中。
三大战役环环相扣，紧密关联，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历时一百四十二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还指挥了宛西战役、冀热察战役、宛东战役、兖州战役、豫东战役、晋中战役、涟水战役、襄樊战役、保（定）北战役、察绥战役、济南战役、荔北战役、太原战役、郑州战役等十五个歼敌万人以上的大战役。举行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一年，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实现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这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重要的军事条件。
2．土改、整党的深入开展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的同时，在广大乡村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结合土改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通过土改和整党，不仅解决了几千年未能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且使整个社会都革命化了，全党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万众一心、打倒蒋家王朝、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变和铸就西柏坡精神的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明确提出将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民主革命作为互相联系的两大革命任务，而解决土地问题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不彻底铲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土地制度，就不能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出：全党要“坚决拥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到1947年初，解放区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有三分之一地区需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还没有实行土改。而“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土改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发出“五四”指示时内战尚未爆发，其土改政策自身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同时，党内也存在着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和组织上、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不纯问题。随着全国内战的爆发和发展，彻底解放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紧迫要求。也只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最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同时，为了交流土改经验，统一土改工作的方针、政策，解决各地土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而，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共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了实行平分土地和结合土改进行整党的方针。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自1937年中共中央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来，第一次公开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大纲明确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上述财产。“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就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受到新老解放区农民的热烈欢迎，推动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各地逐级召开土地会议，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发动干部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批评地主富农思想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各级党员干部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各级党的领导人纷纷带领工作队深入到村指导土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平分土地”迅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事情，解放区农村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土改狂潮遍地来”的形势。同以往的土地斗争比较，这次土改运动声势浩大，范围广，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加普遍彻底。从全国土地会议到1948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平分土地和初步整党工作。但在克服了右倾偏向后，也一度又出现了“左”倾偏向。整党中，对干部思想批判过火，组织处理面过宽过重；土改中，有的将地主“扫地出门”而不给留生活出路，有的给富农留坏地，甚至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划成分普遍偏高，伤害了中农利益，一些地方侵犯了工商业。
为及时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左”的错误，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重新颁布了1933年的《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上报告中对土改和整党的政策作了纲领性说明。会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各地认真进行纠偏工作。据此，各解放区自1948年初相继开始检查纠正“左”的偏向和错误，针对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对不同地区的土改和整党提出不同的要求，并逐步转入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进行结束土改工作的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
经过土改，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解放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1948年大部分地区获得丰收，有的地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共产党吸纳大批贫雇农入党，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在土改中建立了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政权系统，改造了基层政权，不仅从政治上巩固了土改的经济成果，而且加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各级干部在土改和整党中，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依靠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使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空前地革命化了，形成了一个新的升华，普遍地树立起“打蒋军、挖蒋根、跟共产党走、建立新社会”的理念和意志。毛泽东在1950年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已经在北方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一亿六千万人口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不仅激发了广大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热情，直接推进了对敌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和西柏坡精神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3．筹建统一的新中国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新的课题是如何着手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建国问题作好准备。早在中共中央工委成立之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以董必武为主任，在中共中央工委领导下，统一暂时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暂时除东北以外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工委的领导下，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2月至5月，在邯郸市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同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将华北财经会议的决议批转各地，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的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同年12月，召开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兵工建设的总方针，制定了当前兵工生产建设的布局、规划、组织管理和统一领导等措施。1947年底、1948年初，召开华北交通会议，讨论制定了交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决定建立统一的交通运输工作领导机构。1948年3月，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除晋察冀、晋冀鲁豫、西北和山东的代表外，东北也派了代表参加，讨论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等重大问题，提出了金融贸易工作既要为战争服务，又要为迎接全国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做准备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将会议通过的《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批转各遵照执行。5月，召开华北工商会议，朱德就发展工商业，加强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工委及华北财经办事处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对支援革命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统一政权的工作。石家庄解放后，纵横千里的华北平原基本获得解放。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为统一的华北解放区。经过充分准备，同年5月9日，中共中央采纳这一提议，作出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在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时成立华北联合委员会。这是基于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和为筹建统一的新中国而作出的重大决策。8月7日至19日，在石家庄举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华北人民政府自成立至1949年10月31日撤消，在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时间内，为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领导华北人民开展了空前的支前热潮。组成了东起冀东、冀中，西至太岳、晋中，北至绥远、察哈尔，南至冀鲁豫，长达二千余里的供应线。据不完全统计，支前运转物资八亿一千万斤，动员人力四千七百三十六万个日工，畜力一千六百八十一万个日工。仅晋中、绥蒙、徐州及平津四个战役，为了蓄积力量、巩固部队，发动部分地区扩军，即涌现出两万余翻身农民和千余市民参加的后备兵团。从事交通运输的职工协同成百万的农民，抢修公路四千零九十里，增修铁路三百六十里，及时修复铁道路基一千七百八十六里。同时加强河运及与兵站工作的配合，并改进了军邮及电讯设施。完成了支援全国战争的历史任务。
第二，以生产为中心，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施政方针和财政预算。同年7月召开的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检查报告的决议》，全面地提出各项生产和建设任务，要求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恢复与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贸易、合作等事业。同时，强调政府工作要面向农村，指出唯有把乡村工作做好，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使农民富裕起来，才能以粮食和原料供给城市，并帮助推销城市工业品，实现以城市为中心的任务。应当说，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这也是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国家恢复生产的基本出发点。在华北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很大成绩，新解放城市及工矿业生产大部恢复。
第三，华北人民政府的管理体制具有向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体制的过渡性，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一是，奠定了新中国财政体制的基础。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发《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确立了华北财政集中统一的财政行政方针。同月，华北财经委员会发布《华北、西北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统一的决定》，实现了两大解放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统一管理。11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和《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的布告》，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12月，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从此，财政制度实现了集中统一。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计规程、粮库制度和战勤供给制度。1949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华北财政会议，提议以华北解放区试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为基础，制定出具体方案，提交中央财政委员会审议，报请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为中国的基本财政体制。二是，为新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税务工作体制奠定了基础。在农业税方面，为适应土改后新的农村情况，1948年12月颁布《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规定采取“有免点税的比例征税的单一税制”。
1949年2月颁布《华北区农业税土地亩数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开始进行局部有重点的评产工作，废除了长期实行的统一累进税。这是解放区农业税级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建国初期农业税收制度的基础，并直接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1949年8月，又负责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税制及税收、税务机构方案。同时，对工商税、关税、货物税、烟酒税等各税种进行了整顿，使之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总的发展方针，实现了税收工作的初步规范化。三是，华北人民政府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方针，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工业、交通与军工政策，建立了面向建国需要的商业贸易政策。其发展工业的总方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机器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并区别国营、合营、私营不同性质制定了明确的公私企业政策，迅速加强国营企业生产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扶持对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凡未经法令限制之工业，均准许私人经营。这于建国初期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相一致的。在商业贸易工作中，规定国营商业中心任务是促进扶植生产，对内贸易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外贸易加强出口管理，做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同时，大力健全合作社工作的各项制度和组织机构，使各根据地长期形成的合作社组织进一步正规化。1949年3月成立了华北供销合作委员会及华北供销社总社，7月在北平成立华北合作银行。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此外，华北人民政府在科学、教育、法制建设等工作中也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确定了基本方针，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不仅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而且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四，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奠定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形式。制定政策首先照顾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而也首先得到工人、农民的支持；平津等大城市解放以后，坚决地执行依靠无产阶级并团结其他劳动人民的方针，使工农联盟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日益密切和巩固。华北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它虽然与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建立的参议会、参政会和议会等民意机关有相承关系，但在体制上却有巨大区别，如人民代表的界别比例选举制、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度、代表资格审查制度、政府报告和法律草案说明制度、代表提案制度、提案审查委员会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等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村、县（市）人民代表组织条例草案》和《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到1948年12月，华北地区共有四十多个大中城镇、九十多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华北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如董必武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而且，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广泛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初步形成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在二十七名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有八名，占近三分之一，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如蓝公武（著名教授、民主人士）担任了政府副主席，于力任人民监察院副院长。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各级政府的基本组织构架，基本上确立了新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模式，并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创建了组织基础。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确立。”
统一财政经济和统一华北解放区政权，是中共中央正确地把握战略决战和面向建设新中国的重大决策，起到了牵动战局发展、联系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转变的双重作用，为探索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做了重要的铺垫，从中也闪烁着体现历史性转折时代要求的西柏坡精神的光辉，成为西柏坡精神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
[1]
张志平主编：《西柏坡题词书法选》，香港永豪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页。
[2]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30页。
[3]
刘少奇在兴县晋绥军区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4月9日。
[4]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44页。
[5]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0~1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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