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1949年2月7日，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说，中央决定3月5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希望中央委员尽可能多的到会。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弼时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2月12日，我约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备由汪东兴安排。
3月1日，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经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稼祥和富春等同志，自延安分手以来，我只是在新闻纪录片“东北民主”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令人兴奋。大家谈到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这一天，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专门准备了4门高射炮，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
3月5日上午，我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3时，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11人。会议把主席起草的决议草稿和我们收集并经刘少奇同志核定的《政策汇编》印发给同志们。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主席着重讲了九个问题。第一，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第二，战斗意志不可松懈；第三，今后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第四，城市斗争中依靠谁？工人阶级；第五，南北方条件不同，任务也不同；第六，关于经济，需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七，外交政策，现在不急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第八，必须同党外人士合作；第九，全党同志不要骄傲。
关于党旗上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时有时无的问题是这样的。开会以前，我们讨论过，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地衬金色镰刀斧头，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开会时就这样布置的。会议期间，大家议论，共产国际的旗帜是镰刀斧头，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不太合适，所以后来就不用有字的了。因此，中央领导讲话时的照片一部分党旗上有字，一部分无字。毛主席讲话时无字的照片，应该是主席作结论时照的。
会场是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等布置的，最初挂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3月5日那天，毛主席一看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关于王明两次发言的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中全会以来的报告里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第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第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战术指示。”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地代表纷纷就各地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和相互的批评检讨。
3月7日，邓子恢、邓小平、张鼎丞、李富春等发言后，王明开始发言，他从三皇到五帝说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内容空泛，离题万里。对自己的错误避而不谈或轻轻放过。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驴，慢慢地跟毛走。”并曲解毛泽东讲话原意，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因王明的发言不诚恳，态度不明确，大家对他的发言极为不满，不少同志起来发言批评他。3月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在发言时说：王明没有从自我批评出发，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的路线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教条主义的，不是从理论与实践出发；似乎自己总是正确的，犯的错误都是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造成的。他本人的发言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自己也没有诚意，没有进步的表现。陈伯达说，王明的发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是个人主义。用许多中国农民战争的例子来类比毛泽东，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
因为王明的发言不能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王明不得不在12日作了第二次发言。但是，王明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企图抵赖，说自己的发言只是吹、拍、骗。还对其他同志的质问和批评反唇相讥，甚至挑拨离间。王明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要求王明坦白地指出自己的品质问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原定12日结束会议，但因为王明的问题，全会不得不延续到第二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弼时表明了对王明的态度，他说，党对王明的态度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谈到王明路线的错误问题，他说：昨日下午最后发言较好，但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问题是完整的路线问题，“左”右均有。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承认的，王明是两次路线的总司令，是代表人物。十年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变为右倾。我们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关于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认为是不妥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配市场的嫌疑。
其实，关于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东曾经提议让他给中央写一个东西，但王明没有答应。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并征求王明的意见，王明同意给中央写一个书面材料，期限是一个月。但王明并没有像他在会上答应的那样，一直借故推脱。到1949年11月杨尚昆同志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要，他才在11月7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期间的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的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李葆华：整个会场简洁朴素，既无麦克风，也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全党的中央会议开了八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的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建国做了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那时的座位没有固定的位置，来的早了靠前，晚了靠后，还有自己带本宿舍的躺椅开会的，散会后再带回宿舍使用。我和陈毅曾坐在靠窗户边，记录员曾三、师哲、伍云甫和廖鲁言。这个会极其重要，为建立新中国及今后的工作任务、党员干部问题做了规定。会议期间全体委员还参加了在夹峪村举办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汪东兴：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是在西柏坡一个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平房里召开的，当年它是中央机关食堂。开会时由我、李树槐等四位同志值勤，来回巡视走动，负责会场的安全。走进会场，北墙酱紫色幕布上挂着的两面党旗上面绣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两幅挂像。东西两侧墙各悬挂四面党旗。幕布的顶端有两面锦旗，书写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正中央的主席台上铺着花毛毯、桌上一个笔架，两只蘸水笔。主席台两旁各有一张铺白布的记录桌，前边是两排双人沙发，后边有茶几、长条背椅、木椅，高低不一。南墙上是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敌我形势图，截至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
苏河清：（当年的摄影师，2001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苏河清》剧组来到西柏坡，苏老现场回忆了当年拍摄新闻电影的往事）
1949年3月,因为刚开春,北方的天气还很冷。当时我正在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队长汪洋派我和韩建文、韩德富两位助手到西柏坡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当时只知道任务较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那么高级的一次会议。接受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当时的路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好，乡间小土路，坑坑洼洼的。那时我们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出发了。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后才知道是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服务，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他们，害怕的是完不成任务。
当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我们用着一台法国机子，是手摇式的。机子就用三角架固定在会址门前这个位置，门口挂着一块白布，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代表们依次而入。那时还有这样一个小花絮，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是只顾看摄像机，而忘记门在什么地方，走过了门口很远了才又返了回来。当时的会场没有这么整齐，场内没有这么多凳子、椅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没有座位签，谁先来谁就坐在主席台前边。毛主席在主席台上讲话，讲完了就坐在主席台右边。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机子，一拍就能完事。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开个口子，把机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楚。我们在西柏坡拍摄了两天，即3月5日、6日。
当时,我是从镜头里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等几乎所有的开国元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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