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打狗”
决战在黑土地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国共同惊心动魄的生死大决战。这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战略大决战，是中共中央在“解放全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写下的最为辉煌、最为精彩、最为神奇的一页。三大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踌、波澜壮阔的画卷。三大战役，东北首执决战旗。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各个歼灭的”的战略，东北野战军遂“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会人、解放东北全境。三年争战，两月即见分晓。
1948年秋，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还象往常一样的平静，阳光明媚，秋风送爽。村前的滹沱河水缓缓流淌，村后的柏坡岭苍翠美丽，沿河两岸的田野里，稻谷飘香，苇波荡漾，根据地的老百姓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
唯有中央机要室和作战室里，电键声声、电话频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小土屋里彻夜灯火通明；机要参谋、作战参谋们手持电报在机要室、作战室和领袖们的土屋之间，跑出跑进，显得格外繁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打大仗了。
是的，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为了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是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先开了十一天的预备会。到会的除政治局委员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会议。13日，兼任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为此，“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他指出，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作出一个个英明决断，一份份重要文电，正由这些小土屋，穿越山川，传向各大战略区。
9月7日，东北野战军总部接到军委电令：使用主力于锦州至唐山一线，首先歼灭该线之地。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打响了战略大决战的第一枪。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呢？叶剑英做过详细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叉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凡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叉准备把东北放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叉特别有利。在放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放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
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首战辽沈的原因及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决战前夕看买力
自从1945年秋冬，10万八路军铁流出关，配合苏联红军摧毁伪满政权，收复东北失地后，便与国民党在这片黑土地上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激烈争战。东北人民解放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尤其是1947年5月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后，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秋、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近30余万人，攻克城镇74座，其中包括四平、吉林、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及战略要地，切断北宁、中长铁路，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内，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已成定势。黑土地上的最后决战就要来到了。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简称东野）。原东北民主联军各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东北军区，下属原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各军区及所辖部队；东北野战军，则是由原民主联军9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司令部和十余个独立师组成的机动作战部队。
新改称的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正、副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队称谓的改变，它标志着这支武装力量，经历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踏上了光明与胜利的坦途。
然而，在即将展开的与东北国民党军事集团作最后决战之前，这支力量还面临着许多陌生的问题。为此，东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冬季作战结束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部队的巩固与建设上。
1948年3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了＝系列会议，研究部署野战军的巩固发展与任务。会议认为，目前野战军所处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被动转到主动，从防御转向进攻，从分散转到打成一片。从前的任务是怎样把根据地搞起来站往脚。现在根据地建起来了，并且得到巩固，我军站稳了脚根，任务就转到怎样解放全东北上来。军队的转变，由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作战，由不正规到正规作战，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因此部队建设应转向“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军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并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战场，形成新式整军高潮。
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可以说，此时在黑土地上，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敢称“无敌了”。
在政治思想工作的鼓舞下，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仅越战越勇，而且愈打愈大。到1948年7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编组了二线兵团的37万人，有效地保障了野战兵团的兵源。
此外，从1948年春未到复未，东北野战军以“练好兵，打长春”为目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练兵高潮中，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步兵纵队及炮兵纵队、铁道纵队。尤其是炮兵纵队的组建，对增强东北野战军的实力是不可估量的。
时至夏未秋初，东北野战军已拥有正规军12个纵队36个师、17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及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个坦克团，共约7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3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全军拥有各种火炮2376门。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总面积的97％，人口1860万人，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具备了支持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我们再看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情况怎么样呢？东北国民党军队虽仍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计55万人的实力，其中正规军48万人。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进退维谷、固守无力的境地。
龟缩在三个战略据点内的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如此严重的局势，蒋介石焉能不心急如焚呢？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关内的局势也不乐观。
与解放军相比，国民党军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仍处于优势，但在战略地位上已转入劣势，其作战方针由“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全面防御”、“分区防御”，最后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在的“重点防御”。
国民党内外交困。这一度使蒋介石考虑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其主力撤往锦州，伺机转用华北、华中战场。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也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
顾虑重重的蒋介石未敢贸然决策。他担心此举会动摇军心，并可能导致华北乃至黄河以南局势恶化。而在东北方面，如果实行蒋的撤退计划，不仅与卫立煌把主力集中沈阳不动的策略相抵触，而且卫立煌认为，解放军已占领了锦州、沈阳问的要隘沟帮子，蒋军若出沈阳打向锦州，中间还要渡过几道河流，重武器和大部队皆难通过，况且解放军已有几道阻击阵地，稍有不慎，将全军覆没。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整训部队，伺机再出。这样，蒋介石想撤出东北也绝非易事。
封闭蒋军在关外
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无论撤与不撤，都已在我掌握之中，他们被歼灭的命运是注定的了。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早已有充分的估计，成竹在胸。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分析东北敌人动向时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
毛泽东说，如果东北野战军“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扬威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橄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建议东北人民解放军打几次大胜仗后进入大体整，准备应付敌人撤退的形势。为了防备敌之撤退，要求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
由此可见，在对付敌人撤与不撤两种可能性上，毛泽东把重心放在应防止敌人撤退上。
而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后仍决定固守东北。蒋介石说：“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据此，蒋介石认为：“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而以55万人马守这几个据点，蒋是有信心的。在他看来，解放军没有强大炮火和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于是，蒋介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其具体部署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两个军6个师又3个旅共10万人防守长春，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为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毛泽东的战略又比蒋介石棋高一筹。在提醒东野防备敌人撤退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这是对我军战略利益更加有利的宏韬大略。如果国民党将在东北的主力部队撤人华北、华中，对我军来说，虽然可以不费大力气就解放全东北，但也让敌人主力完好地转移，则对华北、华中我军作战很不利。
所以，蒋介石的决定和部署，正中毛泽东下怀，对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实施“关门打狗”，“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极为有利。
方针既定，如何实现呢？关键是选择突破口。在这一战略战术问题上，由于所处的地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较长时间内东北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存在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也充分体谅前线的实际情况，尊重前线领导人的意见，所以这一矛盾并未在根本上影响全局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防备敌人撤往关内的最好办法是把门关起来打。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南作战，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切断北宁路，堵塞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等，提出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
这是一条南下作战方针，作战重点放在北宁线。这一决策对实现“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具有决定意义。
北宁线，西自北平东到沈阳，从天津塘沽起沿渤海湾婉蜒向东伸展，全长700余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贯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命脉。敌人依靠这条铁路，不仅可使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区在兵力、物资方面相互支援，同时又可以从秦皇岛、葫芦岛得到海上援助，便于实施海陆机动。北宁线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生命线。因此，蒋介石集团始终把“确保北宁线”作为他们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切断北宁线，也就卡住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
与中央的上述考虑不同，林彪等东野领导人则主张先打长春，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是不会退的。”先打长春可解除我军南下后顾之忧。
不过，林彪亦表示，“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
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3月上旬，敌吉林守军退入长春，长春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
4月18日，林彪等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提出“对作战的根本意见”是打长春，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举行长春战役，采取围城打援手段，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援敌，如敌不敢增援，则集中主力，准备用4万人的伤亡，攻击长春，争取十天半月时间内结束战斗。
电文中认为，南下打锦州、山海关之敌，或入关作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主要是，“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线前进时，在敌目前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各城市。且大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果分兵，“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该电还希望中央令杨、罗、杨兵团出动4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并迟至5月半（东野拟在5月半攻长春）到达此地区，进行休整和尽可能配合作战。
客观上说，东北我军攻克长春的有利条件是比较多的。守敌只有10万人，新七军与第六十军存在矛盾；我军早对第六十军展开了争取工作，该军有起义可能；守敌内缺粮草，外元救兵（沈阳之敌根据卫立煌的方针就是不出兵北援），士气低落。东北野战军主力均集中于长春、四平之间，兵力雄厚，火力强（重型火炮660余门，炮药充足）；后方支援便利。不利条件，一是长春的防御工事坚固，国民党军曾吹嘘“长春防务坚冠全国”；二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尚无攻克长春这样城市的经验。
收到东野准备打长春的电报时，毛泽东等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提出：鉴于蒋介石当时决定不从东北撤走主力，而东北指挥员又认为长春之敌比较好打，东北野战军有条件攻克长春，先打长春比较先打它处要有利一些，中央军委表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同时申明，不能因此认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认为东野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
毛泽东告诫东野领导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并告知，“我们可令扬、罗、杨（已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扬、罗、杨。”
这份电报鲜明地指出这样一条基本原则：打下长春之后，东北解放军仍必须向南作战。
得到中央批准后，东北野战军立即部署对长春方向的攻坚作战，组成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原辽东军区机关为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计划以7个纵队兵力攻城，用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敌，3个纵队在沈阳附近牵制敌人，用10一15天结束战斗。
1948年5月，长春守敌郑洞国集中3个师的兵力向西北方向出击，19日占领小合隆，企图把这个方向的解放军赶走，保护大房身飞机场不受炮火威胁，以利空运，同时乘此机会抢掠粮食。
林彪当即决定乘虚而入，集中两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采取奔袭动作，包围小合隆之敌，吸引长春敌人大部来援歼灭之，进而攻击长春。
郑洞国一看形势不妙，立即将部队撤回市区。这次外围战中，解放军占领了长春西郊机场，消灭敌军两个团。这一胜利甚至使朱德总司令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主张用坑道爆破和集中炮火相结合的战法，强攻长春。
林彪等人却从这次作战中发现，敌军防御工事坚固，得出了长春不好打，不能强攻的结论。
6月上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主力仍位于长春、四平之间休整，迫使沈阳敌人增援，先歼灭援敌，后夺取长春，时间准备用两个月至4个月，秋收后再南下。
此时，毛泽东等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艰辛转战，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会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部署全国各大战场作战，在仔细分析了东野的意见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要求林彪等人“精心组织这次战役”，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忘了做好向南作战的准备工作，在攻长春期间，“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毛泽东南下“关门”的决心矢志不移。
就在东野围困长春时，关内各解放区对国民党军展开强大攻势。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东野积极行动，钳制东北敌人，使其无法人关增援。这一形势也可能迫使蒋介石为了保住黄河、长江间腹心区域，而从东北撤退。
然而，自从长春陷入重围后，驻沈阳的卫立煌不以一兵一卒增援，结果出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反被牵制在长春地区，同长春守敌形成对峙的僵局。蒋介石用一座孤城“钳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的企图，一时得逞。
这一局面，亦促使东野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如果仍集中主力继续围困长春，是不妥当的。7月20日，林、罗、刘报告中央军委：“我部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同时提出具体作战部署请中央裁定。
毛泽东在7月22日复电中再次强调，“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
毛泽东指出：“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要求林、罗、刘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向南作战的有利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
至此，经过5个多月（从1948年2月7日至7月20日）的反复商讨，东北野战军主要指挥员在东北主力是否南下作战的问题上，终于取得了同中央军委一致的认识。
有趣的是，当着东北野战军就如何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在前线指挥员与中央之间发生分歧，最终达成共识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东北将领之间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也一直争论不休，但直至被彻底消灭，亦未形成共识。
蒋介石已经明白了毛泽东“关门”的意图，非常害怕锦州被解放军袭取，一再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但是，蒋介石的属下并不理解他的心意。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一致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沈阳”。直至4月初，蒋亦未能说服卫立煌等人，只好同意保持国军在东北的现状。一个月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直至8月，卫立煌仍按兵不动，他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采取围困办法。”这一判断没错，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9月发动了攻势。
“关门打狗”解放全东北
东北野战军在南下作战问题上与中央形成共识、而南下作战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具体作战部署如何？开始，前线指挥员与中央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
7月20日，在林、罗、刘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东野准备第一步先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个城市的敌人，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进行夺取和打援战斗，同时协助杨（得志）罗（瑞卿）肃清北平以北敌人，再依照具体情况，或配合晋野部队夺取张家口和打援，肃清平绥路上敌大小据点，将傅作义在西面的力量全部打掉；或去冀东攻唐山打增援。更次一步行动还准备夺取保定和打援，尔后总的趋势继续向南或继续向西。
对东野能够确定南下作战的决心，毛泽东甚感欣慰。但在22日的复电中，除再次申明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告诫东野不要把南下的困难条件说得大多太死外，对东野的上述作战部署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希望东野“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显然持有疑义。
7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罗、刘电，明确提出新的作战计划：
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
9月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强调指出：
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五个师，津榆线上之五个师（这五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扬成武部向绥远进去，我扬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
9月7日，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
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以上表明，毛泽东已把南线作战的突破口选在锦州地区，提出了攻锦打援，中间突破，两翼机动的作战方针。
实现上述方针，毛泽东曾作过设想，从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东北野战军“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毛泽东把第一个战役称作“锦榆唐”战役。首先对锦州、唐山作战，切断东北敌军人关通道。在这个战役期间，沈阳卫立煌有可能增援锦州，东野就可以乘胜进行第二个战役，“准备去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这样，敌我两军将在锦州、沈阳问展开激战。
关于第3个战役，毛泽东没有提出具体设想。但在9月27日给林、罗、刘电中已有表示，即攻克锦州，消灭援敌后，最好是乘胜夺沈阳，占长春。如果攻锦州时，沈阳援敌不出，或途中未被消灭而退居沈阳固守，则东北野战军“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
从日后东北决战的过程看，大体循着毛泽东的设想发展，只是时间上大大提前了。
为了牵制傅作义部不使其增援东北，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杨成武部组织西进兵团，向绥远作战，至少吸引傅作义一个军西援，以利东北作战。具体确定在东北我军开始锦榆线作战时，杨成武部即攻击归绥等地。
8月3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向他们交待了“东北打，华北牵”的作战任务。据此，杨成武部决定8月21日出动，9月10日到达归绥、集宁附近。
9月5日，杨成武兵团发起绥远战役，迫使傅作义向北平、张家口抽10个师西援，达到了吸敌向西，配合东北野战军行动的目的。
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一再指示，东北野战军改变作战部署，确定了南下北宁线攻取锦榆唐的决心。
好事多磨，在南下北宁线的时间问题上，东北野战军首脑又显得迟疑不决。
按着毛泽东的意思，东北野战军应迅速南下，攻取锦榆唐。林彪等在8月8日和11日两次致电中央，先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接电后，于9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决定21日出动，要求他们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因为“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扬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12日，毛泽东再致电林、罗、刘，批评他们未按两个月前中央的指示准备好大军南下的粮食，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再次批评他们静待杨部出动而后行动的想法是错误的，希望他们尽快抓住东北敌人，不使其转移华中。
13日，林、罗、刘致电中央，承认对北宁线敌情作了错误判断，表示尽力争取早日行动，并开始了战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4日，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正式分开，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负责，随主力南下。
29日，东北野战军以林、罗、刘、谭的名义发出南下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
9月1日，东北野战军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
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东北野战军将原有的东线、西线、北线3个后勤司令部改编为5个后勤分部，倾全力保障大部队的供给。
罗荣桓亲自抓后勤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短时间内，各分部就筹集到了3000万斤小米、10余万斤大米、数百吨油料和被服，还动员了担架1.3万余副，大车3.6万余辆，组织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火线参战民19.6万人，加上后方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160万，充分显示了根据地的强大威力。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千里长线上，展开了大规模作战部署：在北宁铁路线上，以第二、第三、第四等6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及一个骑兵师的兵力”，长途奔袭，分别包围了北宁铁路线上锦州至唐山间各国民党军防守据点；在北线，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执行继续围困长春的任务，并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
战线的中段，即沈阳地区，东北野战军以第五、第六、第十等4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之国民党军。作战命令下达后，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如离弦之箭，执行长途奇袭的部队，夜行晓宿，封锁消息，分别采用铁路输送和徒步开进等运动方式，向预定战场开进。少数部队则担负战略佯动，大造声势地向长春方向前进，以迷惑敌人。事俱备，只欠东风。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提出大约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标，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这标明，大会战、大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9
月11日，正在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批准他们9月10日关于军事情况的估计及部署。即：把北宁线作战的关键放在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以便我军第一步即能歼灭兴城、绥中等五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全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援。并决定以六个纵队攻击北宁线，以五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沈间阻援。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及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分路进入锦州南北及以西地区，出击北宁线上义县至滦县一线之敌，被后来称之为“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开始了。
26日，林彪向军委报告：准备在27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计划，但建议他在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逼天津城下。
28日，林彪终于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还以一种畅快的心情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又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
毛泽东接电后也十分高兴，称赞林彪的“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至10月1日，东北野战军先后占领义县、高桥、塔山、兴中、绥中、昌黎，将范汉杰集团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封锁锦州飞机场，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
范汉杰十分惊诧：“共军来者不善！”
卫立煌百般疑惑：难道预料中的10月攻势提前了？
蒋介石极度恐慌。9月下旬，急匆匆赶至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增兵东北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拟调山东第三十九军的两个师，北平傅作义指挥的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和第九十二军的第二十一师，分别由烟台、秦皇岛、塘沽海运葫芦岛，会同据守锦西的第五十四军及暂编第六十二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十七兵团司令候镜如指挥，由锦西北上，自西往东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部署完毕，又匆匆飞往沈阳，向卫立煌兴师间罪。
原来，9月24日，蒋介石曾电召卫立煌到南京，要卫出兵沈阳解锦州之围。卫坚持他以前的观点，认为西出便危，锦州之危须由关内增兵解救。争论到最后，蒋决定空运沈阳第四十九军至锦州，但仍要求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29日，锦州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空运第四十九军计划只运了第七十九师，还差一个团便告停止。而卫亦未按蒋之要求出兵。蒋只得派顾祝同到沈阳督战，卫仍执意不从，僵持之下，廖耀湘从中斡旋，让卫答应沈阳部队遵命开始移动，以便使顾回南京禀报蒋介石卫不出兵的原因。
此次，蒋到沈阳后即单独召见卫立煌，见卫仍固执己见，愤怒异常。随即在东北“剿总”会议厅对师以上将领训话，要他们“同心同德，完成勘乱大业”，说得属下情绪激动。然最后一句：“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那么，来生再见”，却使他们腰背发凉，大有不祥之兆。
果然应了蒋介石的“谶语”，自辽西战役惨败后，他与当时听训的属下很难再见了。
既然卫立煌死不从命出兵锦州，蒋介石只好命令廖耀湘执行。
廖耀湘一直主张乘解放军攻锦时，沈阳国军自营口撤退，亦不赞成西出援锦。然而在蒋的反复劝说下，终于答应组建“西进兵团”，由新民地区南下，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然后自东向西会同“东进兵团”驰援锦州，并直接受蒋指挥。
至此，蒋介石才松了一口气，飞离沈阳。由于蒋介石组成“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计划实现，尤其是“西进兵团”兵力异常雄厚，包括5个军的11个师及3个骑兵旅，计10万余人，使锦州作战形势骤然发生变化，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一个戏剧性情节发生了。
本来，对于主力南下作战，林彪从一开始就疑虑重重，迟迟下不了决心。当时，林彪的主要顾虑是：主力部队南下，实行远距离奔袭作战，缺粮缺油，一旦出现华北傅作义与东北卫立煌两头夹击，那么，苦心经营的重装备将无法撤出战场。而失去了这些汽车、大炮和坦克，东北野战军的火力会大受影响，推迟东北决战胜利的时机。当林彪终于拍板定案，挥师南下之后，在原订的攻打锦州预案中，因锦西、葫芦岛方向敌人兵力不大，林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沈阳方向。在兵力部署上，除了集中主力准备攻锦州外，将战斗力强的第五、第六和第十纵队摆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迎击沈阳出援锦州的敌军。而在锦西、葫芦岛方向，只放了一个是年3月由冀热辽军区独立1、2、3师组建的战斗力不算太强的第十一纵。
然而，10月2日，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方向的国民党军兵力突然增至9个师，并且组成东进兵团，准备配合沈阳西出之敌，双向合击东北野战军，而眼下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部队，距锦州仅50余公里，况且两地之间有铁路、公路相联，其间无险可守。
林彪说：“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另外一个情况也是不能忽视的。
为了防备华北敌人出关增援，10月1日，林彪等致电中央，建议军委派杨、罗、耿兵团主力“直向唐山、滦县前进击敌”，牵制这一线敌军。
10月2日晨，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专列抵达郑家屯，林彪收到中央电示：因傅作义部9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希望东野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希望他们力争10天内外打下该城。
形势严峻，使东野最高领导人陷入深思，产生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夹击之忧虑。
深夜，林彪手执中央电报，在房间踱起了步子。沉思良久，唤来了机要秘书谭云鹏，口述一份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一）得到新五军及丸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同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 间。
（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园战斗歼敌5000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20天时间。
（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
示。
该电文经罗荣桓、刘亚楼圈阅后，于当晚22时由机要台以“AAAA”特急绝密电报发出。
从电文的内容看，虽然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供军委参考，但亦表明东野主要领导人攻打锦州的决心发生了动摇。
给中央军委的特急绝密电报发出约两小时，罗荣桓、刘亚楼感觉这样做不妥，一同赶至林彪处。
罗荣桓委婉地向林彪提出“应该打锦州”的意见。
林彪从椅子上站起，来回踱着步，转脸问刘亚楼：“参谋长的意见呢？”
刘亚楼回答：“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还是打锦州为好。”
林彪思考片刻，唤来机要秘书：“追回那份电报”。
秘书说：“电报已经发走了”。
3人沉默不语。最后，罗荣桓提议马上给军委补发一个电报，申明继续打锦州。并说上次的电报只是强调傅作义增援葫芦岛，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并未说死。林、刘表示同意。
于是，由罗荣桓执笔，3人边议边写，很快便向中央发出了第二份电报，重申攻锦决心和部署。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正如11月5日东北野战军关于秋季作战情况报告中所说，东野领导人曾一度因锦州作战形势变化，在打锦州问题上发生犹豫。“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然而，这足以使远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深深的不安。
3日17时和19时，毛泽东连续发出两封措词严厉的电报。在第一份电报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5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叉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叉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意犹未尽，在第二份电报里，毛泽东再次讲明了打锦州的重要意义和理由：
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10天至20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子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第二份电报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6时，毛泽东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要求林彪等坚决按照他们10月3日的攻锦部署行动，愈快愈好。并明确指示“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10月5日，林彪、罗荣桓一行从阜新换乘汽车到达锦州西北20余里的牤牛屯，设立了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
国民党十分明了锦州城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认为锦州得失，关系东北战场整个国民党军的安危。因此，自1945年11月26日强占该城后，一直以重兵把守，苦心经营。1948年3月后守城士兵达10万之众。营建了互为犄角的坚固的外围阵地和点点相联以点制面的全纵深防御体系。
经过缜密侦查，东北野战军弄清了锦州城的情况，确定了攻锦计划：第一步，扫清锦州外围据点，接近城垣；第二步，南北对进，实施向心突击。
10月9日，各参战部队开始向锦州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至13日，扫清锦州外围，占领锦州城外防御阵地及据点，并在塔山一线阻击了锦西之敌的反复冲击，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此时林彪等信心十足，向中央表示“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
10月14日，总攻开始。激战31小时，全歼锦州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人。
锦州之迅速攻克，得益于西东两线的阻击，尤其是西线塔山阻击战是锦州战役的关键。
林彪说“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了一半”。
从10月口日开始，四纵在塔山恶战六昼夜，坚守塔山阵地，阻住了由锦西增援锦州的9个师的国民党东进兵团。
锦州解放，是毛泽东为关闭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最后解放全东北下的一着好棋。连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也深为这着妙棋所折服。
范汉杰被俘后感叹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记得1945年9月4日，冀热辽曾克林部从苏军手里接管锦州。11月下旬国共两党在锦州展开激战，我为守，敌为攻，我之目的是封闭敌之通向“关外”的大门。结果虽然没有成功，但迟滞了蒋军占领
东北的进程。三年后，国共两党再战锦州，敌为守，我为攻，我之目的则是封闭敌之通往“关内”的大门，结果完全实现预期目的，数十万蒋军成了瓮中之鳖。一守一攻，一外一内，一字之差，战略意义却是同等重要。
锦州大捷使中共中央、毛泽东万分欣喜。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称赞“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此时，东北决战的最大问题圆满解决。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了中原战场，重新修改淮海战役部署，
准备发动南线决战。但也不失时机地指示林彪等，休整15天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任务，这两地乃蒋介石嫡系，不似锦州守敌多为杂牌，卫立煌不敢坐视不救，待其援锦葫时，即可歼之。
正当锦州国军危急之时，蒋介石曾偕夫人宋美龄由南京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并给范汉杰空投一手谕，“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命长春守将郑洞国赶紧突围，否则军法从事。就在蒋介石给部下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七万精粹国军”即全部被歼。
16日，蒋介石得到“锦州陷落，范汉杰下落不明”的报告，还敢呆在沈阳吗？急忙偕夫人飞回北平。
但是，蒋介石实在不甘心失败。
18日，蒋介石携杜幸明飞往沈阳，一是撤换卫立煌让杜幸明重操东北国军指挥大权；二是采纳了杜拿明的意见，以营口为后方，一部兵力守沈阳，主力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首先作好掩护营口的部署，然后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成功，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利即迅速向营口撤退。
毛泽东料事如神。18日，他致电林、罗、刘：“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东野攻长春部队，“除留凡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各纵及凡个独立师应迅速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19日，毛泽东得知郑洞国愿投降，即坚决命令林彪，停止五纵、六纵、十二纵去长春，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
其后至27日，毛泽东多次致电林彪等，一再提醒占营口，阻敌海上退路。
而实际上，蒋介石“收复锦州”的决心更坚决，他让杜幸明统一指挥葫芦岛和彰武的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夹击东北野战军，终使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点力量葬送在辽西。
随着锦州的攻克，东北人民解放军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迅速发展成一举歼灭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
锦州失陷，长春守敌突围希望彻底破灭。
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人起义，并将城防司令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交给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更使郑洞国完全处于绝境。
18日，周恩来以黄埔旧谊的情分致函郑洞国，劝告他立即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面对现实，郑洞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于21日率部放下武器，开出城外。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锦州陷落，长春失守，沈阳“孤悬关外”。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
20日，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全力向锦州攻击前进，令葫芦岛、锦西的东进兵团亦向锦州攻击；令第五十二军确实守住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
21日，廖耀湘兵团攻击黑山、大虎山人民解放军的防御阵地，企图从这里打通西进锦州和向南退却的道路。
本来，攻下锦州和解放长春后，东北野战军准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南下打葫芦岛之敌。没曾想蒋介石如此“不识时务”，督令廖耀湘兵团坚持西进。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机立断，将攻锦主力转用于围歼廖耀湘兵团，并上报军委。
19日，毛泽东在两次给林彪等的复电中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指示东野将锦葫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
于是，东野总部一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布置力量坚决阻击、迟滞南进的廖兵团，一面令攻锦主力立即回师，隐蔽地向新立屯、黑山地区急进，从两侧包围敌人。
原设伏于黑山、大虎山的阻击部队经过五天浴血奋战，胜利地阻止了廖兵团的前进。
26日，解放军各部终于完成了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在北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伤心他说：“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而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当即提笔疾书，为新华社起草了一篇新闻电讯稿。毛泽东在电讯稿中写道：
从15日至25日11天内，匪首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有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
26日，东北野战军全线出击，在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
经过两天的猛烈进攻，至28日，东北野战军全歼廖兵团的5个军共12个师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军长向凤武、邓庭笈等被俘。
30日，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见大势已去，便将指挥权交予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自己远走高飞。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被歼后，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乘胜分多路向沈阳、营口猛追疾进，于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在东北野战军攻占营口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部和一个整师乘船逃走，毛泽东深为惋惜，认为
“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9日早，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随着锦西、葫芦岛的最后解放，东北全部获得新生。战乱不断的黑土地上终于宁静了。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师，连同各特种部队及地方保安部队共47.2万人。
其辉煌战果自不必说，就其对整个解放战争来说，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它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突变。由于东北野战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一举歼敌近50万人，从而使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从战役前的365万人下降至290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早已处于优势，在数量上也由28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国民党军从长期占有的数量上的优势地位，很快地跌落到劣势地位。这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是致命的一击，引起了全国战局的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形势也就不可收拾了。”路透社记者评论说：“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败，目前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第二，它使人民解放军从此获得了一个具有雄厚工业基础，背靠苏联的战略后方，从而使解放战争后期的物资供给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第三，它使拥有百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从此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机动兵力入关作战，这对于整个战略决战和后来的战略追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东北解放的贺电中写道：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节节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100余万人，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37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至此，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力争东北的全部战略意义完全呈现出来。连英国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发表了中共占领东北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的评论。
事实正是如此。10月29日，当辽沈战役尚在进行中，傅作义为解东北之危而偷袭石家庄时，毛泽东即指示东北野战军派出两个纵队、3个独立师及一个骑兵师取捷径入关进至蓟县、三河、宝抵地区，威胁北平，调进犯石家庄之敌一部回头，最终使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计划破产。
31日，当辽沈大战胜利在即，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两个纵队即刻南下，其余休整一个月左右后，于12月上旬或中旬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协同华北我军主力歼灭傅作义。
11月16日，毛泽东又提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问题。
23日，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战尘未洗，鞍马未卸，便告别了自山黑水和关东父老，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入关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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