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国民党举行北平和谈南京政府拒签《和平协定》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不得不提出“求和”，对其本质，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处于被动地位的蒋介石“引退”之后，李宗仁支撑着局面；北平和平谈判，南京政府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蒋介石求和备战
毛泽东无情揭露
1949年元旦，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了新年文告。这是一篇求和声明。他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蒋介石此时提出和谈要求，是因为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己成定局，国民党的统治已朝不保夕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他的武力居于优势，有正规军430万人，有着精良的武器装备，而人民解放军当时仅有120万人，并且没有什么援助，装备较差。然而，经过不到三年的战争，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长江中下游以北已基本被消灭，它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而且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不能组织系统的有效防御了。而且这100多万人的部队当中不少是新组建的，或是被歼甚至多次被歼后补充起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地方军阀的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国民党的这点残余军事力量布局十分分散：位于南、上海、芜湖、杭州地区，归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指挥的有19个军共38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归华中军政长官公暑白崇禧指挥的有12个军共23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指挥的有13个军，近20万人；还有位于青海、甘肃、宁夏地区马步芳、马鸿逢系统的3个军，约9万余人；位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广大地区的14个军，共34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不仅数量少，而且士气更是一落千丈。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荡然无存。”这种低落的士气，也反映在国民党的最高层。据合众社1949年1月22日消息：国民党政府90％的机关及平均80％的人员，已经撤离南京。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国防部长何应钦、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以及陈立夫、陈果夫、王世杰、张道藩、徐永昌、汤恩伯、胡宗南、顾祝同、微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等人的眷属，也逃至台湾。国民党海空军总司令部的一些部门和大批参谋人员也撤至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台湾建立总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4个工厂的主要装备，也运往台湾。
尽管蒋介石吹嘘其首都南京和淞沪的防卫如何巩固，实际上，他自己对京沪杭的防卫不知所措。在淮海战役行将结束的1948年底，在不到20天当中，“首都卫戍总司令”竟数易其人，开始孙连仲任总司令，后来换成陈继承，没几天又换成张镇，到12月28日，又换成胡宗南集团的整编三十八师师长张耀明。原国民党淤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被撤，换成衙州国民党绥署副主任陈大庆，不久又调换成汤恩伯。
与蒋介石军队四分五裂、全线崩溃相反，人民解放军却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士气更加旺盛，兵员和装备更加充实，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正规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余人。特别是1949年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全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统一了编制，各野战军按序数排列，纵队改称为军，旅改称为师，加强了机关、部队建设，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为向全国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及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反动统治的崩溃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
还在淮海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就承认：“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以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报告说：“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样情绪为政府中各级官员多数所共有，而在政治觉悟的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
蒋介石统治集团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在组织所谓“行宪内阁”上，充分地反映了出来。1948年5月组成的以翁文灏为首的所谓第一届“行宪内阁”，仅半年时间，到1948年11月底，在严重的军事、经济危机冲击下，翁文灏实在混不下去了，便向蒋介石辞职。翁文濒辞职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高级官员们，也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迫在眉睫，竟一反过去抢夺这个宝座的情况，无人敢于继承翁文灏的位子，蒋介石煞费苦心地张罗了近一个月，才推出孙科来继任。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想邀请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来组阁，但又一再遭到拒绝。后来，勉强组成了行政院，事隔不久，孙科内阁又总辞职，蒋介石只好拉出何应钦继任。对此，毛泽东曾在一项中共发言人的声明中指出：“国民党的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叉没有行政首脑。”毛泽东指出：“因此郑重他说起来，已经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象征的政府了。”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在1948年11月4日的一篇社论中哀叹国民党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秋”。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站到了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跟国民党走越来越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截止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知名人士、代表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已有55人。
中国共产党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在1948年，有系统地学习了在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倾向，党的总路线在全党能够贯彻执行。
在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声中，解放区面积扩展很快，解放区人口也迅速增加。据1948年12月统计，解放区的面积已扩大为26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强；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两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0％。人民解放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大大地增强了。
在经济上、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1948年高达900万亿元。为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钞票，1948年11月底，金圆券的发行数量为30亿元。但相隔不到一个月，12月的发行量就超过80亿元，到1949年3月，发行量达到190亿元，4月竟超过了51600亿元。这种金圆券，当初国民党政府曾规定每元纸币含金量为0.22217克，每元折合国民党的“法市”300万元。但实际上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不能兑现，国民党政府并以此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
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开始发行，不到10个月，发行额竟增加了65万倍。
在钞票这样无限制地增发的情况下，物价飞涨。广大人民在国民党这样空前的大搜刮，大掠夺下，更加陷入了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利，反饥饿斗争此伏彼起。以上海为例，从1948年11月4日到10日的一个星期中，就发生抢米事件近百起，至少有两万人卷人了这一抢米风潮。邮政职工在11月20日中午起罢工3小时，抗议国民党当局拒绝他们提出的改善生活的要求，12月下旬，有两万多名中小学教师宣布总罢教，要求改善待遇。
经济危机加深，还表现为工商企业倒闭，农业破产，产量下降。1948年上半年，广东400多家工厂倒闭了300余家。上海未倒闭的3000多家较大的工厂，开工率仅及平时的20％。这一时期，轻工业比抗战前约减少30％，重工业减少70％。1948年，各省农村土地荒芜的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0％到40％，农业产量1948年比1936年减少40％以上。
而在解放区，由于土地改革的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
随着解放区生产的发展，1948年12月1日，解放区原来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统一发行流通的本位市人民币，三区的！日市被逐渐！次回。这些新市发行后，信用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进一步发展了各解放区的贸易，繁荣了解放区的经济，为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提供了雄厚的财力。
就是在这土崩瓦解的形势下，蒋介石已无可奈何、不得不向他二十几年来处心积虑地要除掉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求和”了。
蒋介石新年文告中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元复他求。”并且说：“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唯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介石这些美丽词藻的实质，明白他说，就是要在确保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承认伪法统和保全国民党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这充分表明蒋介石尽管面临总崩溃的命运，仍然妄图死命地抓住国家政权这个刀把子，保全他反动的国家机器，以便继续保持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
在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同一天，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小指挥所里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庄严地宣告：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因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月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的评论《评战犯求和》，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所谓“和平条件”。评论指出蒋介石所谓和平“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就是说：“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子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评论指出：蒋介石所谓“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就是说要有助于尚未消灭的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朴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评论指出：蒋介石所谓“宪法不由我而违反”等语，就是说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反动统治的“法统不致中断”。所谓“军队有确实的保证”，就是说蒋介石剩下的一百几十万军队，务须“保证”而“确实”。蒋介石所谓“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就是说，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对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与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
针对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大言不惭他说什么“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在评论中嘲讽说：“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未。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毛泽东在评论中着重指出：蒋介石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美蒋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
蒋介石的求和声明被驳得体无完肤，更擦亮了国内人民的眼睛。正如毛泽东评论所说：“蒋介石已失了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连美联社也承认：“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
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在揭露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罪行，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两年半的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后指出：“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子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王不能维持的境地。”《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建议是虚伪的，他提出的五项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全国人民不赞成战犯们的所谓和平和反动条件。
《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们指出：“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这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
蒋介石退居幕后 李宗仁“主政”
在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和谈阴谋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继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5日，解放天津，31日，平津战役宣布结束。仅三大战役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也急速发起来。为了收拾残局，蒋介石决定让李宗仁出面与共产党讲和。
1月4日，蒋介石破例地来到李宗仁的住宅对李宗仁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但李宗仁拒不答应。不久，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又对李宗仁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竟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李宗仁表示：“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我出来讲和，共产党一定要我元条件投降！”蒋介石回答说：“你谈谈看，我做你的后盾”。这样，李宗仁就当了代总统。
1月19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邪召集国民政府各部门要员孙科、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吴忠信、张治中、邵力子等开会。他说：“毛泽东对时局声明大家想必都看见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他又说：“我决定采取第二条办法。”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在对形势作了详细分析以后，他不得不说，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会后，蒋介石飞离南京，抵达杭州。同一天，发表了“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1月22日，蒋介石回到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
蒋介石虽然宣布“引退”，但仍在幕后指挥。
蒋介石在“引退”前一个月，便对他退居幕后指挥作了周密的部署，特别在人事上作了部署。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是他的亲信，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是他的同乡，蒋介石要他们继续把持这两个重要职务。他在“引退”前三天，曾任命他的亲信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后又改为宋子文）。蒋介石在“引退”前，还命令吴国帧加快疏散上海物资，必要时加以破坏。蒋介石并授权他的特务机关“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对不受蒋介石领导者予以“制裁”。为实行这个恐怖计划，还秘密成立了14个“特派队”，由特务头子刘芳雄负责。1月19日，这个“特派队”就在上海实行大逮捕。特务机关决定，将重要的“政治犯”迁往华南，在情况紧急时予以枪杀。
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发出的《特别紧急宣传通报》中特别强调：“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
在溪口，蒋介石频繁接待各地高级将领，听取各方汇报，指挥一切，并没有象他承诺的那样“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是桂系领袖，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他一上台，迫在眉捷的问题便是与共产党和谈。
1月22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其中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钛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同一天，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
23日，白崇禧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黄启汉回到南京汇报之后，李宗仁十分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
2月13日，由颜惠庆、邵力子、章士刽、江庸四位七旬老人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前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尽管李宗仁答应国共和谈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而事实上，他却是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阻遏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目的。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在由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自上海经青岛飞抵北平的同一天，即2月14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致电北平的叶剑英等，提出了谈话的方针。电文指出：
“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
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彭真电：
“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
“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根据这一安排，傅作义、邓宝珊、颜惠庆、邵力子、章士刽、江庸于2月22
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
24日，在毛泽东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举行的非正式会谈中，双方达成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上述秘密协定达成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傅作义、邓宝珊离开了西柏坡返回北平。
李宗仁从新华社广播中听到中共愿意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从广州回到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江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中共中央于3月26日就关于举行和平谈判事宜通知南京政府：
（一）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此时，南京政府也公布了其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铡、李蒸、刘斐。
南京政府除公布了“和谈三原则”以外，又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佯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叉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同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还对国共停战协定拟订了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兔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
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问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3月29日，张治中到溪口，向蒋介石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上述“腹案”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
李间拒签《和平协定》
北平和谈破裂
1949年4月1日下午两时，南京政府代表团乘座的中央航空公司的“空中行宫号”飞机在北平降落。同来的除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工作人员共20多人。因为张治中来北平前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中国共产党方面只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代表都没有去。张治中等到北平后，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设宴招待他们。
饭后，周恩来、林伯渠两人又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一开始就严肃地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张治中解释说：蒋介石虽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达成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周恩来表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月26日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恩来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2日，按照前一天商定的办法，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林彪分别与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邵力子、李蒸、刘斐进行了个别交谈。
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在谈到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问题时，周恩来气愤他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他继说：“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行呢？”周恩来同意黄启汉3日乘代表团的专机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明白。原定在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也推迟了。
3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对他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己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周恩来要黄启汉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周恩来要黄转告他们：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并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周恩来还建议：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结果。
4月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自“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在日益诡滴的世界风云下，“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这封电报是4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时由张治中转交的。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共进午餐。张治中因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昨夜通宵未眠，辞谢而归。
同一天，毛泽东复电李宗仁，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刽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他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哩！”刘斐说：“蒋介石扫”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往；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之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备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用试探的口吻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广毛泽东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广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仅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11日至16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4月13日晨，关于国共代表团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问题，毛泽东函告周恩来：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四要页（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国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3日晨，周恩来即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并通知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谈。
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侧由双方代表分坐。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空气十分严肃。
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个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他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
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关于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他说：反动军队就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祸根。如何消灭它？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感到不会象过去国民政府所谓的裁兵，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周恩来对改编计划提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各地区的情况，分区而且分期，依照原编制、原番号、原人数，定出集中地点，开到那里去整理。第二阶段，从事分区改编。这些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时，其中士兵有老弱残废，确实需要退伍，或者愿意退伍的，都分别予以安置和回家的便利。对于军官也是一样。
关于接收问题，他说：国民政府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有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而我们反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它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
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这些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后，由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在发言中申明：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他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最后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召开第二次会议，在11时55分散会。
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电：
“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同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第二天早晨，其他代表又同中共方面代表分别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同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给他，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碟？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广周思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9时，仍在原地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
接着，周恩来把定稿的修改之点，也就是接受南京代表团方面所提修正之点，作了说明。他着重指出，在定稿所作修改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他说：文白先生和其他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形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军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政权方面则互相协商解决。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
同时，周恩来还郑重地向南京政府代表团说明了曾经讨论而不能接受的两处，那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他说：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急躁反而发生错误，招致乱子，所以我们对军队改编要分期而且分区，初期设想只能在江、浙、皖、湘、鄂、赣、陕、陇东这些地区先接收，其他地区则后一步。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后成立，或还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
在作了这些说明后，周恩来提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在协定上签字，使全国人民所热望的所关切的伟大和平事业，能在我们双方代表团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他说，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的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即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何应钦），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周恩来讲完后，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
最后，周恩来又谈到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案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会议在10时20分结束。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圃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力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政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南京代表团的会议开到午夜一点多钟。周恩来知道黄绍欢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后，尽管已是深夜了，他仍在夜晚2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同黄绍政相见，勉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黄绍政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果然，黄绍政、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德、夏威等商议，白崇德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政说：“亏难你，象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随着，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看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遵照毛泽东和朱德的命令，在邓小平担任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从20日子夜起，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在4月22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元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
周恩来知道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他向张治中表示恳切的挽留，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张治中仍再次说明他要回去“复命”的理。周恩来进一步劝导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他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在周恩来深情而坚决的劝阻下，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其他代表终于留了下来。4月25日，白崇棺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不但代表一个也没有回去，飞机却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9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她们送上飞机的。
同南京政府之间的谈判虽然破裂了，但这次和谈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对绥远、湖南和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及对国民党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对加速全国的解放，减少人民在战争中的痛若，是有利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