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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共“九月会议”的历史作用


                              王聚英


    1948年党的九月政治局会议,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历史证明,“九月会议”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全军的思想、组织建设发生了重大历史作用。今天,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之时,研究总结50年前党召开九月会议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
   党的九月会议是在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经过一年的作战,共歼敌152万人。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我军节节胜利,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这就大大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并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当时为建屏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合并,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形成了反蒋斗争的第二战线,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人民革命战争已胜利在望。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也是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极为简陋的中央机关饭堂举行。在举行正式会议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粥时、彭真、董必武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邓颖超、廖承志、聂荣臻、膝代远、陈毅、饶漱石、曾山、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叶剑英、刘澜涛、张鼎丞、贺龙等14人;还有重要工作人员胡耀邦、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等10人,共计31人。其中包括华东、华北、中原、西北各解放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经济统一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着重分析了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以来的伟大战绩,规定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会议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农村转到城市”和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会后由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为此,会议要求各解放区尽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地方财经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供应等。这样,九月会议为确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促进革命胜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问。
      二、制定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
      九月会议全面分析了军事战线上胜利发展的形势。九月会议前夕,战争局势和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数量与质量已大大提高,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已具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而国民党军队兵力大为减弱,更加陷入被动,虽然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但在战略上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割为五个孤立集团,被迫实行所谓“重点防御”。战局及敌我力量对比表明,全国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能否把握战机,敢不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就成了战略决策上的关键问题。
    党中央综观战争全局,为了实现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在九月会议上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即在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干长江以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争取五年胜利,首先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他还说: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各战场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刘少奇指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的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在战争中打大城市,即真正的带决定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有利的。这就是攻城打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现在看来,在豫东战役中,粟裕同志就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朱德在讲话中断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在徐州进行具有最大的可能。为此,党中央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放在东北战场。
    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济南战役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减。……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英明预见已如期实现。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与进行战略决战的需要,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将全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现时分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全军各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通令,很快实现了统编任务,使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上个更为统一的整体,正规化程度大为提高。随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淮海和平津战役。
    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它们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完全证明党中央在九月会议制定的进行战略决战部署的英明正确。
    三、规定了加强纪律性与健全党委制度的措施
    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已拥有1.6亿人口。共产党员已增加到300万人,并将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执政党。在这新的形势下,为了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和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统一党的领导,就有头等重要的决定意义。
    九月会议讨论研究了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加强组织纪律性等党和军队的建设问题,并提出坚决反对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会议分析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表现。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主要表现为:“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损害,极为巨大。”
    为克服当时存在的无纪律状态,教育干部深刻理解加强纪律性的重要性,党中央曾在1948年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党加强组织纪律性。九月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当时情况,进一步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为了实现党的战略任务和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九月会议就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为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的报告,在会议的总结中,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了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伟大号召:“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周恩来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这些为加强军队纪律性是有力的组织措施。
    任粥时在发言中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指出:“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需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煮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纪律性的同时,九月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作了研究。会后,党中央于9月20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先有临机处置之权。”为此,九月会议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规定:对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同时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必须改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必须建立定期的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以便不犯或少犯错误。这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在思想上、组织上起了重要保证作用。九月会议前后,党中央所规定的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是我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发展。我军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九月会议精神,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全党全军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形势下,及时有效地清除内部思想上的障碍,克服了各种错误倾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地去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四、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重要思想
    九月会议是在全国胜利的建国前夕召开的。为了迎接革命胜利,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进行了思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勾画出了一幅大致成熟的蓝图。同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会议对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的论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她的。”为此,“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是要开一次,今年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临时再定,其性质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
    关于政权的制度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会议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关于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基本经济政策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主要途径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全面论述;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其成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国内主要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又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毛主席插话:“这就是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最后还要严格他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要防止在新情况下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综上所述,党的九月会议为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为组织进行伟大的战略决战,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更好地团结战斗,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大的保证作用,因此,九月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稿件来源: 西柏坡研究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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