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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陕北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发动内战准备以后，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被人民军队粉碎以后，毛泽东党中央果断地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时，党中央适时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
全面内战爆发的枪声从宣化店响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抢夺胜利果实，实现其东进华东、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野心。但由李先念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雄据中原，扼其咽喉，成为国民党军东进的一大障碍。因此，从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起，蒋介石就纠集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等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向中原扑来，并先后侵占了鄂中、鄂东、鄂南、襄西、襄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中原解放军面临几乎元处存身的严峻局势。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集中兵力，大量牵制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命令王震和王首道等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部，王树声等率嵩岳军区部队及冀鲁豫军区王定烈带领水东八团，分别北返和南下，与五师会合。1945年10月24日，这几支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并以五师为主，组建了中原军区，所属一、二纵队；江汉、河南、鄂东3个军区，每个军区辖一个独立旅和若干个军分区，形成了6万余人的强大的中原解放军。
中原军区的建立，使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原解放军，抢占各解放区的野心难以得逞。蒋介石仍不死心，12月中旬，先后又从国民党第五、第六两个战区调来了4个军、数个游击纵队，疯狂地向桐柏地区紧逼，企图实行南北夹击。为了缩短战线，争取主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由平汉路西向东挺进，拟到安徽五河一带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当部队行至湖北礼山（今属湖北大悟）和河南光山一带时，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规定双方应在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中原军区烙守停战协定，立即命令部队停止东进，并决定临时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地区休整待命。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发动全面内战的计划，决心夺取中原解放区这一战略要地，因而置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于不顾，密令其军队向宣化店地区步步紧逼，实行合围。他们部署和建立了花园、信阳、湟川、商城4个指挥所，并在花园设立了“武汉行辕前线指挥所”，调集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人的兵力，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紧紧地将中原军区部队包围在东西宽约100华里，南北长约150华里的狭小地带。他们再三违反协议，先后挑衅进攻达240多次。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宣化店临近几十个县的范围内，强征民夫，收编伪军，拆毁民房，砍伐树木，构筑碉堡6000多座，将中原军区及所属3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不断进行“蚕食”，妄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口一口地吃掉。
敌人在进行军事蚕食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交通要道，断我给养来源。当时我军粮食极为缺乏，指战员们过着“锅中米粒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有时甚至连饮水和烧柴问题都难以解决。至于必需的医疗药品，更是匾乏。
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1946年3月上旬，李先念派中原军区副政委任质斌等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部队情况并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对他们作了重要指示，并称赞五师在敌人重重围困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精神。3月30日，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宣化店看望部队。董必武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又通过在湖北省担任救济总署署长的杨显东，运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原军区部队政治上和物质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更加激发了指战员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誓同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46年4月，蒋介石国民党军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部署已基本就绪，而我其他战场还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迟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的时间，是我党我军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焦的地关注着中原军区部队的严重处境。为解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难，周恩来出重庆，奔武汉，赴南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4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5月1日，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谈判交涉，指出国民党军30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6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加以制止，同时致电已去南京的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军敢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靡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5月4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军将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反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处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于5日由北平直飞汉口。徐永昌也只好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中原军区视察。
5日下午，周恩来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由北平飞来的白鲁德会合，到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视察。行前，徐永昌称病不去，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他的代表。6日早晨，大雨滂沦，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60多人，分乘四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向武汉以北100公里的宣化店进发。
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三方代表等一行人路过黄陂县十棵松河时，河水陡涨，冲断了桥梁，公路被切断了。随同周恩来一起来的原黄陂县委书记任士舜找来当地农民帮助过河。十几个壮汉带着绳子、杠子，把吉普车捆起来，把吉普车和坐在车里的王天鸣、白鲁德抬过河。其他美蒋方面的人员，也被农民背过河去。
周恩来走到河边，农民们争着要背他。他恳切他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登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们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他便脱下长裤，由警卫员扶着，赤脚趟过100多米宽、水深及腰的河流。
当晚，他们在河口镇姚家大湾歇息。周恩来往在一个贫农家里，吃饭时，他到橱房揭开锅盖，看到农民锅里尽是野菜。他叫警卫员买来一些大米，倒入锅里，煮成野菜粥，和这家人同吃。老乡过意不去，周恩来却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同吃一锅粥啊！”
8日上午11时，他们到达宣化店，当地军民吹起唢呐，敲着锣鼓，前来欢迎。下车后，周恩来先领着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到礼山中学休息，他自己匆匆赶到宣化店街上中原军区司令部，听取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的汇报，研究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谈判事宜。李先念铺开军用地图，向周恩来汇报部队的情况和双方的态势。周恩来仔细地看着地图，并不时用红蓝铅笔打了记号。听完汇报，周恩来说，和平已不可能，内战难以避免，中原部队要一面拖住对方，一面随时作好迎击对方突然进攻的准备。
下午，在礼山中学举行三方面的会谈。到会的还有中外记者40多人。会谈一开始，李先念愤慨地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大量事实。国民党代表无法辩驳，只好说：“李将军且息怒，待兄弟返回汉口，呈禀上峰，再作处理。”白鲁德没有就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只用探询的口气问道：“周先生，依您看四个月来停战和谈的成绩如何？”周恩来严肃地回答：“依我看，四个月来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很严重。”他把“严重”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并对王天鸣说：“李先念司令员刚才揭露贵方军队破坏停战协定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实。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我希望白鲁德先生和王先生要秉维护和平的精神，竭力做出有益的贡献。”
当晚，军区举行欢迎晚会。晚会结束已是深夜，周恩来又同李先念等回到司令部，继续听取汇报。他赞扬中原军区指战员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他最关心的是部队的士气。军区领导人汇报说：“生活虽然艰苦，绝大部分干部和战士的士气都是很高的，坚决主张武装突围打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同志，害怕战争，幻想和平。”周恩来听完后反复指示：“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他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脑子必须复杂一点，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对幻想和平的，即使是少数人，也必须认真抓紧进行教育。”深夜了，周恩来仍；日和军区领导人一起，在油灯下仔细察看地图和军区制订的突围方案，对选定的路线以及地形、敌情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对给养、伤病员等问题，也作了指示，一直工作到清晨。
9日上午，三方代表回到汉口。第二天，周恩来即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并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又称汉口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
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
三、立即停止新堡垒及永久工事之建造。
四、双方指挥官应迅即于司令部及对峙部队单位内互派必需之联络军官，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限。
五、由中共中原军区运送伤病员1000名，眷属100人，以及照顾与医务人员60人至安阳。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应于6月1日前释放之。
六、保证中共军队为整军而复员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地区至其目的地途中及到达后之安全。
协议发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要求立即转达命令该区双方指挥官遵照执行。
为贯彻协议的执行，三方同意增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当天，周恩来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5月5日，国民党政府已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住南京梅园新村）。中原紧张局势得以暂时和缓，使中原军区赢得了准备突围的时间。
国民党签订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仍加紧对中原军区压缩包围圈，准备发起围攻，中共对国民党代表签订的协议，并没有存在幻想。周恩来回南京后即向各方面宣布协议，呼吁各方共同来监督协议的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利用时间加紧进行突围的准备工作。并于5月下旬，向中央报告了三个突围设想方案：其一，是按停战协定签订前夕的方针，东进到安徽五河，靠近新四军主力部队；其二，是沿平汉铁路由南向北转移，刘邓大军由北向南接应；其三，是向西转移，穿越平汉线，向川陕转移，相机到达鄂西北武当山和陕西南部，与当地的游击武装会合，建立根据地。中央接到这一报告后，考虑到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手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击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关于突围设想的第三个方案，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击外，主力3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为了确保中原军区部队突围成功，毛泽东自6月初至下旬，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原局的多封电报，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你们要“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并强调：你们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2日，刘峙已奉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完成了对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的包围，然而，由于5月10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国共双方在汉口签订了《中原停战协议》，这个协议的监督执行小组6月22日尚在，刘峙不好动手。6月24日，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方面代表悄悄撤走。25日，美方代表借口三方代表少了一方，他们留在那里毫无意义，也撤回了武汉。美方代表一撤走，刘峙为抢发动内战的头功，便急不可待地给蒋介石发电，请求蒋发出对李先念部攻击的命令。25日夜，刘峙在郑州绥靖公署驻马店指挥部接到机要参谋送来的“执行计划”的“总裁密电”，顿时眼前一亮，禁不住说：“好！”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向各参加围攻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发出了进攻命令。26日凌晨，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及不久前刚在汉口签订的停止中原战争的协议，中原大地上这根战争导火索，终于被蒋介石点燃了。国民党以30万军队从信阳、罗山、商城、黄安（今红安）等地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从此发动了对全国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中原军区部队按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生存第－，胜利第一”，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迅速实施分途突围：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佯装主力向东突围往华中军区转移（皮定均旅7000余人，向东转战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进入苏皖解放区，编人华东野战军序列），鄂东军区就地坚持斗争，以吸引和迷惑国民党军；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则分为南北两路向西突围，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一部主力15000余人26日晚从北路突围，于29日晚在信阳以南突破敌人封锁线，越过平汉路，向陕南、鄂西北前进，同当地游击队会合，在秦岭以东、伏牛山以西、陇海路以南、汉水以北广大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其中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稍稍休整后，继续北上，于8月31日胜利抵达陕甘宁解放区。由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的1万余人同时从南路突围，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进入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27日建立鄂西北军区。至此，中原突围即告胜利结束。
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四面重围之中，坚持了半年多的斗争，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推迟了他们进攻晋冀鲁豫、苏皖解放区的时间表，从而为华北、华东、东北等解放区壮大人民力量，做好还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争取了时间。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它的突围成功，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正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同时又要求人们不要小视宣化店事件。他在7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不要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吸取严重的教训。据毛泽东总结，我党在接受美国调处时，不曾交出过一支枪，退出几个地方也是战略上有需要，当时我们确有使战争拖几个月爆发的诚意；但党内曾相信三方谈判能解决问题，这是不对的，因为后来的谈判，只有教育群众的作用，并元解决问题的作用。如果清醒认识这个问题，中原部队的处境就不会这样危急。毛泽东认为，宣化店事件非同小可，它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挑衅和正式宣战！这就给了我们以不受停战令约束的行动自由，可以放手进行坚决反击了。这次中央会议，明确了坚决自卫反击的方针。
宣化店事件象一副清醒剂，它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内一度产生的某种和平幻想，从中吸取严重的教训，全党在一切工作上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转到坚决抗击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全面进攻上面来。
宣化店事件又象是一味良药，它使自重庆谈判归来后病体一直未能康复而处于半休息状态的毛泽东，一下子感觉自己不治而愈了，他倾注全副精力，开始领导和指挥解放区军民进行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自卫战争。
7月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公开发布致全体战地司令员命令，指出：“在任何地点，如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遵照这个命令，全国各解放区迅即开始了正义的人民自卫战争。
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人民解放军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战役。其中对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国民党5.3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举行的定陶战役，一举歼敌4个旅约1.7万余人；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共歼敌7.6万余人，并创下自卫战争以来一次歼敌7个师的最高纪录；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共歼敌3.5万余人，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在东北的战略性进攻。在北部战线，晋察冀、晋绥野战军举行的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等，以及全国各解放区的其他各次战役，都使国民党军的进攻遭到了失败。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6个旅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共计71万余人。国民党军用于第一线的攻击兵力，从1946年10月117个旅的最高点，下降为85个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终于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蒋介石3个月到6个月消灭人民解放军的大话成为笑柄。
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蒋介石便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主动撤离延安
帅旗仍留在陕北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蒋介石调整了战略部署，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取守势，集中94个旅近70万人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山东，压迫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消灭，以解对其心脏地区南京、上海的威胁；在陕北，则攻占延安，企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沿元定河、黄河封锁之。如封锁不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只能退到华北解放区，到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其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这是蒋介石极其险恶的一着棋。
蒋介石将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受命后，立即密调他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1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令驻扎在关中地区的刘勘率领整编第二十九军所辖的整编第十七师、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七十六师，共计7个旅，秘密地向洛川、富县集结；令驻扎在晋南三角地带的董钊率领整编第一军所辖的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共计8个旅，加上配属的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从运城出发，在禹门口渡过黄河，经过韩城附近，集结于宜川地区。
同时，尚有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逢7万“马家军”，榆林地区邓宝珊部1万人，分别从西、北两面出动，以配合胡宗南从南面进攻延安。
胡宗南在秘密调集部队的同时，还要求国民党空军大力协助。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动反共内战，参照人民解放军的分布情况，将全国划分为5个空军军区，西安为空军第三军区，其辖区为豫、晋、陕、甘、宁、青、新疆7省。当时，归空军第三军区指挥的驻西安空军作战飞机有：空军第十一大队，所属4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各有P-—47飞机12架，一个中队有P-—47战斗机12架；空军第9中队，有B—25轰炸机12架；为了需要，临时调来的属于南京空军第十大队或上海空军第二十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一至二个中队，飞机12架至24架。蒋介石还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增调上海空军第八大队B—24重型轰炸机8架，南京空军第五大队的两个中队P—51战斗机24架到西安。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陕北的军事战略，批准了胡宗南提出的作战计划。不久，又急电召胡宗南到南京面授机宜：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美苏又要重新提中国问题；为给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施加压力，命令胡宗南在3月10日发起进攻陕北，直捣延安，实现其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罪恶目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各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连同晋绥驰援的部队加在一起，仅6个旅2万人，不足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又有黄河与华北解放区阻隔，兵员补充、物资供给均极困难。
在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到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太大的危急情况下，延安的命运如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便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毛泽东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早已下定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力争好的可能性，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这样做，虽然确实带有“冒险性”，但毛泽东对陕北的这盘棋胸中自有一番谋略。
在大兵压境的险恶局势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决不能离开陕北。他认为，各方面建议他尽早东渡黄河，使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这对于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但是，党中央留在陕北，一则在政治上，不但粉碎了蒋介石打击我党的阴谋，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二则在军事上，只要党中央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投入别的战场，拖住了胡宗南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许多压力，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我军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三则党中央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是陕北的小米使党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恢复了元气，现在一有战争就走，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因此，毛泽东决定和陕北的军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过黄河。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伟大之处！
过去，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11月1日至1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薄一波、陈赓等，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提问时，毛泽东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由此可见，毛泽东尽管从最坏处打算早已准备在情况于我不利时放弃延安，但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垮进犯军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军队39个旅，共2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当时只有一万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因此，毛泽东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方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5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的潼（关）洛（川）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园，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渲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战，毛泽东又电令刘邓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1日，胡宗南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第二天，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3人乘飞机离去不久，国民党飞机就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3月14日，胡军第一线部队10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而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用于保卫延安的只有5000多人，敌我兵力为二十比一。蒋介石动用100架作战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三）轰炸延安，最多时一天达40多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于14日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粥时同志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经常在防空洞里开会、办公，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内称“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丸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的第一纵队为右翼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任旅长兼政委的教导旅组成左翼兵团，张贤约任旅长、黄振棠任政委的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部队和地方武装，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副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挥。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然而，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胡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掩护下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毛泽东这才决定主动地放弃延安。
18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听到炮声了，毛泽东办公室的窑洞外，不断有敌机轰炸袭扰。炸弹的气浪直冲入窑洞，将门窗玻璃震碎，甚至燃烧弹的油渍都溅到了墙壁上。毛泽东却丝毫不为所动，还在王家坪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吃了延安十年的小米饭，要离开延安，感情上不通呀。可是，敌人来势很凶，兵力相当集中，就我们目前的力量来看，还一下子吃不了这一舵。怎么办？只能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入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会上，毛泽东还为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这次战争中的整个作战行动定下了一个基调，简单他说，就是一个“磨”字。陕北地方小，但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只要把敌军的鼻子牵住，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他几十万军队磨个稀巴烂。毛泽东称之为“‘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7时左右，才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这时，敌军先头部队已前进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沿延、榆公路向东驶去。此时，延安城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19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这时，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安塞及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急令第三十一旅到青化泛构筑工事据守。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西北野战兵团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大军奔袭，鞍马劳顿，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得到的只是延安一座空城。惶惑迷惆之余，他
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5个旅往北追击；一方面立即向蒋介石“报喜”，谎报战绩，吹嘘“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则强作自我安慰，妄称国军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并发电报嘉奖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特意授给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一枚。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战绩”，亲自在延安假设“战俘管理处”，让一些士兵装成“共俘”，并连夜在延河两岸建造许多假坟，谎称是“战死的解放军墓穴”，还搞“战绩陈列室”欺骗记者。
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太早了！正在他们得意忘形地大肆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正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己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的时候，3月25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主力2900多人在青化泛被西北野战兵团全部消灭，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都被活捉。这是党中央、毛泽东撤出延安以后西北兵团打的第一个胜仗。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士气，鼓舞了人心。所以说，青化贬大捷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倒也十分贴切。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大捷这一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正好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等会合。毛泽东听取任粥时汇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牺牲时年仅15岁。
党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于3月29日晨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粥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当日晚至30日，毛泽东在枣林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粥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比如到晋西北、太行等地方去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在会上再次申明自己的决断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会议经过郑重研究和讨论，认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同时，会议认为中央五大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为工作便利，须作必要的分工。在谁去谁留的问题上，毛泽东毫不“谦让”。他说，党内分工我管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进到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和工作调整，使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艰苦的迁徙转战中，能保持坚强的核心领导和各方面工作方针、政策的延续性，使党的全盘工作无论在各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都能不受干扰地运转自如。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则是巨大的鼓舞。周恩来当时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啊！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即同一部分中央委员乘车出发，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毛泽东、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200多人离开枣林沟，经田庆，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这时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泽东却命令队伍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走去。第二天凌晨，人们看见毛泽东拄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不乘车，又不骑马，而且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走错路了。当天下午，任粥时在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留在陕北。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保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4月5日，毛泽东同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泽东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周恩来特意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后，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军渡过黄河，于4月2日到达晋西北的三交镇，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奇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
中央工委在三交镇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董必武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报社、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均有安子文率领经五台直去太行。5月3日，刘少奇、朱德到达河北平山封城村，与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见面。随后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执行中央委任的工作。
中央后委驻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军委一局小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处，中央办公厅与中央秘书处合在一起后的部分、立法委员会、城工部、情报部、外事组、总卫生部、交际处、妇委、工委、警卫团小部等共3000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
4月10日，周恩来回到青阳岔，同毛泽东、任粥时会合，对留下来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代号为“昆仑纵队”。任粥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为保密起见，周恩来提议每位领导人都使用代号。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胜利的意思。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浙江口音中“胡”和“务”读音一样，取革命事业务必成功之意。任粥时的代号取为“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的代号取为“郑位”，也象政委的谐音了。
这时；党中央仅有三部美式吉普车已随刘少奇等同志渡过黄河。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入隐蔽行军，钻山沟，走小路，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继1934年至1935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再一次骑上了马背。4月12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任粥时率领的神秘的“昆仑纵队”转移到了靖边县（今属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昆仑纵队”从此改名为“三支队”。为了使彭德怀不因顾虑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而能放手打仗，毛泽东一直未把中央住地告诉他。
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有一二十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群众基础很好，保密条件也很好。毛泽东、党中央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56天，指挥着陕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巧妙周旋紧紧拖往蒋介石的“两拳”
陈毅元帅曾打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毛泽东认准决不过黄河。他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消灭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前委就是这样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走，令胡宗南数万大军忽而扑向西，忽而扑向东，疲于奔命；有时竟隔着一道小山梁与毛泽东的“三支队”擦肩而过，却总是捕捉不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行踪。
毛泽东率中央前委同敌人的巧妙周旋，为陕甘宁边区作战部队歼敌有生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机。刚到王家湾的第三天，即4月14日，继青化砭大捷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又在羊马河一带彻底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首创西北战场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捷报传来的第二天，即4月15日，为了彻底粉碎胡宗南军队的进犯，就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在靖边县王家湾一个破旧的土窑洞里，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
“敌现在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
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即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换言之，这种战术是“忍耐等候、不骄不躁”以寻“歼敌机会”。他还十分强调指出：“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
西北战场的一连串胜利，意义重大。4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了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社论坚定地认为，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
羊马河战斗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又给蒋介石摆了个“迷魂阵”，即以部分部队和群众混合，在吴堡县宋川到佳县螅蜊峪的黄河岸边，摆出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势。一时间，河面上船只来往摆渡，部队、群众如穿梭般来来往往。此番景象的情报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得出结论：共军在陕北呆不住了，已开始东渡黄河。于是，他立即命令胡宗南主力9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我一举歼灭。可是蒋介石得到的是假情报，中共中央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百多公里的王家湾，西北野战军主力则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正当胡宗南主力9个旅在绥德一带“武装大游行”，拖得疲劳不堪时，西北野战军于5月4日集中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胡宗南重要的补给基地幡龙镇的敌第一六七旅及地方部队进攻，将敌6700多人全部歼灭，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军服4万多套，子弹百万余发，使西北野战军得到了充分补给。等胡宗南下令9个旅由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的物资已被搬得一空，搞得他们既疲劳又缺粮。而西北野战军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了。
幡龙镇大捷的消息传到王家湾后，毛泽东喜不自禁地甩掉披在身上的灰布棉祆，大步走出窑洞，面对一片明媚的春光，感到浑身轻松。掐指算来，距撤离延安仅隔40余天，西北我军就连续在青化泛、羊马河、蟠龙镇取得三战三捷的战绩，共歼敌14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基本稳定了西北战局，为粉碎敌军进攻奠定了基础。
5月9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评论。《评论》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个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大饭桶。…‘胡宗南这个‘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当毛泽东从收音机里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这篇评论时，感到非常高兴，连声夸奖女播音员播得好。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尤其是陕北和山东连连告捷，既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那些日子，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提出要开个庆祝大会，决定派周恩来、陆定一到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去，代表他和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
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5月14日，西北野战军在真武洞召开边区军民庆功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慰问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出席了会议。
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一传出，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则穿上刚从蟠龙镇缴来的新军衣，背上美制新式武器和饱满的子弹袋，雄赳赳地进入会场。为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在下午4时举行。但群众在3时前就来了，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兴高采烈地站满了会场，会场容不下，就坐在会场外围的山坡上，真是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有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当台下群众发现周恩来副主席时，特别兴奋，都议论纷纷，猜想毛主席一定也还在陕北。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这时，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山谷。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号召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
蒋介石听到西北野战军在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次败仗；又怪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那里。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他们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四个半旅人马，在空军掩护下，由延安、蟠龙一带气势汹汹地向青阳岔、王家湾扑来。一直犹疑不定的胡宗南这时也下了狠心，说：“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
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就估计了敌人这一手。当毛泽东在院子里听真武洞祝捷大会消息的广播时，就曾预言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真乃料敌如神。毛泽东派周恩来到真武洞出面，就是要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陕北的深山沟里来，拖得他们精疲力竭，以便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陇东战役。毛泽东估计敌人此次行动有三个企图：一是把我消灭在王家湾一带；二是逼我们过黄河；三是把我们赶到北边沙漠地带困死、饿死。可是敌人连遭三次失败后胆小如鼠，又怕遭到我主力伏击被歼，所以采用了大集团并行前进的办法。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空城计”。西北野战军主力已于5月21日按计划西进，到了离王家湾几百里地的陇东。党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只有四个半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留在陕北后第一次遇到了最大的危险。
6月8日，胡宗南部刘勘率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住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危急。“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可是，往哪儿转移呢？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毛泽东和任粥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陆定一、胡乔木住在一一排两间半相通的“套窑”里。所谓“套窑”，就是一进两开，一进门的过道窑住着周恩来、陆定一和胡乔木，三个人睡一个炕；毛泽东住在左边的窑洞，靠窗户是炕，炕上放着小炕桌，他日夜伏在小炕桌上办公；任粥时住在右边只有一个炕的半截窑里。毛泽东、任弼时出入都要经过周恩来他们中间的过道窑，平时开会、谈话，即使声音不大也能互相听得见。何况毛泽东和任粥时争论的嗓门都很大。任粥时提出：我军主力远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调兵来掩护中央；敌军四个半旅两三万人，而我们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才200多人；敌人从西边来，如果我们向西走，万一和敌人相遇怎么办；除了刘勘军，西边还有马鸿逵的8个骑兵团，向西回旋余地小，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越往西，人烟越少，粮食也越困难。因此，他认为，往东走比较安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东渡黄河。一听“过黄河”，毛泽东就很火。他尽量克制地解释道，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那么我们只好往东转移，这样他就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从南边来的这股敌人，就是想在东边拦截我们，即使消灭不了，也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赶过黄河就是他的胜利。毛泽东说：“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人陷饼。”他还说：中央机关的安全，不用担心，这点队伍算什么，再大的队伍我也能指挥。天快黑了，“三支队”打前站的早已向东走去，可大队人马还在原地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最后还是周恩来出面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周恩来的意见被采纳。不一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是日晚，毛泽东等率领“三支队”离开安安静静住了53天的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泽东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毛泽东忽然灵机一动，要“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带一个排到王家湾附近骚扰侦察敌人。汪东兴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
刘勘率部追到王家湾。说来也巧，刘勘在宿营时，恰好住的就是毛泽东往过的窑洞。大概是“三支队”撤出时比较仓促，窑洞里丢下了一个上面写有“李得胜”字样的信封。刘勘看到信封，捉摸了一阵子，顿时脸上露出了不易察察的阴笑。他断定“李得胜”就是毛泽东。于是，他立即命令部下掉头上山向北追去。6月9日，“三支队”到达小河，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就来低空盘旋，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人越来越近了。队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来。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就在“三支队”的脚下。但敌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日夜追击的中共首脑机关，竟在离他们不远的山梁上。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泽东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只有20余户人家的小村天赐湾宿营。不料，敌人紧追不舍，也向天赐湾逼近，和“三支队”只隔一个山头，隐隐传来机枪声。情况十分紧张，各大队紧急动员，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决心，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除1部电台坚持工作外，全部人员整装待发。雨过天晴，烈日当空，人们在一条狭窄的光秃秃的小山沟里暴晒，闷热无比。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了解敌情，连毛泽东身边的内卫排也派出去侦察了。毛泽东临危不惧，地图摊在面前，仔细分析敌情。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仿佛是巧缘“天赐”，对毛泽东的行踪借然无知的敌军大队人马，顺着山沟穿行而过，向西南方向越追越远。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至此才摆脱了险境。人们惊叹毛泽东神机妙算，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后来，毛泽东指着地图介绍其中之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逢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遇险那几天，中央和各战场的电台联络中断了，加上国民党中央社大肆造谣，说“周恩来受了重伤，毛泽东下落不明”，等等。远在河北平山县的刘少奇、朱德和各解放区领导，都为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而心焦。脱险当天，电台一架起来，各地就纷纷来电询问中央社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当即起草了一份给各解放区领导同志的通报，称：中央社所说胡军占我保安、青阳岔、卧牛城是事实。撤出延安后的3个月来，第一个月陕甘宁边区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步人正规，党政军民坚定地对敌斗争。“敌以三十一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十万人以上，压迫我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及四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七个半人对付一个敌人。以敌人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人口与敌人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中央机关于四月中旬移青阳岔、卧牛城附近安静地工作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勘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八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曾这样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1959年，台湾编写的《勘乱战史》也不能不说，在西北战场上，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利主力决战”，“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元作为，殊为惋惜”。
在指挥西北战场的同时，为紧紧拖住蒋介石伸出来的另一个拳头——山东战场，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常常为山东战场的严峻形势担心，特别是从延安撤出以后，中央军委与山东电台失去联络长达10天之久，更使他忧心如焚，日夜不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大军向山东进攻：第一步计划是占领鲁南解放区，到4月上旬，它的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步是集中主力向鲁中泰安、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推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同它决战，或压迫华东解放军北渡黄河，以便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山东战场已成为扭转全国战局的主战场。因此，在陕北战场形势好转之后，他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山东战场上。为及时掌握敌情，他电令陈毅、粟裕每天或每两天以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主要是敌第一线各军的每日变动要以急电报告中央军委。5月份，毛泽东和陈毅、粟裕间的电报来往极为频繁。由于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胸中有数，指挥若定。但是，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毛泽东也只能向陈毅、粟裕提出原则性的看法和建议，由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机断处理。
在山东战场即将拉开大战序幕之际，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
“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
你们后方移到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苔县，陷入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固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
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
5月6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再次强调：
“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几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
据此，陈、粟决定：第一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机配合主力截断敌人一部的退路。
汤恩伯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另两个师左右配合，以沂蒙公路上的但埠为主要目标，于11日由蒙阴东南地区北进。
据此，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指出：
“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陈毅、粟裕13日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孟良岗地区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该师系由蒋介石外甥经营的浙江保安团扩编而成，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南京警卫，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其装备是清一色的美国式，部队又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在南京曾接受过马歇尔的检阅，受到美国佬的夸奖。其部队不仅装备好，且老兵多，经验丰富，在敌军中素以“善攻”著称。国民党重点进攻以来，蒋介石特地把它从南京调到山东战场。由于它在与解放军作战时屡打头阵，多次受到蒋介石、陈诚的嘉奖，曾被授予“国军模范”的称号。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延年曾吹嘘说：“只要有十个七十四师，我们就可以统一全中国。”七十四师自己更是骄气十足，自诩为攻无不克的“金刚钻”。师长张灵甫说：“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他依仗着美国人给的武器和蒋介石的撑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正当敌军第七十四师在华东战场跃跃欲试，准备大显一番身手时，无情的历史却宣告了它未日的到来。
13日晚，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以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两个纵队勇猛地插入敌第七十四师与左右邻的接合部，隐蔽在鲁南敌后的一个纵队北上，占领垛庄，切断其退路；然后上述3个纵队共同配合正面两个纵队，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同时以4个纵队钳制河阳、新泰、莱芜敌军。14日全线发起进攻，其他各纵阻击援敌。经过三昼夜激战，陈、粟大军终于5月16日在沂蒙山区之盂良崮，歼灭蒋介石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及八十三师一部共32000余人，击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当查明张灵甫确已被我击毙后，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将其尸体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两天后，将其埋在山东省沂水县野猪旺村村后的山冈上，并在坟前竖一木牌，上书“张灵甫之墓”。当时，新华广播电台曾广播，希望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此战胜利，陈毅是非常高兴的，当时就口占一首七律《鲁中吟——盂良崮战斗》：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点点星灿烂，照明处处火如潮。
短兵肉搏争山顶，炮击血飘湿战袍，
蒋贼主力今歼灭，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工牌也难逃，
蒋贼专横嗟命薄，美帝侵略徒空劳。
华东战场今转掖，沂蒙山区更固牢，
更喜急雨催麦熟，胜利日近乐陶陶。
捷报传来，毛泽东欣喜万分，17日，致电陈、粟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不久后，毛泽东对前去延安的陈毅说：
“你们华野莱芜、孟良崮两仗打得痛快淋漓。尤其是歼灭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意义极大。现在，山东的战局改观了，蒋介石的扁担，在山东和陕北是两头打塌，敌人在这两地已组织不起象样的攻势了。”
盂良崮战役后，敌统帅部在重点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为挽救战局，对山东战场的作战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重新编组进攻兵团。国民党军经过40天的整顿，于6月25日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的6个整编师担任主攻，另3个整编师及一个军为第二线兵力，用3个整编师担任助攻，再次向鲁中山区发起进攻。整个7月份，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西、鲁中三个方向作战，从战略上调动、分散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进攻。
转入战略进攻三军出击经略中原
在辗转迁徙、与敌周旋的日子里，毛泽东的视野从不限于陕北这个局部，而总是通盘筹划和考虑如何扭转全国的战局。特别是在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重点进攻，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以后，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始终索绕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创造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战略态势。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审慎思考。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早在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中提出：
“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至令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占七十五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间，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只能由“科长译”并“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状况，指出：
“第一牟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十二万人。”
“目前，放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八十八个旅，太行二十六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
包括兰州以西）四十个旅。北线致力较弱，共有六十四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二十四个旅，五台及晋绥四十个旅（孙连仲十五个旅，傅作义十个旅，阎锡山十五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八个旅，湘、鄂、川、滇、黔五省十六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六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去年七月共有兵员一百八十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七十八万人，补充六十万，逃亡二十万，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
此外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
“我军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廖）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六个旅（其中四个是晋绥来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五台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十二个旅。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内），丸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
“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为此决定：
“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
第三次，1947年9月1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许多人对整个局势的发展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
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
“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捕捉战机，勇敢坚决，
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泽东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早在1947年1月18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电，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北面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他还电告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凡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1月2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及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问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子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泽东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1947年3月6日。修正的原因是：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7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5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1947年三、四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是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在1947年5月4日于靖边县王家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彭德怀、习仲勋电，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第二次调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已东（6月1日）以前完毕，已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汁、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随后，5月22日，关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
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泽东“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6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9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以5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4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7月份攻膝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胸，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袜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上述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
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此，7月19日，毛泽东于小河村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钧电：
“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战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纵队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第二，将中央军委5月2日关于刘、邓出兵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和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的计划，改变为直出大别山。7月23日毛泽东于小河村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电。指出：
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咯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5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柒、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一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5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3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一个纵队组成内线（东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
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这样，在南线最终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的战略布局。
在北线，毛泽东对东北战场和晋察冀战场也多次作了规划。
毛泽东一直认为，华北、东北是一个整体，两区军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长春、北宁两铁路线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城（即两路四城）。1947年5月20日，当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之际，毛泽东在靖边县王家湾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指出：
“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
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6月19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要求华北部队在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而发起的青（县）沧（县）战役结束后，主力应出击平津间和平保（定）间，“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在东北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又告诉东北部队准备在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4个月到6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城，并准备在1948年春配合晋察冀、晋绥两区进攻平绥路。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解决北线之敌的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去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从1947年7月开始的。它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要战略重心，分别在南线和北线逐步展开。
在南线：
三军之一，即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6月1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粥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天赐湾返回小河村后，毛泽东即电询刘伯承、邓小平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计划行动。刘邓作了肯定的答复，并于6月22日正式下达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毛泽东随即电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刘邓月底出击不变；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的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
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周密部署、充分准备的前所未有的战略行动，即将发动了。
1947年6月30日晚，在黄河北岸，集结着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马，早已是袜马厉兵，军威显赫。但听一声号令，全军战船齐发，在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滁集300里地段上，挥师强渡，一举突破敌人自诩为可顶“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立即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军旗指处，所向披靡，在28天内，连战连捷，共歼敌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共56000余人，俘虏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一批高级将领。这一胜利，打开了南下大别山的通道。鲁西南战役震惊全国，蒋介石仓皇飞抵开封，被迫改变原来的全盘战略部署，从陕西、山东等地紧急抽调7个整编师17个半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敌人在南线的战略部署。
按照毛泽东的第二步计划，刘邓军准备向中原出击，直下大别山。在他看来，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尖刀，如能突然插进蒋介石统治的心脏——中原腹地，必将致敌于死命。因为我军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这样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动其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主力回援，使我们能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打破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农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指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7月30日，毛泽东在小河村电令刘邓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8月7日，毛泽东在子洲县巡检寺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刘邓军“至少一星期不动”，可就在这一天，刘邓大军19万人兵分三路向大别山进军了。为什么会如此突然呢？因为刘邓军渡过黄河歼敌9个半旅之后，蒋介石大为震动，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急忙从陕北和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加上从中原各地抽调的兵力，共达28个半旅30多万人，企图乘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之际，用重兵对我实施合围，并扬言要决黄河大堤放水淹没我军。时值雨季，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所以，在此紧急情况下，刘邓下决心不再按计划休整到8月15日，而提前于8月7日率主力4个纵队自郓城地区南下，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合围圈南下。8月9日和10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刘邓，称赞“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并提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那些日子，毛泽东的心情极不平静，在陕北是“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在中原是“前有淮河，后有追兵”。刘邓大军的处境也象陕北一样十分险恶。敌人第四十八师、第七师、第五十八师、第十师、第三师、第六十五师、第五十二师、骑一旅等19个旅，紧紧追赶着刘邓军，敌第六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军只有30多里，而前面却是汹涌澎湃的淮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8月30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称，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截计划完全失败。毛泽东看了电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两个月后，刘邓大军虽然已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但是蒋介石深恶痛绝地要拔出插到他胸膛的这把尖刀，拼命调集大军妄图把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区。
毛泽东和周恩来身在佳县神泉堡，心系大别山，每天都关心刘邓大军能否扎下根来。除随时提供敌情给以指示外，还做出了给他们增加兵力的决策。经过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南下中原。这两个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和沿途作战，按照中央军委计划到达指定地区，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提高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刘伯承司令员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野战军的“雪里送炭”。
10月间，蒋介石集中在大别山北部的兵力6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转到外地寻机歼敌。首先在皖西六安县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人第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创造了我军在元后方依托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旅的新纪录。接着，又于10月26日，在湖北薪春县的高山铺地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钻进我埋伏圈的蒋军第四十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共12000多人，全部歼灭。当武汉敌机到高山铺上空投下馒头、烧饼时，我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三军之二，即陈粟大军，直接配合刘邓进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的指示，担负了掩护刘邓大军南下和繁重的内线作战任务。9月初，遵照毛泽东“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的指示，陈毅、粟裕经聊城南渡黄河，在鲁西南会合了8个纵队共18万人组成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首战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全歼敌军一个整编师，然后全军分五路越过陇海路南下，以纵队为单位分散展开，各个歼敌；并破击陇海路徐州以西至兰封段铁路400余里及徐州至固镇的津浦路段，威逼敌军战略要地徐州，调动敌军15个旅回兵救援。经两个多月作战，华东野战军解放了豫皖苏大片土地，完成了在豫皖苏地区的战略展开，大大减轻了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
三军之最后一路，即陈谢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威逼陕南，还配合刘邓大军直趋大别山。在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直趋大别山之际，毛泽东提出：“此举必然震动全局，为使刘邓顺利达成任务，陈谢必须提早渡河”。遵照这一指示，8月22日，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太岳兵团共8万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渡过黄河，向豫西挺进）在前50天的机动往返作战中，斩断横贯中原的陇海路，东逼郑州、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割断了胡宗南集团和顾祝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并调动他们分别从南北两面抽兵回援，减轻了敌人对大别山和陕甘宁边区的压力；随后，陈谢兵团又挥师南下，一部向陕南进击，主力沿平汉路向豫西展开，经3个月作战，歼敌12000人，将豫鄂陕解放区扩大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西越丹江、东至平汉路的广大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在豫鄂陕地区的战略展开。
两翼牵制。为了策应南线三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行动，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部署，担任右翼钳制国民党胡宗南军任务的彭习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将陕北敌军向北拉至毛乌素沙漠边缘；并于1947年8月20日，在沙家店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多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沙家店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在离战场只有20里的梁家岔。8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粥时骑马由梁家岔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住地佳县前东原村，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研究部署新的战役。他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会后，在周恩来等陪同下，视察了歼灭整编36师的阵地。
担任左翼钳制山东国民党军的许谭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历经胶东保卫战、胶济路西中段战役，不但完成了钳制范汉杰兵团的任务，而且在战略反攻和进攻中攻占周村、潍县，迫使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缩据在济南、充州、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将山东敌军引向渤海之滨。这样，就有力地牵制了集中在东西两翼的敌军机动兵力，使其无法回救中原。
在陕北、山东我军内线作战的密切配合下，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后，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一面适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历经高山铺战役、大别山反“清剿”、陇海了创建。巩固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大地，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总之，“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是毛泽东对蒋介石走的一着绝棋，锋芒所向，直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大本营和心脏部位。此举正应了毛泽东撤离延安前对身边工作同志说的话：蒋介石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战争的进程，完全出乎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的意料之外。起初他们还估计刘邓渡河是“立足不定，被迫流窜”；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北渡不成而南窜”，但铁的事实却将他们的谶言呓语碾成齑粉。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刊物纷纷不加掩饰地评论道：共军“真是叱咤风云，想拿什么地方就拿什地方”；整个战局“不是拉锯而是推磨，从黄河到长江广大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大转盘”，“东西两战场由于这样一步一步的推磨兜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形成了‘中原多事之秋’，共军各部的配合是相当成功的”；“这多事的中原，由于刘伯承的进入豫北、豫南，陈康的出现豫西，从此恐怕愈加多事了。”
毛泽东挥师南下、经略中原的神来之举，同样使一向苦心孤诣助蒋内战的美国政府受到强烈的震动，刘邓大军甫渡黄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军事形势有利于共军”；“国民党军队兵力虽占优势，但战略的主动，则操在共产党手中”。为了帮助国民党挽回危局，美国主张蒋介石一定要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放弃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
在北线：
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20多万，收复县以上城市33座，把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地区内，为下一步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同一期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在平汉线发动攻势，举行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攻克河北重镇石家庄，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段，使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当时驻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打通了直接联系。接着又转移攻势，出击绥东、察南的国民党军队，截断了平绥铁路；留置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分及广大地方武装，先后攻占运城、临汾，使山西阎锡山部缩据在晋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区，完全处于守势。
战局的急速逆转，宣告了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战略上的失败。对此，蒋介石在1947年11月30日写的《本月反省录》中，有一段绝妙的自白：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北）、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虚“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唆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相呼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经过1947年7月以来的这番角逐，蒋介石在军事上从此一撅不振，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也随之江河日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与此相反，毛泽东作为善于驾驭战争规律的战略大家，以精湛的技艺和卓群的胆识，赢得了扭转战争全局的主动权。人民解放战争正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走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十二月会议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与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还在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泽东就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粥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么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小河村座落在靖边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围却是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在一个多月前，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几经辗转，曾在6月9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是一次十分艰险的转移。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队伍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6月16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关于军事计划，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打胡宗南。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毛泽东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他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教育了群众。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与蒋介石闹翻，与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他们在抗战时期还相信蒋介石，现在则与我共同抵制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
会上，他特别提出，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从干部降低起。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和“三三制”问题。他指出，“三三制”不变，但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12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45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己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野战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7月底8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勘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己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为了靠近西北野战军总部，便于商定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中央机关由在小河村时的“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于8月1日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经过19天的艰苦行军，于8月19日中午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
8月23日，毛泽东等离开梁家岔，转移到佳县的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9月21日，移驻佳县神泉堡。“九支队”在神泉堡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节。11月13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直到1948年3月21日离开陕北。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7个月，毛泽东在指挥全军作战的同时，依据革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全党全军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仅1947年10月上旬，就先后起草、修改、审定了如下重要文件：他修改并审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公布），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八10月10日公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14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10月10日，新华社又公布了由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在67条口号中，由毛泽东加写上的有15条。在“坏人悔过自新”后边，毛泽东又加了一句：“准许将功赎罪”。要求全军指战员对这67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同一天，新华社还公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一个《宣言》、两个《训令》的发表，使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感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真的来到了！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爆发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己完全成熟了。大约在3个月前，也就是1947年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勘平共匪总动员令》。3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10月10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让任粥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10月17日到10月30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一，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于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取了任粥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1933年由他自己亲自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粥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在第四条“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者”一句话后面，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衣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衣、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上述毛泽东新起草的一系列文件和经过调查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及对于所发现问题的思考，同样也是为12月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战争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商量决定，于11月14日率中央机关从神泉堡出发，向南转移，于11月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在这里住了4个月。
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40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是陕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河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群众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全村270多户人家中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其余200户人家中，除一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最大的地主是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干将杜幸明的家。杜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排十米孔的石砌大窑洞，管理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套三问相通的窑洞，周恩来、任粥时各住两个相通的窑洞，这样就把卧室、办公室、会议室分开了。这是他们转战8个月来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粥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泅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它是在12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粥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12月7日至24日，先用18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打歼灭战思想，“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官僚资本是在近20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12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12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报告还规定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12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12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25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在长时期没有解决。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而且我们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劝我们发公债券向地主购买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晋冀鲁豫与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就是主要得力于土地改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战争需要是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补充。
接着，他着重谈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本来不孤立，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内战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立也立不往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在农村中完全孤立。总之，内战时期的结果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在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要在抗战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又团结又斗争，坚决与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是，如果只有斗争而不与蒋介石合作，不停止没收土地改取减租减息、“三三制”等政策，则群众不能了解我们。抗日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吸引一些绅士到政府中来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在西安、太原、上海等地这样做还是需要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于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最后，他又谈了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曾就这个问题起草过一份文件，当时只在中央很少人中传阅。这次会上，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还作了说明。（也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英、美、苏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总的趋势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但不是大国妥协就要影响中国在国内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28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一个会，20年未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北伐时期，局面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大多，一直到长征，这是革命的最大难关，幸而渡过。抗日时期，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本投降，形势一直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不能还手的地位。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分心，对形势只能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出结论。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明朗了，我们的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孤立了，土改整党都上了轨道。因此我们这次会比今年7月小河村开的会有很大不同。
毛泽东在结论中着重地强调：“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八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②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肯定了的。2．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推翻地主阶级，这是不错的。我们要打垮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但不能用打蒋介石的力量去打千百万地主富农。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
12月26日，是毛泽东54岁生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泽东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2月会议”后，战争形势继续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全国各个战场上，除中原处于胶着状态外，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1947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又先后开展以诉苦（诉；日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解放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2月会议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粥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1948年上半年几个月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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