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几次“都”址选定问题的动议中，党中央曾计划过搬迁承德、淮阴，也曾计划过到太行根据地，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转折时期，党的领导中心来到了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安营扎寨，从而打开了新中国的大门。
太行山东麓，滹沦河北畔，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有一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个长满翠柏的七八十户人家的北方小山村，静静地偎依在山湾里。这里向东是华北大平原，直通石家庄，向西可进入太行山腹地。幽静隐蔽，交通便利，攻守自如。它就是与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西柏坡。
这里既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也没有南京总统府的气势雄伟、豪华壮观，只是一座座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由若干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组成，自东而西，依次是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的旧居，后院是朱德旧居，还有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大院里的建筑全是普通的民居式平房，素墙黑瓦，横屋厢房，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藉藉郁郁，淡泊宁静中透出一种飘逸的诗意。谁会想到，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农村小院里汇积了人间智慧和力量，它创造出人间奇迹——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周恩来的小院紧挨着毛泽东的小院，推窗便可笑语相向，小院外边有一个大碾盘，每遇重大问题难以决断，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端帮助。刘少奇和任粥时两个湖南老乡又成了西柏坡的近邻。后院那三问窑洞式建筑里住着朱德，前边有一块宽大的土坪，当年他常于晨风中在此习拳舞剑，一展身手。
毛泽东旧居的西北，一间低矮的土砖房，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5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桌上放着几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地图上是作战参谋们用红毛线、蓝毛线标识的敌我态势。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电话、电报声不断，来自全国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向全国发出指示文电，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像一个艺术家，指挥着五大野战军组成的交响乐团，把人民解放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般地淋漓酣畅。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共中央工委先行来到这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也率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移驻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人们提起西柏坡，往往把它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土地会议，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主席曾赞誉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周恩来总理称这里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当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他被特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看一看，他想知道，毛泽东怎样在短短4个月，就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迈进军委作战室的门，黄维站住了。借着幽暗的光线，他打量着屋子里简陋的一切，一动不动，站了许久。
对于失败的原因，黄维也许已想过不少，可面对这四问小小土屋，不由让他感到震惊。几间寒伦的民房，与豪华的总统府相比，是相差太远了。黄维深深低下了他那高做不屈的头颅，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共产党伟大，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
西柏坡，这个绿水环绕，翠柏掩映的普通北方小山村，因柏树而得名，由于党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的进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而驰名中外，并深深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
“都”址几议
党中央为什么要离开已居住十年的延安而到西柏坡来呢？这是由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所决定的。
其实，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最后决战的指挥部问题。只是几次动议未果，那是由于战事发生变化。要知道，这个最后决战的指挥部设在那里，虽然不像国都设在南京还是北京，那么经过慎重研究和决定，可也不能像打游击，走到哪里算哪里。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驻在什么地方，既要从安全考虑，又要从革命发展前途考虑。为此，中央曾几次就选址问题动议过，曾计划搬迁到承德或淮阴市，也曾计划到太行根据地，但最终是选择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是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和苏军从双城子到赤塔分四路进入中国东三省，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
1945年8月9日下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讨论苏联对日宣战后的全国形势，会议认为“伟大的历史突变”即将到来，因此，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做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方针。
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10日深夜至11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七道命令，着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发起反攻作战，接受日伪投降，并急令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各部，分头向绥、察、热、辽等地迅速进军。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8月23日至26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开始酝酿党中央向华北作战略转移的问题。既然党的战略中心移向华北，那么党的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指挥部是否应随着党的战略中心的转移而恃移，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考虑成熟，因为中央机关的搬迁毕竟不是个小问题，况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发展和变化也太迅速了。
所以，在8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一些同志把中央机关是否向华北转移的问题提出时，毛泽东明确强调说：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应邀赴重庆谈判离开延安后，延安以刘少奇为核心，肩负重任，兢兢业业地为配合重庆谈判努力工作。
9月14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沈阳飞到延安，走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陪同前来的是新任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来使。贝鲁罗索夫中校口头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正式通知，要点是：按照中苏条约，“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贝鲁罗索夫中校还转告红军统帅部致朱总司令的话，说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等，还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任弼时立即为中央拟电报将上述口头通知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请代表团的电台派人守候，以便当晚继续收报。
接着，政治局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的情况。晚饭后，政治局继续开会，集中研究对东北的战略决策。会议一直进行到15日凌晨。参加会议的除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位书记，陈云、彭真两位候补书记外，还有康生、林彪、高岗、博古、李富春、叶剑英和杨尚昆。会议认为东三省战略地位重要，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面是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国民党虽有美国帮助海空运兵，但其“姗姗来迟”，正是我方控制东北的大好时机。鉴于东北是蒋介石势所必争的要地，斗争复杂，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在沈阳设立办事处。至于撤出单个部队问题，会议同意按中苏条约办理，一部分可转入附近农村。
对于延安来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情况通报和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所做出的决策，毛泽东、周恩来从重庆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并告重庆谈判无进展，“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在谈判桌上尖锐斗争，谈判桌外调兵遣将的氛围中，延安的领导中心为了抓住时机，创造从东北到华北的大的战略根据地，争取大的胜利，形成了一个战略决策，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9月17日23时，刘少奇、朱德、任粥时致电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一刻千金，19日当晚，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按照新的方针，重新部署兵力，调兵遣将。会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和冀热辽军区，由李富春、林彪、萧劲光、李运昌、程子华为中央局委员，李富春任书记，林彪为军区司令员。决定袖调11万人部队，两万人干部前赴东北和冀热辽。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从延安抽调的部队，除东北籍干部团和另两个团外，又从中央各机关抽调各种干部1300人，炮兵学校1000余人。
同时，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冀热辽地区的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央先行警备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一是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六两个连和团的机关的一部分干部近300人，另一部分是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校抽调100多干部，组成一个连。中央为先行警备团配备了电台和台长，报务员，机要员和摇机人员。
10月1日上午，朱德、刘少奇、任粥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枣园接见了新组建的先行中央警备团全体干部战士。朱总司令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目的地”。
10月2日拂晓，先行中央警备团从宝塔山下出发，向承德急速挺进。
延安的领导中心这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比较清晰的战略设想，这就是：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全国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最先提出这个战略设想的是黄克诚并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几位领导人的首肯。黄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都不怕。”9月20
日，刘少奇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黄克诚电文中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在这个战略构想指导下，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做出了党中央向承德作战略转移的决策。
由于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我军十分不利，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计划，不再迁移承德了。同时中央还决定，原关于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的决定也不再实行。并电告吴烈：先行中央警备团就地隶属冀热辽中央分局。
吴烈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先行中央警备团通过同蒲路进入山区的当晚，他们接到了中央发来的急电，命令他们“星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承德。”当时，他就和李逸民商量说：“看来情况有变化，我们还要加快行军速度。”
于是，他们加快了行军速度，以一个夜晚和一个大半天走了160里的速度赶到了广武镇，接着翻过一座大山，出雁门关经浑源、阳原县到天镇，然后由天镇坐火车到了张家口，受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的热情接待，并给部队补充了给养和物资，还批给一些蒙疆票子作路费。接着，先行中央警备团随罗瑞卿乘火车到达怀来并休整一日，第三天清晨，由怀来经延庆、四海、汤河口、鞍匠营、滦河顺利地到达了承德。
在承德，根据中央电令，先行中央警备团就地归属冀热辽中央分局。
所谓“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是指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已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已允许蒋军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军控制。我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际信誉，另一方面，认为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大城市已无可能，必须改变方针和策略。
同时，我10余万部队开进东北后，也饱尝了无后方作战的苦楚。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后，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便向部队袭来。辽西阻击战失败后，他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元政权、无粮食、无经费、元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著名论断，都是根据地沃土上发育出来的理论硕果。凭借着根据地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给养供应，共产党的武装在劣势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才演出了一幕幕战争舞台上精妙绝伦的活剧。而现在，除了元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了解、不相信，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由于当时苏联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苏联红军不让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也不让接受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在此情况下，又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我军只得收缩战线，调整力量，一退再退，最终退到了松花江北岸，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承德、张家口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从1946年1月起，不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大规模进攻，
下半年即相继失守。机关、部队不得不再次回到老根据地来。
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上述变化了的战场情况，果断停止实行党中央、解放军总部机关搬迁承德的计划无疑是正确的。
搬迁承德的计划停止了，但在1946年初我党又曾打算将党中央搬迁到淮阴。其背景是这样的：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返回延安后，留在重庆的周恩来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经过＝个边打边谈的阶段，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分别颁布了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
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同日，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经过各方人士21天的努力，代表三种政治力量的38位代表，经过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五项项议；蒋介石也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即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一时间，似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事项就在眼前，仿佛今后中国的前途即与欧美同一个路子，两大党一个上台，一个下野，轮流执政。
1月27日，政协决议通过前夕，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当天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解决东北问题。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会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我们就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毛泽东也曾在不同场合几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往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
当时，地处华中的淮阴地域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政通人和，百废正兴，不仅商业发达，文教事业蓬勃发展，而且是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被誉为民主建设楷模。党中央准备南迁的消息传到苏皖边区政府时，边区政府立即行动起来，派专人赴清江与淮安交界的洪福乡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并令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迅即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准备南迁做好一切准备。
然而，和平之光转瞬即逝。时隔不久，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彻底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起大举进攻。1946年5月3日，蒋介石派飞机几次在华中革命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反共言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党中央准备南迁淮阴的计划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
定址西柏坡
1947年3月31日，胡宗南侵占清涧城，先头部队已到九里山。傍晚，狂风大作，毛泽东、任弼时和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从石嘴驿出发，驱车向西北方向行动，到田庄镇稍事休息。这时，上弦月还没有升起。老黄凤夹带着从毛乌素沙漠吹来的飞沙，强劲地向人们刮来。大家走下车，握手道别。当晚，刘少奇和朱德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
4月2日晨，刘少奇、朱德一行来到晋西临县三交镇。早在延安备战时，大多数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即由叶剑英、杨尚昆率领先期转移到这里。这些机关和干部原计划是要随中央工委全部赴华北的，但4月11日接中共中央电，将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一部分随中央工委前行、这样，在中央工委下的机构有：中组部、中宣部、解放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
4月16日，中央工委离开三交镇，刘少奇、朱德等乘汽车前行，其余大部机关队伍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徒步在后跟进。行进的路线是：由临县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然后翻越太行屋脊，到达晋察冀。
刘少奇、朱德沿途一面观察民情，一面检查根据地工作，向干部们讲解形势和任务。
4月26日下午，刘少奇、朱德等在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刘澜涛陪同下，驱车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张家口失守后，1947年春，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等领导机关再次由张家口回到了这个已居住多年的老根据地。
由于丢掉了大城市的包袱，回到了老根据地，晋察冀部队的作战行动就自由主动得多了。当时，聂荣臻和萧克、罗瑞卿等军区领导人正在平山县的封城村指挥正大战役作战。
晋察冀中央局在城南庄村边的树林里组织了个欢迎晚会，欢迎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刘少奇、朱德在欢迎会上讲了话。之后，由火线剧社和战地服务团演出了文艺节目。
5月3日，刘澜涛陪同刘少奇、朱德到达平山县封城村，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见面。
刘少奇、朱德在听取了晋察冀的工作汇报以后，便请聂荣臻等一起商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住址。这时，刘少奇忽然想起，他们在陕北动身时毛泽东说的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于是，他问聂荣臻：
“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呢？”
“白毛女的传说就出在平山县。”聂荣臻回答说：“平山可是个好地方。甭看喜儿一家穷得过不去年，可这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连这里的老乡都有这么一句俗话：‘阜平不富，平山不贫！’尤其是在滹沦河两岸，真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的乌克兰。”
“噢！”刘少奇说，“事情原来这么巧。”
白毛女的传说出自平山县境内天桂山上的“白毛仙姑洞”。当初，把这个传说编成故事推向全国，并且后来又编成电影的作者之一就是在平山县土生土长的作家杨润身。
但是，毛泽东把中央工委指向“白毛女的故乡”，决不单是因为这个故事。
其实，平山县这块土地早就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并已有了较深的印象。
平山县是革命老区。
早在大革命时期，平山县就有了共产党员。30年代初又发展了一批党员，组建了平山县各级共产党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平山县的革命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影响颇大，当时的山西《朝阳日报》就曾报道过平山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有“北方兴国”之誉。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曾在这里战斗生活长达三年半时间，并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还多次受到关心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的赞扬。
巍巍太行，绵延淖讫河，造就了平山县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丰硕的收获，保障了抗日军民的经济供给。
曾在晋察冀抗战史和全国抗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的、被命名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殊荣的“平山团”，是抗战初期由2300余名平山农民组成的第一支子弟兵武装。
誉满北岳区和整个晋察冀，并成为“全国拥军光辉旗帜”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是平山县人民的优秀代表。她以慈母般的心肠救活了许多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病员，与子弟兵建立了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纯真感情，被伤病员呼为“亲娘”和“再生父母”。
1938年7月，《新华日报》以一篇长篇采访通讯：《一个不平凡的县》，使平山县以抗日模范县之名驰名全国。
1938年9月，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当他得知“值星”队长曹慕尧是平山县人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我正想了解平山的情况，你们县的党组织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如何？你是否清楚？”毛泽东问。
曹慕尧一一作了回答。
“对情况如此熟悉，以前你在平山工作时担负什么职务？”毛泽东满意地赞了一句。
“报告主席，来延安之前，我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
毛泽东又问：“你们平山县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生产情况怎样？”
“报告主席，平山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冀晋两省交界处，东距石家庄仅40公里，全县自然地形西高东低，祁比倾斜，属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部为平原、丘陵，西部万山嗟峨，地势险要，绵延西部县境，有古长城断垣和多处关口，易守难攻，境内有淖沦，冶河两大河流，另有12条肋肢河，沿河两岸宜麦宜稻，物产丰富。平山县人民勤劳淳朴，很喜欢共产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你知道聂荣臻同志的司令部设在平山县的山区吗？”毛泽东又问。
“知道。我们县不断有人来延安，经常带给我家乡的消息。八路军与当地人民己建立了鱼水般地亲密关系。”
毛泽东满意地结束了提问。
不久，驰名晋察冀的“平山团”即调陕北担任延安卫戍任务，后又参加了南泥湾垦荒，还参加了中原突围，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一切，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偏偏平山县又出了个“白毛女”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所以，当他长期没有考虑成熟哪里还有比延安更好的地方时，在中央工委临行之际，他自然而然地把平山县当作党中央转移华北的首选目标指引给刘少奇。
刘少奇提问后，朱德接着说：“我看一下平山的位置。”有人递给了他一张地图，他边查看边说：“要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
“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刘少奇又加了一句。
“它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这里从抗战开始即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边靠石家庄，西面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较为合适。用不用到那一带去看一看？”聂荣臻边介绍边提议着。
“去看一看吧？”刘少奇征求朱德的意见。
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骑马从封城村出发，沿淖论河向上，先由南往西，走出60多里到洪子店镇，然后再由北岸往东，沿漳沈河村庄一一看过。最后3人一致看中了西柏坡一带村庄。
西柏坡位于平山县中部，滹沦河北岸，正好在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虽然已进入太行山区，却不用翻一座大山，顺沿河岸大道直通大平原。向后可进入太行山腹地，交通便利，能进能退。沿滹沦河上下，村镇密布，人口稠密、土地肥沃。西柏坡偎依在北岸一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村前是一片开阔而又肥沃的麦田，河渠纵横，绿树成行，村后是层层叠叠的群山峻岭，山上松柏苍翠，鸟语花香，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朱德的秘书潘开文绘制了一张地图。刘少奇和朱德在看了西柏坡一带村庄的地形图，又听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后，对这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晋察冀的领导也极力挽留中央工委，正太战役大捷后，石家庄还未解放，晋察冀尚有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工委的指导和帮助，如军事问题，土改问题等。
根据这种情况，刘少奇立即拟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请示，毛泽东很快回电批准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地区。
几天后，安子文率领的中央工委大队也浩浩荡荡到达平山县封城村。安子文问：“我们到那里安工委这一摊？”
刘少奇和朱德商量后决定再派几个人到西柏坡一带看一看再定。于是，安子文和廖鲁言等人又对西柏坡一带村庄作了进一步察看。这次他们勘察得比第一次更仔细，不仅察看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还召集了由平山县委组织部长和洪子店区委及柏坡小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
在座谈会中，当柏坡小区负责人阎文庭汇报到当地发现几名“国特”时，安子文立即站起身说：“一两名国特算什么，中央工委大队人马一来，就把他们吓跑了。我们认为你们这里不错，地理位置好，群众基础也不错。”
勘察完毕，安子文等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工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即决定到西柏坡一带定点。对于存在的问题，如人多房少，也研究了解决办法：一是修复原房屋，二是重建部分新房。要盖新房，既缺木料，又缺劳力。木料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帮助解决，再从当地购买一些。正在议论缺劳力和技术人员时，中央党校300人已到井陉一带，请示中央工委让他们到何处定点。安子文了解这部分人员的情况，什么人才都有，随即回电让他们到西柏坡来。这样，劳力和人才都解决了。
定点建摊之后，安子文带领中直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住进北庄地主大院里，几天后刘少奇和朱德也到那里，中央工委开始在北庄办公，对外称“工校”。
这里自抗战开始后，就没断过部队和机关，家家户户都腾出一两间房子随时接待来客。这部分人走了那部分又来了，今天住部队，明天住机关，军民融融乡谊情。
中央工委和部队战士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只是工委人多，虽不是整个中央机关，却也是不少的一部分。一个小村住不下，有些户就把自己的房屋院落全部腾出来，自己去和邻里乡亲挤着往。结果还是住不下，乡亲们自动出人凑料，把被日本侵略军“扫荡”时烧掉了房顶、只剩墙壁的房子，再盖起来。这样就全部住下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即腾房、建房、修缮等工作完毕后，刘少奇及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初由北庄搬到西柏坡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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