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九月会议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正式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要求全党全军努力克服无纪律无组织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九月会议讨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问题，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简称“中央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中央九月会议是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即将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自从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以来，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尽管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并得到美国的全面支持，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总计歼敌26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央九月会议前夕，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对我更加有利的重大变化。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且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元几。在国民党营垒内部，由于战争连连失利，政治腐败，互相倾轧，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危机更加严重，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更加不得人心。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比1缩小到1.3比1。虽然在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上我军仍属劣势，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大大超过敌军，战斗力大为增强。各大解放区日益巩固、发展、壮大，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已达1.6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党领导大约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努力发展生产，踊跃参军支前。解放区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我党七大路线正确，全党更加团结。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中央九月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会前，从8月28日至9月7日，由毛泽东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草拟文件，为会议作准备。
正式会议于9月8日下午3时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由刘少奇主持，听取毛泽东的报告。9月9日至13日，与会同志讨论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会议文件，最后由毛泽东作会议结论。
这次会议原计划开3天，实际开了6天。出席中央九月会议共31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10人：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腾代远、薄一波；候补中央委员4人：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10人：罗迈（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当时物质条件较差，开会时，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就在这里就餐。由于形势一派大好，大家心情都非常舒畅。
毛泽东的报告分八个部分：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财经统一问题；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加强纪律性；关于社会经济问题。
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
军事工作是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大家对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和发展的前途作了商讨和部署。
党中央对战局发展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曾估计，以后与国民党的战争有大打、中打、小打三个前途。实际的结果是仗越打越大。
我军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取得了歼敌112万人的辉煌战绩。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他说：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就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中共中央东移西柏坡途中，毛泽东在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谈了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当战争进入第三年（1948年7月）以后，形势更加明朗，党中央对国民党斗争的通盘计划已经成熟。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对作战方式的转变，毛泽东继续说：
“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
对建军500万和消灭敌人500个旅，毛泽东作了解释。他说：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的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只要一个月交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
“这种估计，是稳健的、谨慎的、实际的估计，木是冒险的估计，有过去两年做根据。过去这两年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现在虽然在军队数目上，我们还比较少，但把各方面的优劣总算起来，特别是我军士气旺盛，是国民党万万比不上的；总算起来，现在已是大体平，并过渡到超过它。敌现已处于被动，我己取得主动了。”
周恩来也认为，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
为了实现这一军事目标，周恩来详细地报告了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朱德富有远见地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
周恩来还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的任务。他强调，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他谈到军队后勤工作同地方财经工作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地方财经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送到供应，但又要力求节省，这两方面都应照顾，而且要求前线缴获归公，如此求得后勤和财经结合起来。
朱德认为，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
任弼时也认为，“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他说：“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军事胜利是决定性环节，可以在党内、在人民面前宣布毛主席的估计和计划，以兴奋、鼓舞人民群众。
加强纪律性 健全党内民主主活制度
中央九月会议高度重视并认真讨论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在要求全党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又强调扩大和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认为这是完成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两个不可缺一的相辅相成的重要环节。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处于敌人分割和游击战争环境之下，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组织和军事机关保持很大的自治权，这对于发挥各地党组织和军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和元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而且这些错误倾向比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发展，损害了革命事业。
毛泽东指出，没有加强纪律性，克服无政府状态这一条，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他说，“现在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
任弼时强调，加强纪律性，是部队正规化、集中力量作战和地区统一后发展生产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能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煮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明确地指出，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但养成纪律是有条件的。“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人掌握住政策，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以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遵守纪律，强调集中统一，是否会削弱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任弼时回答说：“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
会议认为，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错误倾向，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中，加强纪律性极端重要，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一环；而加强纪律性与发展党内民主又是相连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上级、在区党委、在党的高级干部。薄一波发言认为，加强纪律性是个战略性的问题，全党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毛泽东提出，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全党全军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以团结全国人民，迅速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会议同时指出，在我们党内，由于战争环境或处在地下状况，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党的七大党章规定了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后，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变。同时，为了适应过去的特殊环境和斗争的需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不能不有所限制。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中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党内某些错误的主张和不正派的宗派主义作风和无纪律状态，得以暗中流传和滋长，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许多损失。会议认为，革命不久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形势需要而且也有条件改变为过去时期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状况，以提高党的政治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一个候补中委，见了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说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
任弼时说，战争期间，特别是直接作战的区域，要求集中，强调一元化领导，这是对的，“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他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
针对存在着的党员对直接领导有意见不敢越级反映、群众中出现“小广播”的现象，任弼时指出：“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他认为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质是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不能公开在会上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用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会议还专门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在政治上，九月会议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
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个提法的由来。他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九二七年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发展生产和统一财经的方针
关于经济工作，九月会议突出强调了发展生产和财经统一的问题。
“生产长一寸”的提法，在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曾进行过讨论，这次会议又重新提了出来。
会议认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
任弼时说：“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
为了保障军队向前进，任弼时提出，老解放区要搞好生产，“在不伤元气太甚的条件下多努一把力，多下一点本钱。”“中原地区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好在第四年第五年战争中支援向江南进军的部队，成为他们的后方。”
会议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约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约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财经统一的问题。他说：“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政策
鉴于中国革命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将要面临着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中央九月会议对构成新民主主义的形态、基本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探索。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来了，但我党具体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是从中央九月会议开始的。
会议之前，刘少奇曾撰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对解放区及将来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他就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中间，毛泽东还有多次插话。
刘少奇首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
关于国家经济，刘少奇说，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整个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机关生产有许多可以归人合作社经济的范畴，又有许多是国营企业的组成部分，基本上机关生产可以属于国营经济一类的。
毛泽东提出，这一部分按企业讲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按政权性质讲，按政权的政策性质讲，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决定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小生产者合作的工农民主专政。关于社会主义成分问题过去是有所考虑的，现在东北有8000多公里铁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手里，政权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就提出来了。二七社论中已讲了这个问题，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点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文化中有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列主义，但是国民教育方针、小学课本，不是共产主义的，演剧不是演打倒资本家，而是演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
关于合作社经济，刘少奇提出，现在要系统地建设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质的、消费的、运销的，下层是农业变工合作，合作社还可以开办一些工厂和作坊。所以，合作社经济要分别看。象这样系统地搞起来的合作社发展起来，有很大的财产，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领导之下，甚至于有50％以上的资金是国家投资，其方向是照顾劳动人民的，这种合作杜，社会主义性质就多了。
毛泽东插话：“合作社既有退股自由，股票可以转让，就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它是两重性的，小生产者加入了合作社，就带有两重性了。”
刘少奇接着分析说，合作社发展起来，搞了工厂、煤矿、汽车等类的财产，那么，社员退股就不能影响到合作社了，这种合作社的财产就是社会主义的了。还有J种合作社，是在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如变工互助组，它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其等价交换的原则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它已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萌芽，集体农场的萌芽。所以，这种合作社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但已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关于私营经济，刘少奇认为，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其中有的是资本家的，有的是小生产者的。资本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者在国家帮助他以机器的条件下，可以走向合作，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的发展，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但小生产者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
在对经济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及有关的政策问题。
刘少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就已结合起来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自然，就全国来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还未打倒，今天主要的矛盾还是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被这第一个矛盾掩盖着。等到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取得上海和内地省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解决，民主革命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封建势力没有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官僚资本也没有了，人民与这些东西的对立和矛盾也就没有了，这时候，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就解放区来说，今天对外还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其它因素除外，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列宁讲过，二月革命后的斗争性质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如犯重大错误，还是可以失败的。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
毛泽东指出，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现在还要联合它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联合发展生产，所以是又联合又斗争，斗争是限制它不利于我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
刘少奇接着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对此，毛泽东认为，这就要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刘少奇认为，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如何去团结他们？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
在谈到竞争之后，毛泽东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
刘少奇也提出，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但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发生矛盾。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但是，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预测，到底何时采取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
周恩来也谈到了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有三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加以区别：一是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的区别，前者是打倒，后者是合作的；二是资产阶级和独立小生产者的区别，不要混在一起反；三是工业与商业的区别，要分别垄断性、投机性的和人民生计所需要的，有了这些区别，并对性质有个分析性的认识，政策就出来了。这些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是受限制的，在人民政权的节制之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之下保留资本主义，这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节制方式是多样的，包括群众的、工会的、法律的、税收的、金融的等等。这样，政策就不致发生摇摆。
中央九月会议认为，提出上述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研究，对于避免在新情况下、新问题上又糊涂起来，犯“左”的或有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说，少奇同志讲的这些观点，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可作宣传。至于经济性质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克服困雄迎接胜利
九月会议对革命胜利提前到来和可能出现的困难作了一定的估计。
刘少奇提出，从第三年起，这两三年内，可能有一种突然事变，对国民党蒋介石不利的突然事变，如西安事变之类，而不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对我们不利的。自卫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有起义的，中期少些，后期可能多的。歼敌500个旅，不一定是那样平均的，每年100个旅，可能后面更快些。我们的计划不摆在这上面，但可以力争，争取缩短痛苦，早日胜利。自然，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多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圆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
周恩来也认为，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
但同时，九月会议也充分地估计了可能出现的意外困难。
毛泽东分析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他认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毛泽东还认为，来一个大旱灾，也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
他还设想了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等情况。
他特别提出，如果李宗仁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也是困难。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也可以对付。他说：“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
毛泽东提出，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九月会议还就国际形势，教育问题，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问题，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10日，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会议的情况。
在中央九月会议规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战争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了。从1948年9月至 1949年1月，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的伟大战略决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1月初，继济南战役之后，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据此，毛泽东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他在11月11日为祝贺辽沈战役胜利的电报中指出：“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后来的时局发展和战争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个预见的正确性，同时也完全证明了刘少奇、周恩来关于解放战争有可能提前胜利的科学分析。
九月会议对于中国新主主义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途经问题的讨论，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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