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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败退台湾
蒋介石从当牟的剿“匪”变成了被剿，个中滋味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但蒋介石不甘心国民党政府就这样从手中失落，决心同共产党来一次最后的较量。然而，历史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从南京的“总统府”到奉化溪口，再由上海到福建、广东，屡战屡败，在万般无奈，凄风苦雨中，蒋介石不得不从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
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敌人
1948年年底，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援助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他不得不在1948年12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
美国政府意识到单凭军事上支撑国民党政府已无法阻止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于是，一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玩弄“和平”阴谋，并以此保持国民党的残余力量，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以求出现“南北朝”局面；另一方面则利用某些既同美蒋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划，以期一批反动派混人革命阵营，供其利用。
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政府准备“换马”了。1948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的建议。
李宗仁、白崇棺为首的桂系也准备趁机取蒋代之。
12月下旬，国民党华中“剿总”白崇槽两度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主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李宗仁、甘介侯等明确提出五项主张：蒋介石下野；释放政治犯；言论集会自由；两军各自撤退30公里；划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各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毛泽东洞察其好。他非常清楚，无论蒋介石还是李宗仁，目的都是相同的：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治好创伤，养精蓄锐，扑灭革命力量，中华民族面临着命运的大抉择，是建立独立、统一、自由、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还是重演南北分裂的悲剧？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用了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他指出：“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固内建立无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
毛泽东在列举了蒋介石自1927年以来的种种反革命罪行后接着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元害而且可怜的样了。
为了克服革命队伍里的麻痹思想，彻底地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意味深长他讲述了一个农夫因怜惜一条冻僵的毒蛇，把救活后被咬死的故事后着重指出：“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可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一九四九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除旧迎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针对蒋介石的新上文告，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毛泽东在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南京政府愿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应当承认这八项条件。否则，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在声明的最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对在美国政府导演下蒋介石、李宗仁玩弄的这种“困兽犹斗”的花招，对国民党一方面大讲和谈，一方面加紧构筑长江防线并组建新的军队的情况，毛泽态度十分坚决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
为了不许敌人讨价还价，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但“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的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除了要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外，还要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武装进攻。对于这个重大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另一个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
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通过教育，全军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认清了敌人的和平阴谋，克服了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明确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思想，提高了执行党和各项政策的自觉性，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这一切，为向长江以南和西北各省大进军，为完成战略追击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百万雄师过大江
长江历来是用兵的险地，江面宽阔，激流滚滚。公元208年，曹操率兵20多万，从今湖北江陵顺长江而下，进至赤壁，被孙权、刘备5万人击败，伤亡惨，退回北方，之后逐渐成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自此长江被历代兵家视为“天险”。
蒋介石与他的高级将领们认为：“天险”再加上70万大军和占绝对优势的美式飞机、大炮、军舰，能够维系半壁江山。所以他们才敢于在4月20日宣布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
面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强硬派的对抗，毛泽东早已作好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准备。
1949年3月22日，蚌埠以南的弹九小村孙家圩子，显得异常热闹。从清晨起，己有几十辆吉普车驶进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乡镇。从战火硝烟中冲杀出来的解放军将领们，在解放了大批中等城市后，仍习惯于在沿交通线的乡村建立指挥部。时至中午，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全体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和二野、三野兵团司令员们及参谋人员先后到达这里。此前，中共中央军委已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的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分路突破国民党军江防。
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频频开会，需要制定有关渡江作战及渡江后作战的战略方针。部队过江后，将要分布在广阔的江南连续作战，再举行这样的高级会议实属不易。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首先听取了各兵团渡江战役的训练情况和后勤供给情况的报告。
然后，邓小平向会议报告《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他指出，“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将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总前委统一部署是：刘伯承司令员、张际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作为西突击集团，从极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从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为中集团，从极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统一指挥。邓小平和陈毅在安徽肥东县的瑶岗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渡江战役，主持全局工作。”
邓小平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都会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化成敌人全面混乱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举渡江成功。他认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应迅速合围，力求达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江防部队的目的，不使其龟缩进上海、杭州，此着是全战役的关键。西突击集团过江后，一个兵团迅速直插浙赣线，割裂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同时，作为战略预备队，做好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准备。其余两个兵团准备东进，进攻南京。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提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纲领及部署，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4月上旬，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和渡江作战的训练，陆续开到长江北岸。
条条大道上滚动着钢铁的洪流，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一眼望不到尽头。
中国的历史，将随着过江的炮声写下新的辉煌的篇章。
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这一次，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希望它成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坚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
所以，在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以后，毛泽东首先考虑的，仍是如何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定国共和平协定。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恬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王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此后，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在中华大地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大追剿的军事行动。
早在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就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要求他们对将来的渡江战役计划进行商议。
12月17日，中央军委电示：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
刘、陈北上，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随即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刘、陈、邓和总前委以主要精力筹划渡江作战。
1949年2月8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计划采取5个兵团从江阴至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陵至贵池、安庆东西等地一线展开。同时渡江的战法。二野的另两个兵团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以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渡江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底，即洪水发生之前。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定于4月10日为发起时间。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判断，美国在解放军渡江时出兵干涉的可能性较小，但又不可不防。二野、三野并肩直指东南，就是准备在必要时对付美国的干涉。渡江时间越短，消灭敌军就越多，江南解放得就越快，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来到合肥东南的瑶岗村，正式实施对渡江作战的领导，各突击集团的指挥部也同时分赴桐城、元为、泰州。
就在这时，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根据中央电报，中共代表团与他们的谈判有很大进展，南京政府有签字的可能。和谈如能成功，武装强渡改为和平渡江，那意义的重大不言而喻。为此，中央军委估计渡江时间将因此推迟半个月左右。但从部队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却十分严峻：
二野的指战员认为：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迅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渡江会变得非常困难。另外，目前部队的食物已成困难。
三野反映：4月下旬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亲自调查的情况表明：5月的长江水比
7、8月份还要大，两岸湖区均会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若行动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即使签字，也应设想敌人翻脸。
综合上述情况，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中央军委既要考虑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必须顾及渡江客观情况的严峻。
4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
（一）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卯可为限期），本（15）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15）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16）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卯可）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同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有关情况。
晚六时，毛泽东又起草致粟裕、张震的电报，指出：
为着充分准备22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
百万大军渡江作战，面临很多很大的困难，摆在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渡江部队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渡江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同时又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使即将渡江作战的部队犹如猛虎添翼。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只芽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订崎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没多久，指战员们就会了跑跳板，在船上坐得住，坐得稳。经过几十天的苦练，在预定的渡江时间前，部队完成了训练任务。陈毅高度评价这次练兵说：“这次练兵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兵，把浩浩荡荡的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军队在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但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组织一些火力队，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
设想渡江的困难一个一个地被解决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情日益紧迫。
17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
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
17日下午15时，总前委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渡江时间提前改到20日夜，整个渡江部队于20日夜至21日夜发起渡江作战。
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决定，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并强调“不得有任何改变”。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进行。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中突击集团。
19时30分，谭震林向中突击集团发出开始攻击的命令。渡江战斗正式打响了。中突击集团共有20多个团渡过长江，在安徽省无为沿线一带实施中心突破。
东突击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西突击集团总指挥刘伯承在部队渡江之时，在作战指挥室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不停地下命令并及时了解部队进展情况，计算航速、航次和渡过的兵力。
21日早晨，总前委呈报中央军委及所有参战部队，发出了第一份战报：“截至二十一日六时止，我已过江者，计有二十四军全部、二十七军全部（四个师），二十五军七个团，共二十八个团。二十四军三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
21日，中突击集团先头部队继续猛打猛冲，猛追猛击，迅速占领铜陵、顺安等地沿江南岸重地。
22日凌晨1时，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七、丸两兵团渡江胜利。
22日2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第一条渡江新闻——《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即著名的《新华社长江二十二日二时电》。这条不到两百字的消息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语言写道：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去中。
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同一大的22时，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第二条渡江新闻一、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条新闻真实报道了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壮举：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放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丸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天堑既已突破，国民党反动中心南京顿时门户洞开。23日下午，毛泽东便在双清别墅庭院内的凉亭里，读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人民日报》号外。善于捕捉时机的摄影师，当即拍取了这个富有”历史性意义的珍贵镜头。
4月24日，毛泽东又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稿，其中写道：“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己于昨日宣告灭亡。”
对解放南京，毛泽东异常兴奋，4月下旬，他还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长。
南京城一夜之间苍黄巨变。昔日的总统府、国防部大楼、行政院上空飘扬起了红旗，大街小巷传出阵阵歌声和人们的欢笑声。
南京——这座历史名城，随着蒋家王朝的灭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勇追穷寇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对渡江后的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追歼逃敌的作战行动，致电各野战军，并作了具体的布署：
第一野战军（配属第十八、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
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毛泽东还特别交待，二野在向西南进军之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
第三野战军向福建进军。
毛泽东指示第三野战军，要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毛泽东指出。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些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
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
各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进军作战计划，先后展开了向全国各个方向的大进军。
第一野战军（辖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共42万人），从1949年夏开始进军西北。进军开始后，首先解放西安，继而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了胡宗南4万余人。胡宗南退据秦岭以南地区，我第十八兵团跟踪牵制该敌。
西安解放后，第一野战军主力3个兵团分左右两路追歼向西逃窜的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连克平凉、固原、海原、天水、通渭等地。8月20日，右路第二、第十九兵团讲抵兰州城郊，21日发起兰州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
26日攻克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4万余人。与此同时，左路第一兵团于23日攻占临夏，9月5日解放西宁。至此，基本上歼灭了马步芳集团。
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一路以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9月23日和平解放银川，马鸿逵集团一部被歼灭，大部放下武器投降。另一路以第一。第二兵团追歼河西走廊之马步芳残部，连克武威、张掖。
24日，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残部在酒泉起义。
在人民解放军声威震撼之下，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在9月25、26两日，分别通电起义。
11月6日我第一兵团指挥部进占迪化（现乌鲁木齐），随后所属部队陆续人疆，新疆获得解放。
第一野战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包括投降、起义者在内），胜利地完成了解放西北五省的任务。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川黔进军。二野第五兵团等部由湘西出发，直人贵州，至28日，先后解放贵阳、思南、遵义、毕节、叙永等地。二野第三兵团及四野一部由湘西、鄂西分路出发，突破敌宋希嫌集团的防线，至28日宋希嫌集团主力和罗文广兵团大部歼灭在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于30日解放重庆。
在人民解放军猛烈打击下，胡宗南部和四川境内的其他敌军迅速向成都地区收缩。二野第三、第五兵团，分别由重庆、黔北等地向成都地区急进，迅速抢占乐山、邓来、大邑等地，截断了敌人向西逃跑的道路。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分三路自陕南、甘南地区兼程向南追击，直迫成都，协同第二野战军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
此时被围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异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敌第十六、第十五、第二十、第七和第十八兵团先后起义。
26日，我对负隅顽抗的敌第五兵团等部发起全线攻击，除少数敌人逃向西昌外，全部被歼灭。27日解放成都。
1950年1月，二野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广西人云南，在滇贵黔边纵队配合下，在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破坏云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仅李弥率万余人逃往缅甸。
2月20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4月初占领西昌。
至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作战胜利结束，历时5个多月，共歼敌93万余人，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西康4省，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妄图割据西南的迷梦。
云、贵、川、康解放后，1950年10月，二野第十八军一部进行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000余人，1951年5月，我与西藏地方当局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7至1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第三野战军的第十兵团，于1949年7月初，由嘉兴地区出发，冒酷暑向福建省进军。8月6日从闽北分两路向福州实行钳形攻击，17日解放福州市。
10月17日解放厦门。
10月24日，发起进攻金门岛的渡海作战。由于指挥上的轻敌急躁，对渡海作战的特点认识不够，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战斗准备不充分，部队登岛后，因潮落渡船搁浅，被国民党军炮火摧毁，不能返回，后续部队继续渡海，又没有后备渡船可供使用，致使登岛部队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350人）孤军苦战三昼夜，弹尽粮绝，约半数壮烈牺牲，其余因负伤或无力战斗而被俘，这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遭受的一次严重损失，也是我军渡海作战的一次严重教训。
第十兵团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行军和作战，共歼敌近10万人，解放了福建省和沿海大部分岛屿。
在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第七兵团一部进行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1950年5月，解放舟山群岛。
第四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分三路进军中南地区：
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由宜昌、沙市渡江南进。
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沿粤汉路前进。
以第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为东路军，沿湘赣边界前进。
1949年7月初，西路军第十三兵团对盘踞宜昌、沙市地区之敌宋希渡集团发起进攻，准备将敌主力诱至荆门地区予以歼灭，但敌人不战而撤往鄂西山区。由于没有截断敌之退路，仅歼敌1．5万余人。与西路军鄂西作战的同时，中路军和东路军对位于江西省上高、万载、宜春、萍乡地区之自崇德主力第三兵团发起进攻。敌人惧歼拼命向攸县、茶陵撤退。因为没有截断敌人退路，仅歼敌4000多人。
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之下，率部于8月4日起义。长沙、宁乡、湘潭等地和平解放。
针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特点和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于7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致电林彪、刘伯承，邓小平等前线指挥员：“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既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就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追至昆明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遵照毛泽东上述指示，第四野战军以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经湘西直插百色、南宁，断敌西退滇、黔道路；以东路军第十五、第四兵团首先歼灭广东敌人，解放广州，然后以第四兵团由广东大迂回广西，断敌退雷州半岛、海南岛道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合围；以中路军第十二兵团由北向南，首先歼灭湘南敌人，然后向广西推进，协同东西两路军聚歼白崇禧部于厂”西境内。
第四野战军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从9月中旬开始继续南进。
西路军由常德经沉陵向芒江挺进，至10月5日相继攻占芒江、安江等地，截断了敌人退守贵州的道路。
中路军于10月2日发起衡宝战役，至11日将白崇槽主力4个师歼灭于祁阳以北五峰山地区。
东路军进攻敌余汉谋集团，10月14日解放广州，敌主力向西南方逃窜。我第四兵团跟踪追击，于26日将敌4万余人歼灭在阳江、阳春地区。
衡宝战役之后，白崇德余部15万人，以及余汉谋残部4万人退人广西。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从11月上旬开始，兵分三路追歼残敌，至12月中旬，将逃敌17万余人歼灭在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残敌两万余人逃人越南。
中南大陆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决定迅速解放海南岛。
逃人海南岛之敌约10万人，企图依托琼州海峡长期固守，变海南岛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四野第十五兵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大部队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先以一部兵力于1950年3月5日至4月1日，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四次偷渡成功，进入五指山地区。4月16日，兵团主力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在先期渡海部队的接应下一举登岸，随即向纵深进发。经过10余大的战斗，歼敌3万余人，于5月1日全部解放海南岛。之后不久，又解放了广东沿海其它岛屿。
至此，中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共歼敌40多万人（包括起义者在内）。
在历时一年多的战略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残存于大陆的全部国民党军队，解放了16个省，争取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西藏的和平解放，迫使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由大陆逃到台湾。
全国解放战争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宣告结束。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的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便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宣布下野的当天，即乘飞机离开了南京。第二天，便回到了家乡奉化溪口——这个他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表面上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实际上则紧紧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财大权。他在溪口架设了七座无线电台，昼夜不停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国民党内部人人都知道，溪口已经取代了南京，成为溃败中的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而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
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谓“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党内发出为蒋介石引退的指示文件，要求全党：“一、总裁对于国家大计所持之立场，具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声明，全党同志应就此两项文件，悉心研讨，全力信守。二、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
1月25日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开会，安排长江的布防。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惨败，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对此，蒋介石曾有多种打算。一是将国民党军队转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同中共顽抗到底；二是将国民党撤到海南岛并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作为国民党最后的阵地；三是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存身之地，进而经营“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以及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使蒋介石最后采取了第三个方案——把国民党的落脚点定在台湾。
蒋介石首先对退守台湾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将经营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蒋介石在上海集中了40多万大军，由心腹爱将汤恩伯率领，作最后顽抗。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蒋介石十分重视福建及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在福建视察时强调：“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后来他将对福建防务不力的朱绍良撤职，让从上海逃出来的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并把在广东的嫡系胡涟部调往金门、马祖和潮汕一带，加强对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防守。
1949年4月22日，蒋介石电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朱家骅、徐永昌、吴忠信、王世杰、童冠贤、王宠惠、黄少谷、程思远等人在杭州览桥航校举行会议，针对战局发展，在军、政方面作重新部署，以决定“最后一战的全面计划”。会议决定：（一）对共产党问题，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椎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自兼主席、李宗仁副之，今后一切施政方针，须先由非常委员会讨论决定，再交政府执行，此提案获大家同意。
但时局已经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了。就在国民党的各位大员商讨“最后一战”之际，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由浙皖边境分兵人浙，5月3日杭州解放。16日三野第七兵团在浙东纵队配合下，一路东进宁波，一路经嵊县至新昌。
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蒋母墓前辞别。之后，离开奉化，乘“泰康号”兵舰，驶往上海。
4月26日上午，“泰康号”进入吴淤口，下午1时，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蒋介石在龙华机场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溉初。在会上，蒋介石要求大家坚决守住上海，这是关系党国存亡的战役。并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在美国支援下，光复全国。早在去年12月初，他见东北战事已无可挽救，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徐州淮海重兵被歼，便已有预感，一方面派宋美龄飞往美国求援，一方面命在上海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历时4个月，在上海市与郊县构成外围、主体、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电网、鹿若层数无计。工事颇现代化，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阵地后，深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称赞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4月28日，蒋介石在汤恩伯的陪同下，亲自巡视了上海市街头，以便为守卫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官兵鼓气，稳定一下上海混乱的局面。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还有大量的物资没有转移到台湾。
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在把大量的黄金抢运到台湾去后，又授意任命陈良正式担任上海市市长，令其将上海的大批机器、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弄到台湾去。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军官开座谈会，成立由各中央军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以期集结力量。下午，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发表训话，谓“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并声言：我要留在上海指挥作战，“要和上海共存亡。”“要和官兵共艰苦”。他的话虽当众说得气壮山河，但在上海，还经常在军舰上居住，并将该舰停泊在吴淤口外的洋面上。只在要召集人数众多的军事会议时，才到陆地上来，也只是偶尔宿在复兴岛上，像他那样年逾花甲的人，整日乘坐军舰，虽然便于逃走，却也使他不得不忍受风浪之苦。
正当蒋介石游戈于浙东沿海各岛，沉浸于设计未来“美好计划”时，军事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上海，自5月12日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攻击，战斗激烈，攻势凌厉。
武汉，白崇禧于5月15日逃退，旋即为解放军所占领。
西安，胡宗南部于5月20日逃离。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面前，5月23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守军总撤退。
5月25日，蒋介石父子乘“江静号”军舰离开上海。
蒋介石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了整整一个星期，于6月1日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
6月2日，蒋介石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备、军政等问题，蒋介石主要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守的重心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要重视与台湾最近的福建的防备。
6月21日上午8时，蒋介石乘“美龄号”总统专机降落在福州南郊机场。9时半，在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了临时军事会议。在听取了朱绍良、汤恩伯及一些将领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开始训话。他说：
“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间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与共军作战，但想想孙总理生前的托咐，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伏，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协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当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返回了台湾。
蒋介石到福州后不到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于8月17日攻占了福州，砍断了蒋介石的“手足”。
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
此时，蒋介石正神情黯然地呆在广州梅花村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
10月6日，解放军进占重镇曲江。大军兵分两路，直奔广州城，形成钳形夹击之势。此时，广州城内的“国府”要员们，一个个犹如惊弓之乌，惶惶不可终日。
10月10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一架又一架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载着官员们逃往重庆。一艘艘轮船沿西江向柳州驶去，车上装满了各种笨重物件。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驻了广州这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
国民党李宗仁政权由广州迁往重庆后不久，李宗仁以就医为名由桂林到了香港转机赴美。
而李宗仁并不感到难为情，他自有自己的一番说辞：
“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
11月28日，阎锡山率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
11月30日，蒋介石自重庆逃到成都。
12月7日，国民政府迁人台北。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并致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成为“成都政府的第一功臣”。12月10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10日，成都凤凰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阵阵寒风掠过枯草，苍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机场。下午2点，几辆军车保护一辆小轿车急驰而来，嘎然停在轰然作响的飞机旁。
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匆忙打开车门，又迅速地钻进了飞机。很快，专机轰鸣着冲向天空。
经过与共产党的生死相搏，蒋介石彻底败阵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就这样，蒋介石飞往台湾，永远告别了大陆，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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