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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国共两党军事争战惊心动魄，中共中央、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这军事争战的背后，还有一个人们知之不多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称其为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它使蒋介石苦心经营数十牟的大后方，变成了一座时常喷发的活火山，国统区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埋葬蒋家王朝的炽热岩浆。一旦了解了这一“战场”，你会由复地发出感叹：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必败！
蒋介石“后院”起火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期待和平、民主、独立的愿望化为泡影。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当日下午，蒋介石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1947年2、3月间，国民党当局公然驱逐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的中共代表，查封重庆《新华日报》。
3月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14万人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一切皆表明，国民党彻底关死了和谈之门，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历时一年多的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原是预料中事。因为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是决不会改变的，对共产党始终是从削弱到消灭。中国共产党之所坚持和平谈判，目的是教育人民，使人民明确战争与分裂的责任，尤其使国统区的人民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以和谈虽然破裂了，中国共产党却赢得了民心，扩大了统一战线。
既然和平道路已被堵死，中共中央便确定了“孤立蒋介石，进而打倒蒋介石”的方针，重点是“打”的方针。但要使蒋孤立，在政治方面“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开辟第二条战线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使二者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使第二条战线由于党的领导，由于第一条战线的胜利不断发展壮大。
倒行逆施必自毙。挑起内战的蒋介石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全面内战爆发，蒋氏宣称以3个月，至多5个月，速战速决，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事与愿违，由于发动内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蒋氏政权即面临军事、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失却民心而迅速走向崩溃。
从军事上看，内战初起，国民党投入80％的兵力全面进攻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步步受挫。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不得不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未待多久，到1947年夏季时，这一重点进攻即被解放区军民彻底粉碎。仅一年时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国民党正规军被歼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牌部队被歼34万人，共计112万人，国民党由进攻转为防御，人民解放军则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仅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而且振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解放区军民屡战屡胜，捷报频传：蒋军屡战屡败，消息传到国统区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因而积极行动起来，向蒋介石反动政府展开斗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及其胜利，推动了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从经济上看，危机更加严重。根源在于内战、卖国和四大家族的掠夺。
为了换得“美援”打内战，蒋介石不惜将中国一切主权拍卖给美国，把中国变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许多公开与秘密的条约和协定，其中集卖国条约之大成者，是1946年11月4日的《中美商约》。条约中的30条是美国提出的，名义上是一个通商条约，实际上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特权，美国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太上皇”。中国人民把《中美商约》叫做“新二十一条”，把11月4日叫做“国耻日”。
美国在上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对中国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美国在华投资占全部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数逐年猛增。
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只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到1947年已占70％左右时肖后更达到80％）。这些企业和资本都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增加的，并不是正常的国际投资和经济交往。中国民族工商业被排挤得元立足之地，人们称美货为“美祸”。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内战之机，疯狂掠夺，聚敛财富。他们通过滥印钞票，来夺取大量黄金、白银、物资；还通过所谓“国营公司”和美蒋合营的公司等种种机构，垄断工商业，大发横财。1946年，四大家族操纵的官僚资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比重中占55％，而到1947年就上升到80％。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这样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随着内战规模步步升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纸币。1947年全年支出法市100万亿元，但收入仅30万亿元，赤字高达支出总额70％左右。
巨额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像脱疆野马般飞涨。对此，美联社上海1947年7月24日电讯曾形象地描写道：法市100元可购买的物品，1940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国民党政府对各阶层人民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无限制地增派捐税。田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工商业大量倒闭。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80％的工业体系已告瓦解，广大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
农村经济受到的打击更为惨重。农民负担的田赋成倍的增长，1947年农民平均每人要负担四斗以上的田赋，占其收获量的60一90％。缴不起赋税的农民，不是被扣押吊打，就是财产被查封拍卖，加上国民党大量抓丁拉夫，农村劳动力大大减少，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从1946年到1947年，各地又连遭灾害，更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大受摧残。1946年，农业生产较战前减少8％一12％，1947年则减少到33％一40％。在这种人祸天灾的袭击下，农民大量破产，农业生产调敝。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6年，国民党统治区饿死了约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以上。时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
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加紧经济统制挽救经济危机。1947年2月16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法令，对米、面粉、棉纱、布匹、燃料、盐、食糖、食油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制定了所谓“价格限额”。同时，又施行限制工资政策，规定公教人员和职工的工资冻结于1947年1月的生活指数标准。此外，还大量发行新的纸币即新关金券，加紧征收所得税和直接税等。其结果，更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掠夺。《经济紧急措施》实施后，一些官僚垄断资本企业乘机囤积物资，投机商人搞黑市交易，使物价继续暴涨，美元比值大幅度上升。国民党政府官僚和大资本家争相购买黄金、美钞，造成1947年的黄金、美钞抢购风潮，促使金价以更大幅度上涨。
总之，严重的经济、军事危机，使抗战胜利后的国统区人民在短时期内即由狂欢而仿惶，由访惶而焦虑，由焦虑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被推上饥饿与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斗争。
对于国统区人民的斗争，蒋介石政府唯一的政策就是血腥镇压，制造了一起起血案、惨案。如沧白堂、校场口事件，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台湾大屠杀，“五·二○”血案等，一个血案接着一个血案。仅1947年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加以逮捕的竟达6万人。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于此可见一斑。
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是，被蒋介石指责为“尽其破坏经济之能事”、“蓄意扰乱社会秩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由于“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特别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这样，就使得财政危机、经济危机之类的鬼怪，都摸不上解放区的门了。”整个解放区“面积大过五个法国，人口超过美国”，却“没有乞丐，没有失业，没有盗匪，也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这里的物价稳定，各阶层人民正走向丰衣足食。如果在日本投降以后，没有蒋介石的进攻，能够得到和平建设的机会，那么解放区的农工商业一定有更惊人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被迫进行十分激烈的自卫战争的情况下，解放区人民首先是占人口90％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日益改善，不够吃的够吃了，不吃肉的吃肉了，不够穿的够穿了，赤贫己告绝迹，大批贫农雇农升为中农富农，公营私营工商业欣欣向荣。”
为什么在同一个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有如此天壤之别？民心转向解放区，转向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建设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的希望，这一“人心向我”的大变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创造出惊人的局面。
由此，蒋介石的“后院”便时常燃烧起愤怒的烈火，蒋氏王朝陷入了炽热的火海。
中国新的民主高潮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将是促进这个新高潮到来的重要因素。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从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节节胜利，从国统区人民已经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反抗情绪中，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发展趋势的预言。
为了迎接这一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
1946年12月16日，中共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以下简称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究与经管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解放区的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立城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的工作，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地区的工作。还有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主要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工作，争取军队起义，也配合地下党进行统战工作。
中央还确定了党在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斗争的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各地不断有抗议美军暴行，抵制美货的事件发生，反美运动一触即发。
12月24日傍晚，北大女学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遭两个美国兽兵强暴。国民党为其百般遮掩，“沈崇事件”即成为全国性反美抗暴斗争的导火索。
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等学校学生1万人在北平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游
行队伍一路高呼“抗议美军暴行”、“严惩肇事美军”、“美军撤出中国”、“美军立即改变对华政策”、“维护主权独立”、“民主新中国万岁”等口号。沿途散发《一年来美军暴行录》等传单，四处张贴爱国标语，控诉美军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抗暴爱国运动刚开始，中共中央即清楚地看到这场爱国运动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十分重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
31日，中共中央指示当时还在国统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同志，组织平、津、沪、渝、蓉、昆、港、杭等城市党组织及海外华侨发动游行，声援北平学生抗暴运动。“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为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央提出斗争的要求和口号：由中国法庭审判犯罪的美国兵，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出卖军人、借款助蒋打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
国统区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上述指示，迅速行动起来，领导广大学生开展“抗暴”斗争，并把反内战斗争和反对美帝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反美反蒋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1947年元旦清晨，蒋介石发表新年演说，蝶蝶不休地告诫青年，勿将青春年华消耗于空洞元谓的政治斗争。而此时）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2000余人，正分两路上街游行，声援北平抗暴爱国运动，给蒋介石当头一棒。
此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甚至台北等城市，共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学生们围绕“美军退出中国”的主题，打出“抗议媚外外交”、“要求和平民主”的口号，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声援。
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以推动斗争向前发展。
抗暴爱国运动，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大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运动的第一炮，打击了美国助蒋内战，企图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对华政策，迫使美国政府撤退部分驻华军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卖国的面目。这次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标志着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标志着以学生运动力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己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当局不仅在军事进攻中遭到挫败，而且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为了适应国统区斗争的形势，配合解放区人民的自卫战争，1947年1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并由周恩来起草了致董必武等同志的电报，对蒋管区党的组织系统作了调整。主要是：南京局由董必武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玻两处领导的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筷、张明（刘少文）等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工作。香港分局由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管理南方工作。这个调整方案初步理顺了抗战胜利以来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局之间的关系，形成上下严密健全的组织网络，便于贯彻党中央的指示。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并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报告。这是在全国抗美反暴斗争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国统区人民下一步斗争有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党内指示及在会上的说明，以畅快。自信而坚定的语调指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充分肯定了蒋管区人民运动的伟大作用。
周恩来在报告中曾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称作“第二战场”，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提到了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他说：反美斗争，去年还不会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为许多人原来对美国有幻想。现在，学生运动和小贩运动都直接地是反美运动。群众中，从贫民、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满美国的压迫，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运动是配合自卫战争最有力的运动。
周恩来在报告中叙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征兵征粮、加捐加税、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情况后，提出一个富有远见的重要意见：在国统区内要提出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的发展。为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下一步从反美爱国运动发展到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他还指出：蒋管区乡村中自发的民变很多，稍加领导，力量就会更大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如此迅猛地发展起来，让内战初期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蒋介石毫无思想准备。他所采取的对策仍然是极端的高压，想用这种手段把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平息下去。1947年2月间，国民党当局大肆捕捉爱国学生。
针对蒋的镇压政策，中共中央适时调整方针，指示各地：“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对蒋介石的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在行动上，“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因为学生对捕人事件，有愤激的，也有畏缩的，应该顾及这种不同情绪，联合大多数学生首先向学校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
中央特别强调要适时地变换斗争策略和口号：“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斗争。
3月，蒋介石已公然驱赶仍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团人员，并加强了各种政治高压和控制。
为适应这一新变化，中央再次指示，国民党统治区域城市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并乐观地预言：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从而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潮的出现。
正当大陆上国统区人民反美反蒋斗争出现高潮时，海峡对岸的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开始了。
日本投降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国民党对台湾实行残酷统治与掠夺不到一年，田地荒芜，工厂停工。失业、粮荒、物价狂涨，使台湾人民的希望化为泡影。人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于是便团结起来进行反抗。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3人，激起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
几天之内，起义军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起义电台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暴斗争。电说：“全省同胞们！台湾自从光复以来，政治黑暗，遍地贪官污吏，国民党当局，对贪官污吏未曾惩办一人，以致贪官污吏无法无天，呼朋引类，官官相护，且武装军警与地方污吏勾结走私，以致米粮外溢，人民无谷为炊，与其饿死，不如起来斗争，以求生存！”
第二天，起义电台又在播音了：全台已经响应台北暴动，全岛人民自动掀起迅速猛烈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有些地方的警察局也参加起义，三青团也参加了人民抗暴的行列。
蒋介石闻讯大怒，遂命令武装部队对起义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并急令驻江苏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
自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0000余人，淡水河变成了血红色。
台湾人民的抗暴斗争，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共发言人说：
“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的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
与此相应，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人民革命运动在新的形势下有了进一步发展。4月24日，在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族人民，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经参议会选出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为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
新疆人民的斗争虽历尽艰难曲折，仍不屈不挠，直至和全国人民一起获得最后胜利。
国统区人民反傍蒋斗争高潮迭起
1946年底至1947年初，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彻底破产。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等项疯狂步骤。这反而表明“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己异常深刻化”。
从1947年4月开始，蒋管区物价开始了新的疯狂上涨，使蒋管区整个经济发生严重的混乱。各方消息表明，这次物价暴涨的激烈程度已超过了2月黄金美钞风潮。而且不仅是黄金美钞上涨，生活必需品皆涨，广大贫苦人民生活日趋绝望。广大学生也遭受着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国立大学学生每天的公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伙食极差。据查，学生中营养不良者众，因营养不良而致健康受损者占十分之七，因经济桔据而休学者更是难以计数。学生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中国人民牢记着鲁迅先生的警言。
“读书事小，饥饿事大”，青年学生首先发出了反饥饿的吼声。
随之，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日趋活跃，从学生要求保障学业与增加公费、公职人员要求公平配给、城市贫民的抢米风潮，到职工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虽然还是分散的，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处境日益窘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公开表示不满。各种不满情绪和分散斗争正在逐渐汇合成为一股愤怒的洪流。国民党政府突然发现：它已没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而是坐在喷薄欲发的火山顶上。
饥饿迫使千千万万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民为生存而斗争。而隆隆的炮声使人民惊醒：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在于当局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是内战使得大量财富毫无顾惜地塞进炮筒；是内战使得千百万人民遭受惨痛的毁灭；是内战使得法市象天文数字般地贬值，物价飞涨。内战不停，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停，则饥饿永远追随着人民，“吃饭问题”将永远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于是人们愤怒地呼喊：“举起我们骨瘦的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我们反对内战，我们反对饥饿”。使反内战与反饥饿运动迅速结合，造成更强大的群众运动声势。
5月初，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开展纪念“五四”，争取民主，保障人权运动。学生们悲愤地质问：“五四”二十几年了，“民主在哪里”？“科学在哪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28年前的旗帜，如今中国是否扭断了强权国贼的桎梏站立了起来？一些学生还到社会上进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民主政府的实现，制止内战的宣传活动。
在纪念“五四”宣传中，上海法学院学生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其中两人致重伤，多人被捕。学生们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支援。由此揭开了红五月斗争的序幕。
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抗暴爱国运动结束后不过4个月，第二个新的高潮又将到来。而且与抗暴运动相比，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以蒋介石的师傅陈英士命名的浙江英士大学和蒋介石自己命名的江西中正大学，以往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这次也站在了斗争前列。甚至蒋介石的党校“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员也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提出了六项关于生活的要求；它也不象抗暴运动那样带突发性，而是由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逐步准备起来的全面的政治斗争。1947年3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指示中指出：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情况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从而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潮的出现。
其时，周恩来正协助毛泽东带领中直机关转战陕北至王家湾，部署指挥西北战场幡龙镇战役。此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一六七旅70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等，与此前青化砭、羊马河战役并列，三战三捷，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势。
在两大战场均对我有利的形势下，1947年5月5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
与此同时，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以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这就为行将到来的群众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政治指导和组织领导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上海中央局决定，首先在南京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使其向全国范围内推广。
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人高举着“我们饿，上不得课，”“炮弹乎，面包乎？”的旗帜，直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反对饥饿，要求增加伙食费，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项要求。
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到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王云五理屈词穷。
这次请愿斗争获得初步胜利。16日，国民党政府被迫调整学生副食费，从24000元增至48000元。
初步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斗争意志，也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鉴于此，党组织决定乘势把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在5月20日——伪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群众中揭露美蒋互相勾结、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打电报到北平、武汉等地，请求北大、清华、武大等校同学支持南京学生的斗争；并且派人到上海、杭州联络，希望沪、杭各校在5月20日采取共同行动。
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的声援。函电雪片似地飞向南京，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学生的斗志。
18日，北大、清华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学生响亮地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
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面对汹涌高涨的学生筐动怒潮，国民政府有些惊慌失措了。蒋介石宣布要对学生运动“采取紧急之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全副武装的宪警密布南京街头。
爱国学生无所畏惧。19日晚，上海、杭州、苏州各校代表齐集南京，应邀参加五·二○大示威。
翌日，京、沪、苏、杭学生5000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学生沿途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尸等口号。游行队伍到珠江路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大批国民党宪警、特务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等突然冲入队伍进行毒打。学生重伤20余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街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五·二○”血案。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运动的发展。
5月23日，周恩来再次为中央起草给上海局《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求上海局“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学生斗争继续进行，并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庸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将五·二○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教授，纷纷举行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致函、捐款，慰问学生。正如毛泽东在同年5月30日指出的那样：“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狩面貌暴露无遗。”
在学生的抗议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同时，又在许多城市里宣布戒严，实行宵禁。5月25日，在上海封闭《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等三家民营报纸。
6月初，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组织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五·二○”群众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教育了群众，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群众，暴露并孤立了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学生群众已感疲劳，需要休整。中间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层分子对一部分学生提出的无限期罢课的主张不十分赞成。如果坚持长期罢课，或者提出其他过高的要求，将会脱离群众。为了巩固已有胜利，避免反动当局的进一步镇压，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一面复课，一面休整，开展一些分散的活动，以教育积极分子和学生群众，待机而动。
6月3日，周恩来在《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中，肯定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街上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丁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
至此，轰轰烈烈的“五·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暂告一段落。
对这场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国内外评价甚高。
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前后刊载了有关文章60余篇，真实地报道了运动的进展情况，并通过其影响远播于美、英、法、日、马来西亚等国。该报认为：“中国学生们始终是平民的代言人。他们总是发表平民所最想往而无法使自己内心呼声让人们听到和理解的东西”，“当青年人发起一场全面性运动时，他们必然有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并“迟早会取得胜利”。
当蒋介石亲自发表文告，指责学生受共党“策动”和“利用”，告诫青年“切勿为暴乱好徒所胁制与玩弄”时，《评论报》不以为然。它认为这样一个拥有大多数中国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工业家和商人参加的全国性的运动，“必定有使得这样一个运动成为可能的相当的政治或社会的背景，你不可能靠一个仅仅主观上的愿望来发起一个运动。”
针对国民党当局殴打、逮捕、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评论报》形象地指出：这“正象拧紧锅炉盖子，同时在炉底燃烧起熊熊烈火，不消说锅炉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蒋介石政府也以为，这次“学潮为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
1947年5月2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蒋介石的末路》，指出：中国近代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五四”、“五卅”和“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象今天这样指出如此悲惨和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统治者如此摇摇欲倒”。
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庄严宣告：
蒋介石已陷入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叉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事实如此，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从而形成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大好局面，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准备了必要条件。
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次数达3000次。
城市贫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迫害的广大农民，被“逼上梁山”，也纷纷起来反抗抓丁、征粮，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变运动，并发展为武装斗争。1947年国统区的形势，为这一斗争提供了充分条件。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是南线157个旅，北线70个旅，在后方的只有21个旅，兵力分散，数量少，又要对付各地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就显得后方空虚，顾此失彼，捉襟见时。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没有正规军，东南各省更是如此。蒋介石政府在前线不断失利，有些地方连保安团也被抽赴前线。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会愈艰难，不论城市乡村，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要求将会高涨。这是推动和发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有利时机。
1947年3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致刘晓转曾镜冰、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已经完全具备。为了有利于群众斗争，“斗争的口号应多从为人民生存着想，在斗争形式和组织上，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据此，上海局、香港分局分别向华南、西南以及江浙地区党组织作了部署，各省区选择有一定群众斗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首先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并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外发展，以点带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提供可靠的基础。
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不仅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对，而且也使国民党内具有正义感的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将士怨恨。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揩、王昆仑等，于1947年12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们当时虽不再握有兵权，但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又广泛联系团结着遭蒋介石排挤打击的、曾在军政界担任过要职的、又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很大的反蒋力量。如冯玉祥、陈铭枢、陈绍宽、朱蕴山等人，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或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搞得蒋介石十分头痛。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1947年有400多个中训团将官到南京中山墓地哭陵。黄埔一期生黄鹤将军任哭陵总指挥。黄鹤在中山墓地痛哭：“今天我们不是谒陵，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三哭！现在我们的政府对我们1000多个将官不加理睬，简直要断绝我们的生路，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要求活着的时候有一碗饭吃，死的时候要一块板！”
黄鹤哭说完以后，便领大家到陵前献祭、诵读祭文。当读至“今白骨成狱，碧血为渊；婆妇夜位，羁魂不昧……念及先烈之血迹未干，遗族之孤寡谁矜？成仁者固死得其所，成功者也应返归故里……”大家放声大哭。最后，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
在庞大的哭陵队伍中，还有国民党第十军第一九○师副师长陈天民的太太和5个孩子。陈天民于5月1日患肺病去逝。他在长沙会战时有战功，死后4天却元钱买棺掩埋，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6000元办理后事。可是，物价暴涨，买一担米就得费资50万元，每人6000无只能是杯水车薪了。当黄指挥官介绍给全体学员时，全体大恸，泣不成声。
哭陵队伍中还有·一位叫奚泽的老华侨，同盟会员，53岁，早年是华侨富商，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曾变卖家产捐献革命。如今年老体衰，家境窘迫，甚至举家挨饿，夫人不别而行，留书“今生不能见面了”而自杀。奚泽不堪刺激，于哭陵时当场晕厥。
上述情形，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向蒋的汇报，却没有引起蒋的丝毫内疚与反省，反愤然道：“我现在正倒霉，他们却为了什么生活给找出难题，不以党国利益为重，真叫人生气！”
陈布雷暗自叹息，颓然而去。
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全面进攻失败，重点进攻输得更惨，一年时间（1946年7月一1947年6月）即被共军吃掉97个半旅的正规军。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向他的心脏插了一把刀子。后方经济又是一片混乱，民怨沸腾。当此内忧外患之时属下竞不与他“同舟共济”，反给他出难题，能不气吗？
蒋介石这口气还未平下，秘书又送来一束卷宗。报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在外面批评政府，说当今国民党是独裁专政，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
蒋介石一看就火冒三丈。“这简直反了，我一定重办！重办！”立即又让秘书把陈布雷叫来吼道：“你看看卷宗！李济深太不象话了，他违犯党纪，反抗中央，应该开除他党籍，送交中央监察会议处理！”
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劝道：这样一来不正中了李济深的话了？”你不加追究，反而显得你宽容大度，讲究民主。”
蒋介石唉声叹气不再言语。
其时，陈果夫又来求见。他刚接到旧金山出版的一份《世界日报》，上有一篇冯玉祥写的《国是声明》，拿来给蒋介石过目。
蒋懒得去看，要陈果夫念给他听。当听到冯玉祥说他是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后尘，不会有好结果，劝他悬崖勒马，还提出停战议和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八项建议时，蒋介石满脸涨红。他强耐着怒火说：“如今党国有难，一些党国元老，不但不与我同心协力，反而和共党勾结在一起，专拆我的台，使我内外受敌，照此下去，前途危殆！”
可见，蒋介石已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
尽管如此，蒋介石尚困兽犹斗。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更加疯狂地镇压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颁布《勘乱动员令》。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征发人力物力财力，继续进行内战；另一方面大肆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志士。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不再提反内战口号，而是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次又一次掀起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浪潮。
1947年10月，浙江伪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并将其残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于子三事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迫害”学生运动。国际学联得知“于子三事件”后，立即发来电报，表示“愿尽一切力量支援中国学生的英勇斗争”。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工学院校长丁文渊借口整顿校纪，无故开除学运骨干，禁止学生自治会一切活动。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上海学生的愤慨，引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200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血腥镇压以同济工学院为主体的4000余名赤手空拳的学生，制造“一·二九”血案，更激起了全国广大学生及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公愤，纷纷举行“反迫害、争自由、支持同济、营救被捕同学”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解散同济的企图，释放了被捕学生。
1948年4月初，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等十所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总罢课，各校还分别成立“保卫华北学联”机构，进行“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与北平各大学的教职员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致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相结合，汇聚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
同年5、6月间，以学生为先导形成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运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急呼：“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国民党政府）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民主党派和许多元党派民主人士也日益走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1947年10月7日，民盟中央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在西安被暗杀；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明令取缔”。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布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宣布解散时，毛泽东即适时地提出：“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民主人士的行动没有使共产党失望。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会议重新确定了民盟的政治路线，决心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集团而斗争，表示积极地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这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革命的立场上实行联合。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其行动纲领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也明确地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它们中有些领导人秘密由上海到达香港，继续反蒋斗争。有些人则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积极支持民主运动。1948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4月23日，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会合。5月27日毛泽东也由阜平县花山村移驻西柏坡。五大书记聚集，一面谋划大决战，一面规划新中国的蓝图。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还在香港等地就召集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提出许多积极的意见。
9月，决战在即。西柏坡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但是仍未放松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为使各方民主人士在1948年冬至1949春顺利进入解放区，一封封电报、指示飞越山川，由西柏坡传向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和东北等解放区。
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各路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1949年1月23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仅是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经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政治上彻底孤立的国民党统治者，已经无法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适时调整斗争策略 里应外合迎解放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大变化，战争已经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
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二年，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52万人，此时能够分布在第一线的兵力仅170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弱，分别被人民解放军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广大后方地区，只有正规军23万人，被日益活跃的人民游击队籍制，加之又分出一部分兵力用于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已没有机动兵力了。
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加重。
经历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觉悟空前提高，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迅速觉醒，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进激化。副总统“李宗仁”企图伺机取代蒋介石的“总统”职位；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统区的经济更是急剧走向崩溃。1948年，上海3000余家工厂，开工率仅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四分之一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纸币发行，不仅飞涨，而且狂涨、暴涨，达到天文数字。如1948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4345656亿元，当月财政收入仅有支出的5％，以至于印钞厂竟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钞票。到1948年8月21日，法市发行额由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至6636946亿元。
一直倾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的美国政府，见其溃败已成定局，在“有限援助”的政策下，也不那么积极援蒋了。蒋介石在经济上失去了后台。
在这种情势下，为了挽救经济崩溃，蒋介石决定“改革”经济。
194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司徒雷登的帮助下，抛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实行“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实行《经济紧急处置方案》。据该《方案》规定，从8月20日起，废止自1935年开始发行的法市，另发行“金圆券”，以1元金圆券对300万元法市的比价收兑法市，强迫人民把所持金、银、外币一律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将其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
蒋介石寄希望于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成功，以得到经济状况的好转，从而将内战继续打下去。因此把这一重任交给其长子蒋经国。于是出现世人皆知的蒋大公子上海“打虎”的闹剧。按理说，蒋经国还是干出了一番成绩的。一月之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亿元；打击了一些好商、污吏、腐恶势力，其中包括孔祥熙的公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然而，上述“辉煌”战绩，在整个即将崩溃的经济形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国民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上海，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679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便如同刚被废止的法市一样成了废纸。
“金圆券”、法市大贬值，坑苦了广大百姓。如果说他们手里的100无法市，1948年能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则只能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手握一堆废纸，老百姓呼天不应，拜地不灵，陷于空前绝望。
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彻底失败，把挽救国民党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淹没了，经济陷入彻底崩溃的绝境，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扫除净尽。“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同国民党正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发展到280万人，且后方稳定，兵力能完全集中于第一线。解放区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人，支持战争的力量增强。在南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到1948年秋已达4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治。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相继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19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5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税部队基本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得到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指日可待。对蒋介石政权己彻底绝望的国统区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并以积极的反蒋行动，期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
越临近灭亡，越要作垂死挣扎，这是一切反动势力临死前的规律。蒋介石回天乏术，又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除绞尽脑汁泡制一个个军事方案，力图挽救军事败势外，还以更残暴的手段“巩固后方”。1948年8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特别刑事法庭”，搞特种刑事检举，实行大逮捕，对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进一步升级。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处境险恶。国统区处在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时期。
而对人民解放战争来说，则已看到黎明的曙光。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以往的经验，革命队伍里最容易犯“左”的急性病，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敌人的力量，盲目乐观。如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此时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急于提出过高的口号，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那就必然会“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
因此，正在西柏坡帮助毛泽东谋划大决战的周恩来认为，有必要提醒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于1948年8月22日起草了《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非到大兵压境与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他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至于蒋管区城市中党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认为“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
同年9月，上海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上海地区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
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直接配合解放军渡注作战与城市接管。
由于适时改变了斗争策略，取得了好的效果。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两万人为骨干，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配合解放军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光荣任务。许多大城市在解放前夕，也由于执行了这个方针，才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镇压，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和国家财产兔受严重损失。不仅有力地配合人民军队解放并接管这些城市，并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一批重要力量。
在三大战役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动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
对这场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因为他们害怕革命的发展危及自身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色彩。原来主张“中间路线”的分子，也企图在和谈中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
对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予以彻底揭露，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响亮口号。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八项条件基础上愿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谈判的声明，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1949年1月12日，己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中共声明的坚决支持。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月5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对于各大城市，首先是长江流域各大城市，应该有准备地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要求完全实行中共的八项条件，按照北平办法和平解决。
国统区人民对于国民党的“全面和平”已毫无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怎样才能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在反动派暴政下安全地生存下来。据此，国统区党组织提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储粮应变，争取生存，争取真和平”的口号，结合群众切身利益，开展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阴谋，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
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同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血腥镇压，死学生两人，伤100余人，造成“四·一”惨案。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的真面目。同时也再一次告诫人民，要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只有坚决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四·一”惨案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国统区人民用召开追悼死难同学大会，举行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受难同学家属等方式，支援南京学生的斗争。
4月20日，南京政府终于向国人表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撕下了和平的伪装。
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100万雄师抢渡长江，开始了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伟大进军。国统区人民的斗争更加直接地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和城市接管。
国民党在掀起假“和平”运动的同时，即已做好了“应变”的准备。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下令组织“应变”，发给公职人员应变费，将行政院南迁广州，京沪一带重要工厂迁往台湾和华南等地。并部署“在必要时坚决实行破坏政策，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部署，国统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保护城市完整的斗争。
2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应变”口号，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护厂护校及发放应变米的斗争。
8日，上海铁路局戚墅堰铁路机车厂工人首先提出发给每人应变米两石、家属疏散费食米五石等五项要求。京沪、沪杭路局职工相继响应。9日，列车全部停驶，两路交通中断。路局被迫于16日同意工人要求。此后，上海公交、纺织、市政、机器、邮电等各行各业工人以及银行职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等纷纷起来开展各种形势的“应变”斗争。
随着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国民党加快了拆迁机器设备，劫掠资财步伐。国民党行政院接连发出火速将上海等地黄金、自银、外币运往台湾的电令。
上海等地地下党组织把“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护校斗争与广大群众自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等群众性口号，使斗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1949年1月27日，上海装载1000余箱国民党中央银行重要卷宗账册的轮船，在开往台湾途中经舟山海面时沉没，押运人员罹难。金融业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事件，开展“反迁移、反逃跑”的群众斗争。中国银行职工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行方将资产、案卷、帐册和库存金银移交国民党中央银行。海关职工在“保护关产完整”的口号下，进行武装护关。
当国民党企图将上海的交大、同济医学院迁到台湾时，交大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应变委员会”，进行反搬迁护校斗争。同济大学将工学院、理学院的图书、仪器设备分散转移保存下来。
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是工人的护厂斗争。在上海，各厂都建立了护厂队、纠察队或巡查队。上海江南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是敌人破坏重点目标之一，该厂地下党支部领导1000名工人纠察队，团结全体职工与敌人展开斗争。他们把26000多张图纸和英美造船造军舰的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敌人炸船坞前，工人们将船坞注满水，减少了破坏程度；当敌人强迫工人在车间里放置炸药，在旁边埋汽油桶时，工人们将汽油换成了自来水；当敌人逼着工人拆卸机器装船时，工人们“偷梁换柱”，将废铁。旧机器装进船舱，使轮机车间100多台机床完好地保存下来。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等机构纷纷南逃。在中共南京市委策反下，南京大校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官兵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撤退工作。
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结束。
5月12日，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败退市区，进占重要工厂，准备实施其破坏城市计划。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护厂斗争，防止敌人破坏，并对敌军进行瓦解工作。要求水。电、煤气、电话、交通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党员和职工力争在上海解放过程中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在上海人民的积极配合下，27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
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人民解放战争以直接的配合。因此，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功不可没。它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反美抗暴斗争促使驻华美军撤退及美对华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五·二○”运动则为中共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直接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的一线兵力。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学生、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成为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的基本力量。
第二条战线的巨大功绩，将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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