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调整南线战略大战豫东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毛泽东即有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进行外线作战的设想；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时，中央开始筹划粟裕部渡江南下；后来毛泽东果断采纳了粟裕暂缓渡江的建议，及时调整南线战略，由此拉开了豫东三战的序幕。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经过临县、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五台山，翻越太行山，历时20天，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粥时等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出访苏联继续在城南庄留住，并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准备。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提出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议题：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在今冬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减小地方权力的问题；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要他们在西柏坡先作讨论。
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的口号，并于4月30日颁布。
会议讨论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的问题。毛泽东分析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元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会议讨论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问题。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使人民负担适当减轻，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会议还强调了反对元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毛泽东在城南庄会议上的战略性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讨论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对南线作战方针作了重大调整。
为渡江南下毛泽东几番筹划
南线作战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南线作战方针也随着战局的发展进行着变化和调整。
1946年6月，蒋介石以30万之众的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毛泽东一方面部署中原军区主力西进转移，另一方面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山东野战军主力、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路，再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大踏步挺进的作战计划。然而，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华中野战军领导人粟裕等致电中央，陈述苏中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为此，7月4日和13日，毛泽东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的电报，指出：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凡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并提出，“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前述南线作战方针的重要修改。根据调整后的作战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已经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此时，毛泽东对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勾画，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在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考虑，这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在与蒋介石决裂以后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然而，何时开始外线作战，取决于战争初期敌我力量的较量。战争开始以后的实践，使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在这一军事思想指导下，自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南线战场在陈毅、粟裕的直接指挥下，连续取得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盂良崮战役的重大胜利。到1947年6月，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2万人。尽管敌军人数仍多于我军，但双方在战场上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我军已经优于敌军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线之广和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由南线作战开始并作为战略重心。6月30日夜，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分别从8个渡口渡河，突破了敌人的黄河防线。发动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6万余人，继而于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随后通过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于8月下旬，进入长江北边的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8月下旬，陈谢大军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9月上中旬，陈粟大军在鲁西南歼敌一个整编师，接着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三路大军的外线作战，胜利完成了创建、巩固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对此，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三路野战大军渡河南下，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丸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在人民解放军开辟中原战场的过程中，9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正式提出了“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4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或。”“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三路大军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人民解放军实施外线作战的第一步。早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时候，毛泽东就同时谋划由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是叶飞、陶勇）渡过长江，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中作了如下部署：“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坟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王两个月时问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到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根据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承（丞）、曾山前往主持。”
中央军委这一设想因刘邓大军力量不足，需陈、粟部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而未能实现。
在三路大军采取大规模的南线行动之后，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1948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计有34个整编师，仍占有一定的优势。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缓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大别山区的刘邓军队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战略部署的重点放在大别山区，就是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在元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可以说，此时的中原战局，国共两军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僵持局面，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的形势，是党中央急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948年1月7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陈毅本来是去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的，但因风雪所阻到达中央时，会议已经结束了。见了从前线回来的陈毅，毛泽东很高兴，他先让陈毅看看文件，并很风趣地对陈毅说：“有空我们再详谈，一天谈不完两天、三天，白天谈不完可以来个通宵达旦；冷了烤火，还可以吃辣椒，四川人、湖南人都是不怕辣的！”在杨家沟，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比较集中地商讨了战略进攻以来的形势和如何打破中原僵持局面的问题。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刘邓、粟裕和陈谢，提出了南线3个月行动的方针：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歼灭战之阶段”；陈粟、陈谢两军在休整后，二、三、四三个月，“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的大别山斗争。毛泽东还考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七、九两纵队，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自胶济线向苏北出动，在“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这是第一方案。
毛泽东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井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他考虑的是，依照这一方案，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能否改变中原局面。于是，毛泽东又自然地想到由粟裕率军过江的问题。这一设想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同意。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粟裕的电报，提出了由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为司令员的一、六、四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的三个方案：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3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秋季再行渡江。毛泽东比较了三种方案的优劣，请粟裕“熟筹见复”。毛泽东认为，三纵队渡江以后，势必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个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他还就粟军行动作了具体安排：“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姊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河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这是实施战略进攻，进一步向外线出击的重要决策，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勾画的战略意图相吻合，也是打破中原僵局的第二方案。2月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取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同意刘、邓的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显然，毛泽东要粟裕率军南渡长江的决心已定。陈毅曾赋诗一首，对中央的决策作了描述，抒发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情怀：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令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裕直陈熟见 党中央改变决策
接到中央的电报，粟裕深感中央决策的重大。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带领3个纵队北渡黄河，于3月26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同时，为准备渡江，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这期间，粟裕集中精力，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权衡了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从而形成了3个纵队先不过江，而在中原作战的基本思路。对此，粟裕有以下回忆：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的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我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5000多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第二，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4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变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共10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定敌人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3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3个至5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3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的想法是成熟的，其构想有充分的依据。然而，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中央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粟裕还担心自己看问题若有局限性，提出不同看法会动摇统帅部的决心。但是，他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他认为，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此时，陈毅刚刚从中央来到催阳，陈毅回来是向华东野战军进行渡江战前动员的。粟裕先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毅作了汇报，征得了陈毅的同意。4月16日，他又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4月18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3000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分析了华野3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和华野主力，依托后方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他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之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早在3月10日，毛泽东还未东渡黄河之前，他就曾致电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我们拟于3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显然，毛泽东是要与粟裕协商如何南渡的问题。
刚到城南庄的毛泽东此刻收到粟裕的电报，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而同一天，他又看到了刘邓发来的电报。刘邓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此刻，毛泽东决定，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并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陈毅、粟裕迅即到达西柏坡，尔后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在城南庄会议上，粟裕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听了之后，当即进行了研究，井同意了这个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告诉粟裕，中央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这出乎粟裕的意料，他向毛泽东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走。这样，按照中央决定，粟裕担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
刘邓，并华东局：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汁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10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子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6个纵队集结打大仗。十纵已去豫陕鄂边，可不回来。但六七两月作战，陈唐回来已来不及，应由一纵参加此两月作战，待雨季休整时再由陈唐与一纵调换。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汁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
这是对南线作战方针的又一次关键性的变动，这次调整对以后南线进行的豫东之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之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前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中共中央和党的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前线指挥员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既表现出了他高度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他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陈粟大军战中原
城南庄决策后，5月10日，朱德在陈毅、粟裕的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赴淄阳地区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途中，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进，不时遇到炸弹坑、封锁沟、界限沟，时走时停，有时只好绕着走。过邢台后的一段路上，大卡车曾陷入一个泥坑，开不出来，朱德和陈毅都跳下吉普车，不顾头上还有敌机在盘旋，和战士一起往外推车。过了邯郸，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只好夜间赶路。有一次遇到了险情：陈毅乘座的吉普车走在前头，发现前面路上有国民党军队200人左右，正沿公路朝东南方向步行，有人提议是不是把卒停一下。这时行驶在后面的大卡车上的人也报告：“后面发现敌人几辆汽车，朝我们方向开来，我们要不要向旁边躲一躲？”朱德考虑片刻，果断地回答：“前后的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当汽车冲近前面的国民党军队时，那队人赶忙躲在路边给汽车让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前线高级指挥员。之后，车队一直开往黄河北岸的淄阳。
在濮阳，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听取了华东野战军指战员的汇报，并作了讲话，在谈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时，他说：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蒋介石，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官僚资本，使中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已规定了各种政策。”“正确的政策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我们全体党员、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好好的去执行。同志们拿枪歼灭了很多的敌人，得到了很大胜利，还要在政策上打胜仗，要用政策去消灭敌人，才能使敌人很快瓦解和投降。”“要保证政策的执行，便要有良好的纪律。同志们要坚决遵守人民军队纪律。纪律是我们的命脉。纪律遵守得好，我们就可以少打一些仗，胜利也可更快的到来”。
在谈到军队建设时，他说：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只能都好，不能哪一个单独好。”“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队伍。”“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很高，才能打胜仗。”“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要有全国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希望大家认识今天强调统一的重要，去掉大大小小的山头。只有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胜利。”
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朱德特别强调学习战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到了战场上，对具体的敌人作战时，就一点也不能轻视敌人，否则就会犯错误。“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他吃了许多亏，迫得他也要有些改变。”大家都要学习战术，既要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战术，也要研究敌人的战术，蒋介石某些战术有变化，我们某些战术也要相应地改变，大家想办法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
怎样对付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朱德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要用“钧大鱼”的办法。他说：
“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个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钓，尚未疲困它。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搅上几个钟头，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就把这个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以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指出：对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打法。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比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可以来一个猛冲；打大致、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打仗要看清对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等等，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
后来粟裕回忆说：“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页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
不久，朱德和陈毅先后离开濮阳。
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也是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因为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我军多次交手，虽未赚到便宜，但也未受到严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华野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要打敌整编第五军，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的确，当时如果把这个“上牌”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对我军无疑更加有利。
1948年5月中旬，敌我双方处于以下态势：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中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阻击战之后，于5月10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14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人体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另外两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5月23日，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由于战场情况复杂，粟裕的战役计划也十分详细。他命令两个纵队南下濮阳，吸引邱清泉南下，然后以5个纵队越过黄河首先歼灭鲁西南地区的守敌，开辟出一块战场。如果这样，他认为邱清泉必然会回援鲁西南。这时，再令南下濮阳的两个纵队即尾随邱清泉部往北跟进，与鲁西南的5个纵队夹击第五军。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粟裕又有考虑。他想，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也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其战斗索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猥集一团，不冒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而华野在外线作战的6个主力纵队，3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6个纵队（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4个至5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而在平原地带，一两个纵队难以阻止大量敌军的增援。如果突击部队不能在三五天内解决战斗，敌人援军赶到，我军就可能陷入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粟裕认为，在当时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有很大的把握。同时，粟裕还考虑到，中央作出3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力量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决策，因而第一战役必须旗开得胜。既然寻歼整编第五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寻歼第五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握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粟裕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
这一方案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100公里之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战斗力不强。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40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说来虽是首次，但我军已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粟裕对攻打开封的作战方案虽未上报下达，但在作战部署上则有所准备。
按原计划，5月24日，第三和第八纵队向淮河方向前进，邱清泉果然被吸引南下。5月30日、31日，黄河以北各纵队南渡黄河，这一行动震惊了蒋介石，立即电令邱兵团停止尾追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急调5个师增援鲁西南的敌人，企图夹击我渡过黄河去的5个纵队。这样J来，敌军在鲁西南的兵力已有9个至11个整编师，不但兵力远远超过我军，而且敌军队形密集，不宜分割，难以对第五军实施歼灭的计划。
但在这个时候，我南下的两个纵队已到达开封附近，相距只有一天左右的行程，如果就势突然攻取开封，会使敌军措手不及。
可见，先攻开封，后歼援敌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15日，粟裕一边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上报，一边向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向开封实施攻击。其具体作战部署是：
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渠和唐亮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攻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阵地继续攻城。由粟裕指挥其余部队阻击增援开封之敌，保障攻城成功。其中，以中野第九纵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人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用运动防御方式坚决阻击邱兵团回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
6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的电报，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认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明确指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给粟裕打来电报：豫东战役第一步应明确以攻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而定，归中野指挥的华野第十纵队自舞阳进至上蔡地区，协同中野一部阻击胡玻兵团北援，围攻开封之部队对南面敌人可勿顾虑。中央军委和中野首长的电报，坚定了华野的胜利信心。
粟裕攻打开封，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我军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敌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然而，我军却在敌重兵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鲁西南时，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6月17日晚，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和唐亮的指挥下，向开封守敌发起攻击。第三纵队一部配合第八纵队，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的农林试验场、东闸口、16营房范围以东及曹门关的敌人、准备由东面、北面实施攻城；第八纵队另一部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之飞机场、17营房、7营房以西区域及西门外之敌，准备由南面、西面实施攻城。总攻前，大部守敌被肃清。
18日夜晚11时，总攻开始。
夜幕笼罩下的古老的开封城，突然弹雨横飞，炮火轰鸣。我军用强大的炮火，支援突袭的攻城部队，仅用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攻城部队就抢占了小南门城楼。
小南门丢失以后，敌人疯狂进行反扑，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小南门我后续部队的前进道路，使我人城的5个排和后续大部队分割开来，情况十分危急。
陈士柒、唐亮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退敌人的反扑，让后续部队跟上去，以解救城中腹背受敌的部队。
同时，陈、唐又命令部队加紧对宋门的攻击。宋门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攻城部队久攻不下。
宋门距宋门关约有七八十米的开阔地，再向外是一条壕沟（无水），深5米，宽约20米，宋门的右侧约20米外，有一个三角地堡，低矮坚固，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堡外挖有壕沟（无水）和铁丝网附设备；城门是用麻袋装土堵塞的；城门楼顶部筑有一个较大的碉堡，周围有四五个小堡，与大堡互相沟通，是坚守城门的制高点，宋门两侧约100米至200米的城墙上皆筑有明、暗堡，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控制着宋门。
根据上级统一战斗部署，6月19日晨1、时左右，我各种炮火向宋门猛烈轰击，顿时宋门前沿烟雾弥漫，成了一片火海，在烟雾的掩护下，我部队的爆破突击队对宋门实施爆破。经过爆破突击队的反复冲锋爆破，终于炸开了宋门，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突击。
当宋门被我突破后，城内守敌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对我进行反击。
陈、唐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城门突破口，以保证后续攻城部队进城。
我八纵乘三纵突破宋门、敌火力转向宋门之际，组织力量迅速扫清小南门外侧敌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主力部队随即打入城内与城楼坚守部队会合，随后又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这样，三纵、八纵主力部队全部突进城内。纵队指挥部也进城亲临指挥，各部队多路向敌人纵深穿插，进行激烈巷战。到6月21日，开封守敌被全歼。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6月19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规定了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
“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营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对“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
在开封战役中，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关于进入开封的城市政策，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开封之役，共消灭敌人近4万人，开封守备司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缴获了大量粮款弹药。美联社6月26日上海电称：“共军在开封所获物资、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华野确实缴获了6000多支库存步枪，3000多桶汽油，32门大炮，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为了能将这些战利品运走，陈士榘、唐亮请示华野首长专门向军委、中原局、华东局报告，命令四纵、特纵在兰封以西构筑阻击阵地，以求多控制一天，组织大批民工抢运战利品。
开封战役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范，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开封大捷后，中共中央给华东、中原我军指战员发来了贺电，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
我军攻占开封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6月24日，伪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检讨中原战局，与会者惊怨交集，情绪十分低落。
蒋介石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开封之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又筹划了一个大会战计划，即把6个兵团25万人的兵力汇集到河南杞县、睢县地区，企图聚歼粟裕主力。其具体部署是：邱清泉兵团五个师由开封向杞县攻击，区寿年兵团两个师由民权向难县出击，黄百韬兵团3个师从商邱向瞄县攻击，吴绍周兵团、杨干才兵团以及胡胡琏兵团从驻马店向杞县、睢县攻击。
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我军攻占开封后的第三天，便主动放弃该城，寻机再战。
此时，华野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此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但也相当疲劳。尤其是粟裕本人，因长时间紧张工作、指挥战役而病倒了，高烧不退。一天骑马行进中，因发烧昏迷，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十分危险。于是，粟裕不再骑马，叫参谋找来一辆马车，他坐在马车上奔赴战场进行指挥。
从驻马店增援的胡琏兵团在行进中被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阻于漯河、周口之间。粟裕当时见黄百韬兵团离战场尚远，区寿年兵团又最弱，决心吃掉区寿年，但区与邱清泉距离太近，不便割歼。为了将邱、区两兵团隔开，以创造歼灭区兵团的战机，粟裕便命一部诱使邱清泉向西南追击。这样一来，粟裕即巧妙地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判断错误和行动上的犹豫。果然，敌两个兵团，一个向西南疾进，一个却在原地踌躇不前，一天之内即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
战机来了。粟裕命我军迅速楔人敌两个兵团之间，也来不及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即向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开始了豫东之战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
至6月29日晨，华野部队已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敌第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兵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20公里之杞县至王店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日晚，华野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的激战，至7月1日中午，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7月1日下午，西边的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10公里的官庄、张阁一线。东线黄百韬兵团，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已抵达被包围的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东约10公里的商丘店地区。东、西敌两个兵团一齐压来，形势异常紧张，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战役的计划，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
粟裕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和气魄，他一边加速攻歼区寿年兵团，一边又以四个纵队东移，准备围歼黄百韬兵团。
区寿年兵团被围，蒋介石极为惊慌。6月30日，蒋介石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以杀头相威胁逼迫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全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但我东西两线的阻援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始终未使敌人的阴谋得逞。
7月1日下午4时，粟裕在他的马车上下达了总攻区寿年兵团部的命令。当日黄昏，残敌肃清，区寿年被俘，其参谋长林曦祥及第七十五师师长沈登年也被活捉。
区寿年兵团被歼，已经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按理说应该及时撤出战斗。并且因为我军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炎热夏季里，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体力渐弱。但是，当华野刚解决区寿年兵团之时，东面的黄百韬兵团进展很快，已抵达商丘店附近，对我军从东部撤出战场威胁很大。粟裕认为，若不给该敌以有力的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很快对我实行尾追，使我陷入被动。粟裕决心给黄百韬一点颜色看看，打瘫他，打怕他，然后迅速撤离。
7月2日晚，粟裕下达围攻黄百韬的命令。到4日拂晓，歼敌两个团。5日，黄百韬部用坦克反扑，被我军击退；黄昏后，我军再度攻击，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黄百韬兵团一共有两个旅，一个快速纵队，一个高警总队，忽然间被歼灭一个多旅，十分恐慌、害怕像区寿年的下场，于是急令部队收缩于以商丘为中心的狭小地带，连夜清理焚烧文件、地图，以备不测。但7日一早醒来，发现我军全部参战部队早已撤得元影元踪。气得敌众将官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豫东之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之战，是我军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是党中央对南线作战方针调整和正确决策的结果，是前线指战员发挥聪明才智、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南线各军在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协力作战的结果。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己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略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其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敌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承认我解放军“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黄百韬在《豫东战役战斗要报》中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中原的局面“遂进入最严重阶段”。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不久，即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拗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战局的发展正是这样，豫东战役胜利后两个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就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战略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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