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七届二中全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召开的。全会讨论了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同时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
新中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还未结束，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就于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历时4个多月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73个师，达154万人。连同在此期间其他地区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82万人。这就使国民党的基本主力部队被消灭殆尽。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己成定局，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已迫在眉睫。
早在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不过，在陕北杨家沟举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时，毛泽东还是说，现在不考虑组织中央政府，要等蒋介石更困难，我们更胜利。
1948年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结束时说：“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未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也无结论……现在战争己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来
讲了。”到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建立新中国所要解决的各种基本问题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设想。1949年初，大局已定。
是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形势和任务，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决议强调，“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丸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去年九月会议已经决定。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决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一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也于2月底陆续来到西柏坡。
2月26日，毛泽东致函周恩来：“少奇修改《政策汇编》，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
3月3日，毛泽东又函告周恩来，请即将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
为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童小鹏回忆说：
“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是他在管。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考虑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我们从李家庄去西柏坡时，就要经过东柏坡的一个高炮阵地的旁边。”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会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
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候补中央委员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人员11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
在开幕会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此后，由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作了28次发言。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
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通过了关于二中全会、关于军旗问题等项决议。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
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会上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很热烈。
刘少奇在12日的发言中，围绕着城市工作和发展生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他认为，城市的接管问题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另一个是企业接收后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
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大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对于依靠工人，发展生产问题，他说：
“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他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任弼时说：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干部，那里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解决了缺乏干部的问题。
朱德在发言中说：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军队要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这也是个大转变。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将来管理生产，搞生产建设也要靠他们。
当然，在准备解放大城市时，我们深感有知识懂技术的干部太缺乏。例如，中央决定让陈毅负责将来接收上海。陈毅就在二中全会上提出，“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最头痛的”是接收，二十几个部门要配干练的干部，还要懂高等技术，“希望中央如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首先，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是进步的；虽然它的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其次，指出中国大约90％左右的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一方面，它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另一方面，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再次，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我们将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几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或者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概括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凡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
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1949年一月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民内部是民主，对敌人是独裁。他特别指出：对这个问题宣传得不够，甚至党内也有人弄不清，一听独裁就脸红，其实独裁是对敌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阶层、集团、党派。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
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他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建国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炼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惟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他指出：在外交上应注意三个区别：新民主主义阵线与帝国主义阵线的划分，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要加以利用。要宣传帝国主义不足畏惧，要认识能够自力更生，但并不拒绝外援。在对各项具体政策作出说明时，周恩来说，总的精神是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坚决禁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我们现在已摆脱了锁链，家务很大，有些事他非找我不可，我们不必急。现在经验少，将来会模出一套办法来。会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全面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精神。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子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毛泽东强调：我们进入城市，要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毛泽东说：我们心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注意国家和人民民中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中共中央移驻北平后，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这一思想的酝酿是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
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曾有一段表述。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做，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发展速度太慢，对工作会有损失。如何保证党的质量呢？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这“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
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在全会闭幕前，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共十个部分，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系统他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针对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还是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他指出：
“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
“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么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对这一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有类似的看法。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指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
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在结论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鉴于王明长期以来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专门提出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毛泽东说：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
毛泽东还谈到：
“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
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毛泽东说：“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
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接过毛泽东的话题，说：“一个月可以。”
毛泽东强调指出，“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
毛泽东还谈到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要人员的配备问题。他说：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毛泽东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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